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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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天良看着黄以恒的这种态度，有一种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感觉，心里很是窝囊，但他此刻不能表现出真实的痛苦和失望，于是他就掉转话题想说一点私事：“黄市长，钱萍和建群还好吧，建群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孩子，前些天来合安还给我带了两条烟，给周玉英带了‘太太口服液’，周玉英都舍不得喝。”
　　黄以恒先是一愣，既而又迅速地平静下来，说：“这是应该的，晚辈尊重长辈，天经地义。这孩子学历太低了，还需要深造，我看他干信贷部主任完全是滥宇充数。”
　　郑天良说：“建群聪明，能力强，拿个学历不成问题，很有发展前途，”他迟疑了一下，“我家清扬不想在县里干，她想调到市里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投石问路的试探由于缺少掩饰使郑天良心里被一根针一样的东西刺了一下，但他对针刺的感觉已经不再强烈了，他现在只对刀有些畏惧。
　　黄以恒说：“我看可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市里的发展空间毕竟比县里要大些，清扬这孩子上进心还是很强的。”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激动，他觉得钱萍不可能不跟他提建群与清扬的关系，黄以恒的这种表态，无疑是对两个孩子发展关系的肯定和认同。只是老不管少事，所以他们两个当父亲的才用地下党接头暗语的方式在谈论这件事。郑天良的积极和主动不只是对儿女婚姻的一种态度，而是对黄以恒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他希望黄以恒能理解这一点，他相信黄以恒已经完全听懂了。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清扬对建群不感兴趣，如果黄以恒知道这一点，这是有伤黄以恒面子的，所以他表现出的主动还包含着两个家长在这件事上尊严的平衡。因此，郑天良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女儿调到市里去，黄以恒没有说清扬调动由他来办，可能正是出于一种保持不失尊严的应有的矜持。郑天良能理解这一点。
　　在他们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郑天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黄市长，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明年我就五十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切就只能靠老天帮忙了。”
　　黄以恒看着郑天良有些忧郁而无奈的表情，就像面对着一个冬天在寻找一件棉袄的贫农，于是他对贫农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一是要有真才实学，二是要有机遇。许多年前我就说过，你老郑的能力明摆在那里，为合安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也是人所皆知的，只是机遇没跟上。五十岁并不一定就是终点，关键看有没有机遇。”
　　黄以恒的话虽然有些模棱两可，但还是给了郑天良绝处逢生的希望，给了他悬崖边上一根粗壮结实的绳子。郑天良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必要再死要面子而不要裤子了，他给黄以恒点上烟：“黄市长，你是知道的，我不过是一个乡村兽医干上来的，身上的农民习性太重，以前对你黄市长也有过一些不恭，虽然不是出于恶意，但毕竟是冒犯过你的，好在我们两家关系一直都是亲戚一样走动的，我也从来没有背后对你做过什么动作，如果你能清楚这一点，即使你在当上市委书记后不给我动一动位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我没有后台，要有后台，也只能是你了。”
　　郑天良等于已经是公然地伸手要官了，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有些发烧，但他用一种意志控制住自己慢慢滋生出来的羞耻感，于是他端起茶杯猛喝一气，所有耻辱和仓惶就随茶叶汁一起咽进了肚子里，还带着茶叶的清香。
　　黄以恒看到了郑天良鼻尖上冒出来的一层细汗，他喊来服务员说：“太热了，将空调温度打低一点。郑县长比我胖，出的汗就是比我多。”服务员调低温度后走了，郑天良说：“好多了，好多了，我主要是不能喝酒，晚上喝了几杯酒，就容易出汗。”
　　黄以恒等郑天良坐稳后，就有些推心置腹地说：“老郑呀，有些事我本不该跟你说，但我今天也多喝了两杯，就违反组织原则给你透露一些信息。你的问题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提过不止一次，我曾经提议你到兴安县任县长，但市委内部的意见不统一，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能再多说了，我相信你到这个年龄应该明白了，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除了政治素质之外，最主要的能力是协调能力，对上对下以及相关部门协调不好，就没法开展工作，所以说协调能力也就是工作能力，如果你是一个杀猪的，把猪能捅死，这就够了，但你是县长，只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干活是远远不够的。”
