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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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的这次“轮岗”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也就有了史无前例的搬家，谁也说不清轮岗的重大意义在哪里，因此谁也说不清楚搬家有何作用。但“搬家”，对于中国人而讲绝对是一次最好的心理流露。
没有多余的空房，所以这次搬家必须像一次“多米诺骨牌”，冯剑明第一个搬出来，接下的人才能蚂蚁串线一样依次折腾起来。穿着黄背心的“搬家公司”小工与拿着相机、录音笔的记者们在阴冷的走廊上神出鬼没，身形诡异。
杨一民原来在技术部当头头，人多必然势众，而且谁都知道杨一民现在红透半边天，高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冯剑明刚搬出来便有人抢身而进，把地板擦得锃亮让杨主任进场。郎效家继续他千年不变的凝重脸色，抱着一大摞卷案寻找去处——那堆纸是老郎的心血，甲A联赛的历史就在这里面，中超联赛的蓝图也在这里面。老郎是足协干才，抱着那些纸的他就像一个“君子固穷”的秀才抱着无人理会的诗作，很彷徨、也很自尊。
除了外事部、财务部，足协各部门几乎都在搬。旧秩序不打乱，新秩序无法建立。“裁委办”要搬、开发部要搬、综合部也要搬。碰见据说已被阎世铎架空调入女子部的张健强，他笑得意味深长的说：“这证明老阎重视女足工作……”秦小宝则率众搬到二楼，有人说二楼太“阴”。她答：“就是要阴，以阴治阴”，忽然有个说法，王俊生与冯剑明那一朝向房子不好，“阴森得碜人，俊生就是在那里得的病”……听者频频点头。
看到刚刚被女记者弹劾下课的李晓光时，本想来一次宽慰性质的握手，但发现他穿了一件大红色体恤，脸上挂着外面带来的阳光，就想起他仍是技术部主任，一个保留了正处级待遇的人还犯不上有沧桑感。近来对于晓光的说法很多，有“化险为夷”式的，有“平稳过关”式的，有一点很肯定，阎世铎要求他协助朱和元熟悉工作直到今年6月，也就是小组赛打完。米卢很伟大，女记者更伟大。
然后就听到一阵领导者通常具备的爽朗笑声，高大的阎世铎陪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那人，一脸的精明干练。阎世铎像以往一样对记者露出开明的笑容，眼神里却透着警惕。中年人级虽显然高过阎世铎，因为他总走在前面，阎世铎则在侧后方以最适宜的距离频频引见介绍，人们当然要露出可爱的笑容与中年人握手，我们听到：“段局长好”。
中年人就是段世杰副局长，传说中将代替聂伟民担任中国足协主席的人物。这不仅是“搬家”的一天，也是“轮岗”的一天，重要的一天来了重要的人物。
我的大脑还来不及把“段局长”与其它某些重要事件划上等号，就必须走开了。一方面是因为想起阎主席曾严厉批评新闻办让记者在走廊乱窜，另一方面是因为米卢要来见新任“国家队办公室”主任朱和元，重新商定国家队大名单，包括招不招进与米卢梁子很深的孙继海。
朱和元屋里堆满待搬的东西，很凌乱，但他本人仍然是满头头发一丝不苟，仍然是很节制的说话方式，这两点，正是极重言谈仪表的阎世铎欣赏的，朱和元当年在“健力宝危机”时单枪匹马前往巴西，快刀斩乱麻之势摆平了复杂局面，后来一个人撑起举步维艰的女足超级联赛，以阎的用人方式，他不大可能不成为“红人”。朱和元与记者抽烟闲聊，说：“新闻要平和，要合作，要帮忙”……李晓光也经常这么说，但新闻和足协却越来越剑拔弩张。
突然米卢嘻嘻哈哈地走上来，他穿了件新买的花毛衣，蹦蹦跳跳地绕开满走廊的杂物，像那个突然闯进“闭关重地”捣乱的周伯通，弄弄这个，搞搞那个，急得郎效农大叫：“那叠纸别碰，小心烫手”。
足协搬家记（2）
杨一民极仔细地抹净新办公桌每一丝尘埃，朱和元极认真地谈着他的新话题，冯剑明又开始整理东西，张健强踱来踱去，三楼从搬家开始便有糊味，有人在用电热杯烧牛奶引发短路，“谁又在用电热杯哪，没公德心”，尉少辉大叫。
当郎效农确信米卢不大可能把他的宝贝文件弄乱后，才和王有民一起去了香河基地，他的“家”还没有搬完，就必须去看王俊生留下的那笔“遗产”是否合格——香河国家队基地虽然超标很多，但已经竣工了。他走出足协大门的时候，足协门口那著名的两棵树上有只怪鸟展翅而飞，“靠！什么时候了，还有乌鸦！中国足协要搬家，就应该告把门前这样树搬走，这么多年，球全是给这群衰鸟给霉的！”某人说完，啐了一口唾沫……
春天 高峰结束（1）
对于高峰而言，春天还没好好开始，就已经结束，浪子之路走到了尽头。正月初八下午，弹掉手中最后一截烟烬，他疲倦得一击即倒：“不玩了，不好玩了。”
在“丽斯花园”那幢漂亮得让人产生迷茫的房子里，我把一个认真的问题摆在那英与高峰面前：在不踢球日子里，高峰怎样面对余下的生活。这个问题静电一样触击着高峰，他说：“还没方向，真没方向。”曾经在“工体”南门开过一家涮肉馆，很快就关门了，仗义疏财的他不适合做天下任何一门生意；曾经也有当教练的念头闪过，但生性不羁的浪子只能为人友，不能为人师。我说：“你还可以去电视台评球。”但高峰自己否决了这个建议：“我只会踢球，不会说话。”
