放下武器-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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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先扒房，进篷帐，支好灶，再给粮，拆迁户安置得很好；工业区进展一帆风顺，各项建设正在高速的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送走了记者，工商局凌局长抢在前面要找黄以恒，吴成业说他先来的，就不答应凌局长先汇报，两个人在县委办吵得不可开交。黄以恒叫宣中阳让他们两个一起进来，都是为五八十工程的事。
凌局长说，由于拆迁范围太大，这个月工商税减收六十多万，而一些没有拆迁的工商户也赖着不交工商税，说拆迁影响了他们生意，收税的工商管理人员有好几个被打伤了，他气愤地说：“这些人简直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暴徒，我请求县公安局派警察帮助我们镇压。”黄以恒说：“你怎么能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暴徒呢，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让人民群众充分理解五八十工程，要让人民群众自觉地支持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凌局长火上浇油说：“除非你把他们都提拨为科局长，直接归你指挥了，他们才能服从大局。你不派警察，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下个月工商税要减少八十万，我已经做好了下台的准备，不过你要是撤了我的话，只会越收越少。”黄以恒坐在那里不支声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凌局长，我知道你们工作很辛苦，但是为了合安的改革发展，我们只能这样了，工作慢慢做。我将抽出时间来跟你一起下去收税，另外再让县电视台、电台、报纸加大对五八十工程的宣传力度，但绝对不能抓人。”
坐在一旁冷场了好半天的吴成业插话说：“前些年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的时候，你不是让公安局抓人了吗？我今天也是来申请派公安协助我们抓人的。”
黄以恒说：“老吴呀，你是一个老知识分子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次天安门事件后，还能轻易出动警察吗？你这不是存心想让我县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毁在我手里吗？”
吴成业眼镜摔裂了，他从碎裂的镜片里看到的黄以恒也是一种分裂的形象，于是就说：“反正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已经将我的眼镜打碎了，下一步他们就准备将我的骨头打碎，如果你再不派警察加强力量，我只好先申请你赔我眼镜，然后再赔我骨头。”黄以恒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老郑？”吴成业说：“郑天良现在是副县长，不是酱菜厂厂长，也不是马坝乡乡长，局面失控了，我当然向你求救，老郑是无权调动公安的。”黄以恒说：“你先回去，我马上跟老郑商量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无论如何，月底，一年要将道路让出来！”
凌局长和吴成业还没走，财政局李局长进来了，他一进来就喊道，财政上已经分文没有了，都用去“三通一平”了，老干部的医药费，还有下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的县太爷！吴成业临走前丢下了一句话：“羊不吃草，想吃树叶，它爬到树梢上后，才知道要付出代价。”
黄以恒还没弄懂这话的意思，吴成业已经走了，凌局长李局长更是一头雾水，他们的理解能力局限在人民币的图案的设计上，这与他们的职业有关。
郑天良身上有许多农民的习性和乡村兽医的拙朴，他习惯于在一条直线上思考问题，又喜欢在一条直线上解决问题，他一直活在一个平面中，他生活在乡村土地上，土地的一览无余成为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性质。所以，他在当官十几年后，还是那般容易让人一眼看透，就像一桶透明的水。比如说在反对黄以恒的租赁承包合和厂这件事上，人们就一眼看出了他对合和厂的个人情感，而且捍卫得毫不含蓄，捍卫得理屈词穷，这就是他的直线思维的必然结果。
黄以恒找来了郑天良，他在沙发上坐定后，黄以恒照例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张沙发上，以保持永远平起平坐的格局。郑天良却照例表现出对五八十工程的异议，他说：“五条大街一起建，影响到近一百多家工商户，四百多户居民，十一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税收大幅度减少，县财政眼看就要断炊，钱，钱从哪里来？我早就跟你提醒过，但你是一把手，就是不想对我的善意发扬一下民主。工业区现在是四面楚歌，有三个工程三个月开不出建筑费，工地的工人们要到县政府食堂吃饭，这些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钱怎么办？自来水厂说管线的钱不到位，马上就要停水，他们已经顶不住了。你想过没有，我们县三十八万老百姓现在每人要背上八千块钱的建设债务，而现在每人年均收入只有六百多块钱，如果让他们还清这些建设债务，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不娶老婆，全县老百姓要还十二年。你这不是大跃进那一套又是什么？”