　　郑天良听得连连点头，他说：“黄市长批评得很对，我这个人农民出身，只会冲呀杀的，从来不讲究协调，有时候还很固执，得罪了不少人，只有你黄市长最了解我是没有坏心的。”
　　黄以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年春节在我家吃饭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知已知彼，有些分歧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丝毫不影响我们私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两家的关系。没有哪一件事，我不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的，就是那年王桥集实验区出的那些事，我也是跟市委争执了好多次的，而且在县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你不要为我们以前的工作分歧耿耿于怀，更不能往其他方面去想。另外我还要纠正你一点，即我不是市委书记，也不是你的后台。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是要讲一点原则的，没有原则是要犯错误的。”
　　郑天良感到黄以恒的话确实很交心，指出了自己的缺点，甚至透露了一些内部的秘密，但事后一想，那又算什么秘密呢，放在桌面上讲也是没什么出格的地方的，而且黄以恒断然否定了后台一说，等于是否定了他会为他在五十岁时扶正而出最后一把力，一切都在原则下进行谈话，所以这个谈话也是可以放在办公室里进行的。
　　尽管如此，郑天良要做的事是先把女儿郑清扬调到市里去。
　　郑天良告别黄以恒的时候，黄以恒将他送到了楼梯口，两人紧紧握手。
　　赵全福的本田车停在宾馆外面，郑天良一出宾馆大门，赵全福就上来扶住郑天良的胳膊：“老板，上车吧！”
　　郑天良没有立即上车，他向四周看了看，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些卖小吃的大排档的摊子在夏夜里苦苦等待着下一个客人，这些孤独的摊子像妓女一样寻求谋生的出路。
　　确信无一个熟识的人，他才敏捷地钻进车子里。
　　车到红磨坊后，两人直奔三楼的桑拿房里间的豪华的按摩间，茶已经提前泡好了，郑天良无心喝茶，他想撒尿，在撒完尿后，他坐下来与赵全福一起抽烟。赵全福问：“老板，你跟黄市长谈得怎么样？”
　　郑天良说：“回迁的事问题不大，但要等工业区下一步改革方案出台后统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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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全福说：“合和并不打算在工业区落户，我想在东门城外单独买一块地盖厂房。”
　　郑天良说：“这件事你不要急，目前我还说不上话，等到黄市长当书记了，一切就好办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尽力的。”
　　赵全福说：“老板，你真是我们的大救星，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郑天良说：“你去市里活动活动，给我在市政部门搞一个调动名额来，要正式工身份，能不能办到？
　　赵全福笑了起来：“我以为有多大事，调一个人又不是杀一个人，我在一个月内给你把调令开来，要调的这个人是谁？”
　　郑天良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开调令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这个身份不好到市里去为一个普通的调动再去卖面子了，所以请你帮个忙。你打算怎么调动？”
　　赵全福说：“老板，这种小事你当然不要出面了，你帮我们办大事，迁厂买地，我帮你办小事。怎么调动太简单了，三五万肯定能搞定，要是关节太多，大不了十万块钱。”
　　郑天良说：“你这不是搞行贿受贿了吗？”
　　赵全福说：“老板，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怎么能叫行贿受贿，这叫互相帮助交朋友，你说我们这些人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吃喝玩乐一年花不了十几万，多挣钱不就是为了多交一些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郑天良被赵全福一开导，也就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于是就说：“反正你给我抓紧办了。今天我开了一下午会，晚上又喝了不少酒，跟黄市长磨嘴皮子磨了两个多小时，我回去休息了。”
　　赵全福说：“洗个澡再回去。”
　　郑天良抓起手提包要走：“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想腐蚀我呀？想抓住我把柄是不是？”
　　赵全福将郑天良拉住又坐下来：“我只是让你洗一个澡，没有任何意思。也不会安排任何人给你按摩，我也是共产党员，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上次我就说过了，反正我这里没小姐，也没什么其他服务，除了一楼餐厅外，二三楼从来不对外开放。”