高峰这辈子生来就是踢足球的，除了足球他不会干别的，所以，当金志扬听说高峰彻底歇了的时候，在电话那头捶胸顿足：“怎么真的就不干了呢？高峰没了，中国哪儿去找第二个高峰呢？”
生活之与昨天就是天翻地覆，高峰的不同是买了平生第一个闹钟，“以前是睡到昏天黑地，反正有教练，现在我需要一个闹钟叫醒我，有些事情不能耽误了。”一个闹钟提醒着高峰，用时针和分针啼啼哒哒提醒着这个浪子黑白颠倒的生物钟，所以在门外给“浪子”打通电话时，得到一个惊讶的发现：正午时分的他居然已经起床。站在贴满春联的门口，他很不熟练地给客人递着拖鞋，一如既往地因抽烟而咳嗽，楼上隐隐约约地传来女主人打电话的声音，背景音乐是臧天朔的《朋友》……
高峰只用了一个月，就能把高尔夫球打进100杆了，但高尔夫无法填充他的生活；“丽斯花园”里那几条爱犬也是生活的慰籍，但无论“皮皮”还是“逗逗”都驮起不了一个球星失落的心灵；也许过几年会有孩子，这个主意不错，他俩说这可以给这么多年的分分合合一个交待。
从腊月二十六，那英就一直和高峰在一起。“丽斯花园”是机场高速旁边一处看起来有些空旷的别墅区，是他俩分分合合地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快刀要收鞘的时候，那英总觉得应该好好地过一个春节，所以除夕那晚，她和高峰疯狂地在门前草坪上放着鞭炮、礼花，惊得后院的“皮皮”和“逗逗”犬吠不止，差点挠破后面的纱窗。高峰很喜欢在北方的冷空气中嗅到硝烟的味道，特别是在这个离开足球的时候。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异乎寻常漂亮的家，而且漂亮得并不张扬，简约的明式茶几，内敛的雕花平头案，古朴的红木仿古木箱，深褐色的布艺沙发与红木椅遥相呼应，餐桌上喷薄着一大簇百合花叶子，整个房子透着煞费心机弄出的一种随意从容。“交房时是清水房，房子从装修设计到摆设都是我媳妇弄的。”高峰用常见的懒散说着内心某种骄傲，熟悉那英的人都叫她“格格”，“格格”用房间恰到好处的设计显示着自己的聪明。不仅如此，两层楼的屋子里充斥着女主人的元素——客厅茶几上那一大叠杂志全是以那英为封面的，角落里的CD架上大部分摆放着那英的歌碟，旋转楼梯下是一架立式钢琴，就连一进门鞋柜里漂亮的一溜女式靴子也在暗示着这家女主人尊严地存在着。
说话是从喝酒开始的，我们搬了一整箱的“燕京”啤酒，并且抽烟，“YOYO那天，我都跑到级了，一只脚踏在半空中时却被宣判犯规……我想我还能踢，但再这么踢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那英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普通得让人怀疑那么美好的歌声是出自这么瘦小的身躯，穿着一条类似中学生做广播体操的运动长裤的她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热情地招呼客人喝茶，就像所有普通主妇一样为大家更换着烟缸，就像起晚的家庭成员自个儿忙着捣腾午餐（一个汉堡包），在被高峰拒绝续茶后，她静悄悄地坐在角落一侧，像个普通东北人家的媳妇一样聆听着男人们的谈话。她曾有言在先：“我这样的女人不适合站在背后对男人的事指手划脚，别人会说这女人太多嘴、缺心眼、瞎起哄，所以现在我说什么都不合适，不过我对中国足球是有看法的，找时间我会说出自己的观点。”
然而，以那英的性格她无法保持沉默，做无所事事状的她在一旁一直支着耳朵听着每一句谈话的内容。像一只敏感的声纳，高峰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关于YOYO，关于退役，关于离开国安很难说出自己到位的想法，于是，10分钟以后那英便像所有维护家庭权益的东北媳妇一样忍不住了：
那英说：“怎么开心就怎么活，我只要我们家老高开心就行，我不想对高峰退役发表看法，不是不支持他，我们家老高嘴笨不会说话，我这才要帮他规整规整，说实话我对中国足球那点操性不是不了解，按理说男人背后的女人不能多嘴，特别是我和老高这样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什么是球星？没有个性能成球星吗？流氓也好，痞子也好，只要他有球技有个性，他就牛逼，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呢。”屋子里很安静，就连客厅里的玻璃缸的鱼们也在倾听着一个东北媳妇的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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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高峰结束（2）
关于高峰，那英的故事仍在流传，事实上这一刻这个女人为这个男人的辩护词说明了一些东西，高峰突然想起什么，回头问那英：“你吃药了吗？多穿点衣服。”那英点点头，松弛下情绪向客人解释：“高峰感冒了，你瞧他把我也给传染了。”说起高峰时，“格格”依然眼波流动——“我才不管他去哪儿，还干不干呢，只要他开心，去哪儿都成。”