黄以恒静静听郑天良将牢骚发完，然后问他一句：“你讲完了？”
郑天良说：“我当然没讲完，但这些就够了。”
黄以恒照例先给他递去一支烟，又点上火：“终于轮到我能说话了”，他永远是举重若轻地说：“关于五八十工程的事，现在再说是毫无必要的。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资金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由我来解决，而工业区的建设，你去解决，这是分工，也是职责。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去做一下合和酱菜厂的工作，让工人们立即撤出工厂，全和厂在马坝的新厂房我已经看过了，比现在的合和厂气派得多。我觉得这个厂的职工是会听你指挥的，再说啤酒厂的建设也是你负责的。老吴的眼镜都被工人们打碎了，这还像话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保持一致，也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矛盾，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马上我还要去省里跑资金。这事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郑天良说：“工作我可以去做，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我答应不了。”
黄以恒说：“条件你可以代表县政府跟他们谈，我们人民政府不要忌讳人民向政府提条件，只要撤出工厂，什么都可以谈，就像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一样，原则立场是不能让步的。”
县委政府的车全都出去跑项目和资金去了，郑天良的外交能力是肯定不行的，这几乎已成了共识，所以就让他坐镇合安负责工程建设。郑天良答应立即去合和厂工地现场，郑天良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当他牢骚发完，份内的工作是从来不马虎的。没车了，郑天良说他骑自行车去，黄以恒说这不行，他让自己的司机沈一飞用桑塔纳送郑天良去现场。县里只有黄以恒一个人有桑塔纳专车，其他人都是从两办调车，车子都是“伏尔加”、“拉达”这一类老爷车。开专车的沈一飞地位比其他驾驶员自然要高出许多，也应了天子脚下五品官的老话。沈一飞穿戴整齐，雪白的衬衫领口常常挂着一根领带。
郑天良坐在沈一飞的车里，看到他脸上傲慢的神情很不舒服，他想要是其他人搭他的车还不知是什么脸色，他总觉得沈一飞的这种情绪主要出在领带上，因此从不穿西装的郑天良对沈一飞的领带耿耿于怀。
车窗外，尘烟滚滚，打桩机和推土机惊天动地地在吼叫着，只有啤酒厂那一块一片沉寂，天空由此被分割成清浊对比的两块。进入工业区，道路越来越难，路面被挖得坑坑洼洼，在距离合和酱菜厂和啤酒厂工地还有一华里的地方，沈一飞将车停下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郑县长，前面路不好开了，你自己走过去吧！”
郑天良非常恼火，这不等于是将他逐出车外嘛，他压抑住情绪说：“我本来是打算骑自行车来的，可黄书记非要用车送，你得给我送到底。”
沈一飞从手上褪下了类似于伪军戴的白手套，面无表情地说：“郑县长，我马上要送黄书记去省城，晚了就赶不上了，关键是车底盘太低，如果碰坏了，就会误了大事。”
郑天良本来想说难道我去工地就是小事吗，但他忍住了，他下了车后自己冒着灰烟像穿行在一个找不到敌人却大肆轰炸的战场。他不想跟沈一飞计较，他认为这是奴才跟了主子后的一种典型的狗仗人势的张狂。黄以恒的司机将他扔在半路上，回去看来还得搭工地拉水泥的车。最初他还以为黄以恒的车要一直等他下班，这一厢情愿的提前幻灭让他心里很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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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酱菜厂大门口，几百工人正手里拿着砖头、扛着菜坛子与城建局和啤酒厂工地的工人们对峙在那里，一副誓与工厂共存亡的架势。
吴成业见郑天良来了后，就拉住他的袖子说：“你得赔我眼镜，你们的工人将我眼镜砸碎了。”
郑天良甩开吴成业的胳膊说：“你今天是为宏光大道来的，还是为眼镜来的？”
吴成业反唇相讥说：“我是坚决反对五条大道这假大空左倾冒进工程的，你的弯子转得比我快多了，该提拔了。”
郑天良向吴成业翻了一个白眼：“这是什么地方，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他本来想讲一句你真该当一辈子反革命，可时间地点不适合，他就不说了。