　　说着赵全福就一个人走了，留下郑天良关在屋里。
　　屋内只剩下空调器里流淌出的扫地一样的声音，含糊而暧昧的灯光暗示了这个空间胡作非为的合理性与安全性。此时，郑天良被一种巨大的孤寂包围着，他感到自己活得太累了，黄以恒似是而非的态度以及他出卖了全部尊严的举止言谈像钉在他骨头里的钢钉，五十年梦游一样的岁月使他面对自己就像面对一个空洞的鸡蛋壳，这个炎热的天气里他身心疲惫情绪被捂在一床棉被里窒息，他想摔碎一点什么，但眼前都是别人的东西，于是他只好将烟头死死按灭在烟缸里，烟头如同一个十恶不赦的敌人。
　　郑天良非常马虎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在伪装被剥尽后，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敌意，毛孔里流淌着汗水和欲望，臃肿的肚子里装满了酒肉和形形色色的动机。于是，他迅速跳进水池里，让滚热的水和雾气掩盖起身体的真相，然后他在自欺欺人中怀念乡下的水稻和母亲留在这个世界里的最后一个痛苦的造型，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没娘的孩子。
　　桑拿间里蒸去的只是能量，而不是毒素，玻璃钢罩是一个透明的棺材，他在棺材里安排自己的四肢。
　　洗好后，他躺在沙发上接受空调的抚摸和安慰，他想离开，但他的腿脚并不听从大脑的指挥，大脑是领导，腿脚是群众，这是一种典型的下级不服从上级的表现。
　　那个让郑天良第一次领略到掠夺与征服意志的少女王月玲终于出现了。她还是第一次进来时的装束，身上所有衣服都是象征性的，就像一个苹果上贴了一个激光仿伪标签一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先生，您好，我来为你服务。”
　　郑天良和王月玲都感到很放松，他们没有丝毫的陌生与紧张，郑天良轻轻地将王月玲拉进自己的怀里，极轻松地剥去了王月玲粉红色睡衣，他的手在少女的身上紧张地忙碌了起来，王月玲以最快的速度在郑天良的怀里贪婪地呻吟了起来，郑天良被这呻吟声激怒了，他站起来将王月玲抱到按摩床上。
　　当郑天良心满意足地从王月玲身上下来的时候，他的眼前浮现出了自己的女儿郑清扬的影子，一种被击穿了的感觉让他浑身痉挛。他用声嘶力竭的声音吼道：“快，快穿上衣服。”
　　王月玲像在手术台上被突然中止了麻药一样地惊恐万状，她嗫嚅着将衣服套上，然后瑟瑟发抖地看着郑天良。郑天良示意王月玲坐下来，王月玲小心谨慎地坐在郑天良身边，她颤抖着说：“先生，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郑天良已经穿好衣服和皮鞋，他点上香烟，扭曲的脸在烟雾的后面破碎。
　　郑天良跟王月玲保持一段距离，问：“你今年多大了？家在哪里？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
　　王月玲小声地说，“二十一岁，家在湖南，爸爸开石头被炸死了，妈妈有风湿病，弟弟妹妹上学没钱。我是赵总从长沙带过来打工的。”
　　郑天良发现这个王月玲比自己的女儿清扬还小一岁。他咬了咬牙，将包里的四百块钱，掏出来全都给了她。王月玲说：“谢谢先生，我有工资，赵总不许我收先生的钱。”
　　郑天良说：“你拿着，不要对赵总说就是了。”
　　王月玲吃惊地看着郑天良，忽然说了一句：“先生，您穿上衣服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你。”
　　郑天良说：“你不要乱说，我从来没上过电视。”
　　王月玲有些兴奋了：“真的，我在《合安新闻》上看到的就是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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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天良说：“你看错了，以后不允许再干这种事了，知道吗？”
　　王月玲点点头说：“赵总说这是我的工作。”
　　离开红磨坊，赵全福送郑天良回家，郑天良对赵全福说：“老赵，我可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再让王月玲做这种事，就不要怪我跟你过不去了。”
　　赵全福说：“老板，我知道你不会做那种事，但我的客人需要呀，没办法。你要是不让她做服务员，我就让她换一个工作。我听你的”
　　郑天良说：“你在县城不是有一个仓库吗，让她在你的仓库当保管员怎么样？”
　　赵全福说：“老板怜香惜玉，真是大恩大德之人。你看要不要在县城给她买一套房子？”
　　郑天良说：“这就不是我的事了，随你的便。你付出一套房子都不能偿还对人家的伤害。”
　　20
　　车子在县政府大院里划了一个弧线，停在郑天良家门口，在郑天良掏出钥匙开门的同时，赵全福又塞给郑天良两条烟。
　　夜已经很深了，县城沦陷在梦中，梦中的人们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
　　这一年夏天天热得有些过分，县城道路两边的树从早到晚卷着叶子以保存维持生命的最后的水份，一些进城的驴车咕吱咕吱地从大街上辗过，大街上就留下苍白的车印和一缕浅浅的灰烟，驴的舌头吐出来拖在夏天的阳光下，喘息声粗重而焦渴，驴消极怠工，主人于是从车后舀一瓢水给驴喝。中午时分，大街上已没有行人，商铺的主人们有的坐在吊扇下喝茶抽烟，光膀子搭一条毛巾不断地抹汗，有的就趴在柜台上睡觉了，他们的嘴里情不自禁地流出了一串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