不再踢球的高峰，仍然唱歌的那英，所以未来的日子更富挑战性，所以我认为这件事不太像一般意义的足球故事，更像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我关心他们未来的生活模样，在整个谈话中，高峰不停地咳嗽，拼命地抽烟，而那英则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在旁边端茶送水，我不认为这是做秀，不知为什么，这对分分合合，打打闹闹的男女，竟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流行的一部电视剧的男女主角，《过把瘾》里的方岩与杜梅。8年前在大学生体育馆的缘起的一面注定了这场恩怨缠绵，纯中国式，他们永远会争吵，永远会和好，然后再争吵，再和好，我的一个奇思妙想是——也许当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气的前锋不再踢球后，就会和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情的歌手归于安宁，一切就像《百年好合》中的故事，只有伤心欲绝才能练就“百年好合”。
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就在那英为高峰辩护之时，“皮皮”私自跑出去了，一个老外邻居特别打电话通报，那英一阵风般出门“接驾”，高峰说：“最多时候家里养了七、八条狗，现在还有一条大狗在犬校训练。”高峰还说：“我非常喜欢孩子，非常喜欢。”在退出足坛的日子里，他将有更多的时间与狗以及将来的孩子在一起。
由于家里的保姆回老家过年去了，那英接完狗后就钻进厨房干起可能令人的歌迷意外的工作，从有节奏的声音判断她肯定不是一个生手，高峰说：“我媳妇就这样，有时候我对哥们都比对她好……”依然用懒散的方式透露着某种骄傲，在这个浪子与玩了多年的足球分手后，也许他累得还再会与处了8年的女人分手，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个意味着一个“结束”的春天，对于高峰也意味一个“开始”。
一个东北男青年与一个东北女青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媳妇”与“我们家老高”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人生已经很累了，让这对先后坐着火车从沈阳来到北京的男女真实过活，那英也有唱不动的时候，所以，我喜欢看到素面朝天的那英傍坐在“下岗球星”高峰身边的样子，发生着普通恋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或者白头偕老。
“那感觉一定很牛逼！”借用那英的话语方式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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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人范志毅
（）
范志毅把胡子留起来，然后又剃掉，这两个行动他没有给出理由。
范志毅说：33岁过后，很多事情不再需要理由了，人是可以按自己的感觉做事。人生如球场，范志毅生猛而迅疾的感觉是对的；但有些时候他会猝然出位，铲翻别人或被人铲翻。
江湖已然很乱，能像范志毅这样恪守“老大”准则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很受伤，同样受伤的还有彭伟国、魏群，他们三个是曾经的好朋友，是死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江湖上对上述三人毁誉参半，但他们绝对够朋友———这一点现在已不流行，但弥足珍贵。
我曾经对范志毅说：你是个类型化的人，如果早生100年，可能是除暴安良的“小刀会”领袖；如果早生50年，可能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黑帮头子，早生20年，可能是挥舞红袖标文攻武卫的造反派。范志毅一愣，说：“我还是要当好人。”
范志毅要当好人，这说明他还是一个试图保持纯真的人。他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每年做一件善事。去年是参加了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义演会，今年又去了。
事实上我不准备把范志毅刻画成一个好人，他身上突然爆发的一种暴烈的东西影响他成为一个君子，一个圣人，他更接近斯托伊奇科夫、加斯科因、鲍耶这样至情至性的“混蛋”，可爱的混蛋。
我问过小范身边的朋友，“他这33年来打过多少架？”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