工人们见郑天良来了，就高声喊叫起来：“郑县长，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呀！”
一些人上来拉着郑天良说：“郑县长，关掉合和厂，不得人心呀，这是存心跟你过不去呀，我们工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郑天良听到这话，心里一酸，他没想到工人们居然比他看得还要透彻，但他在这种场合，他不能火上浇油。他在问厂长于江海在哪里，工人们说于江海在县城澡堂子里做推拿，他的腰扭了，大概过一会就要回来，工人们也在等他回来决定是不是将推土机烧掉，以绝后患。郑天良说：“简直乱弹琴，这时候还有什么心思去洗澡推拿。”
正说着，于江海骑着摩托车从烟尘滚滚中冲了过来，他的头发上沾满了灰尘。见到郑天良连忙跳下车来：“郑县长，你也来了，我正想找你呢？”
郑天良说：“我看你动作灵敏得很，腰怎么在这时候扭了？”
于江海说：“不就是躲吗？你看这场面，我哪能对付得了。”
郑天良将所有职工全都集中到院子里，准备做思想工作并与他们就有关条件进行对话。酱菜厂院子里一片狼藉，几十个一人高的菜坛子站在各个角落像永远也平不了反的反革命，空洞的大口仰天长啸，坛口上落满了灰尘，一些过去的菜汁粘在坛口上流露出死不瞑目的印记。
郑天良站在一口倒扣在地的小菜坛子上，他顶着初冬的风声，大声地说：“同志们，乡亲们，合和厂不是关闭，而是易地发展，我们的‘合和’商标是经过国家工商局注册的，目前只是租赁给‘全和’厂使用，我们用知名品牌帮助马坝乡发展蔬菜加工的产业规模化，乡镇企业重心下移，乡镇企业向民间个体经营转移，这是县里统一的战略布署，是从全县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制定的政策。另外，县工业区要建大企业，要发展支柱性工业，所以合和厂的搬迁也是为了服从于全县五八十工程建设的大局。”
郑天良的声音有百分之二十在风中被损耗了，但工人们总算听懂了郑县长的意思，他们看郑天良对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厂突然关闭没有丝毫的意见，也感到意外。既然郑县长都同意关了这个厂，再想挽救这个厂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但工人们提出了又一个要求，即工业区大量招工，他们要求转城镇户口进国营工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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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感到不好办，他说：“如果工人的家在工业区内的王庙村，按规定是可以转城镇户口和招工的，但家不在王庙村的，就不能照顾了。进全和厂也一样是当工人，如果全和厂侵犯了你们的利益，县政府会出面维护你们利益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工人们不同意，他们在下面喊起了口号：“我们要做国营厂的工人，我们不做个体户的雇工！”
场面一片混乱，有人开始冲击围墙外的推土机和挖掘机，他们手里拿着报纸，掏出了打火机，少数情绪化的职工喊出了“点火烧机器”的呐喊。
郑天良急了，他的头发在风中也乱了，他站在坛子上大声地喊道：“乡亲们，同志们，我们有话坐下来谈，千万不能干出违法的事情来，我求求你们了。”郑天良以他朴素的思维理解着这件事，真的点火烧起来，他就讲不清了，人们甚至会说这是郑天良煽动策划的，到时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时候，于江海在郑天良的指挥下到门外将工人们一一劝回工厂的院子里，然后他用一把大铁锁将门反锁上。
于江海跳上坛子，大声地说：“同志们，这件事已经有了转机，县里同意了我们的部分要求，县委县政府答应，合和厂家在工业区王庙村的工人全部招工进国营厂，不在王庙村的工人，由于为全县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县里特批三十五岁以下的工人一律农转非，招工进国营厂。这样我们非工业区的工人将有八十七人转国营职工。”
下面一片欢呼，郑天良脸色煞白。
工人们散去后，郑天良在厂长办公室里狠狠地训斥于江海：“这是谁让你这样乱宣布的？”
于江海不以为然地说：“县里决定的。”
郑天良发现这个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厂长，居然对自己说话还遮遮掩掩，就更加恼火：“县里决定的，我怎么不知道？县里决定的，你为什么不向我先汇报？”
于江海不支声，任凭郑天良咆哮怒吼，就是不说县里谁决定的，也不说为什么不向郑天良汇报的事。吴成业说：“老郑呀，你为什么要逼小于呢，他长的脑袋才有几两重？我早就说过，你是一个优秀的乡村兽医。”吴成业说话始终只说半句。
郑天良当然知道他被黄以恒耍了。黄以恒让他代表县政府跟工人谈判，但却又不给他开出底价，用一句似是而非的“什么都可以谈”来捉弄他，而他在没有黄以恒表态前，实际上是“什么都不可以谈”，谈了也没用。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他居然将着埔丫苛粮擞诮＃谡飧鍪录校嗽斐傻母芯跏牵虾统У那巴居诮K盗硕寄芩悖褪侵L炝妓盗瞬凰恪？br》
还有那个可恶的司机沈一飞。郑天良准备找黄以恒摊牌。
黄以恒从省城回来后，主动找到了郑天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