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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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的地面把你截获，吼：“你娃刚才少找我钱！”……
所以，我不觉得成都地铁一号工程的到来是一次交通的的改善，它其实是一次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的丰富，不要给我说成都的地下水不容易对付，不要给我说我们脚下的土质疏松，号称“娱乐第一城”的成都最适合拥有地铁，剧情太需要了！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为此来一个关于地铁的文艺广告片，请王家卫先生来拍（这东西一定不要张艺谋那陕北娃弄），清一色的成都超女清丽可人站在站台黄线后，齐唱：“超级地铁，想坐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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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的表情（1）
北京人和上海人见面互吹牛逼，最后就吹到各自的地铁，北京人说：“咱北京地铁那人叫多啊，你猜怎么着？那天我媳妇儿下班遇上地铁高峰，生生把怀了四个月的孩子给挤没了”，上海人一听急了，说；“阿拉上海的地铁人才多，那天我太太也遇上下班高峰，人挤人啊，竟让我媳妇儿给怀孕了”。
其实这两个人一个都没去过纽约，要是这段子放到纽约就应该是，“那天妻子遇上地铁高峰期，上帝啊，竟怀了一对双胞胎，而且是一黑一白”。
看过《纽约大劫案》的人都知道，纽约的地铁在上下班高峰期完全像地狱，当然“大都会”的人民素质高，必不至于真的就怀上双胞胎，但外乡人初乘纽约地铁，肯定会迷路，会有种被人流碾碎的恐惧。1999年美国女足世界杯时，我们在纽约盘桓了几天，为防患于未然常常三人以上出行且带好详细地铁图，不幸偶尔还是有整编制的同行短期失踪，不仅因为分不清“一号线”与“二号线”区别在哪，而且还常常坐错方向。那时候出国是件稀罕事，中国记者基本上像农民。
美国人有钱，地铁普遍建造宏大，但比起俄罗斯就小巫见大巫了。俄罗斯这个国家什么都追求巨大，不仅男人女人、街道建筑，飞机武器大，地铁也很大，这和当初他们泛军事化的思想有关。比如莫斯科，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就命令“要让地铁站里能屯兵五百万，能停泊飞机、坦克、装甲车兵团，要让纳粹们被我们的城下之城击溃”，所以下到莫斯科地铁站里你会有种震撼感——很多站台的宽度足以踢足球比赛，穹顶高度完全可以打橄榄球，那些支撑柱们直径大多有两三米，且清一色的用花岗石中间嵌着钢筋。置身其中，你不觉着是在坐地铁回家，而是在星球大战某一艘巨型航母的肚子里飞向冥王星。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掐了很多年，地铁也参与对抗，比如说前苏联就立志把地铁造成很军事意义的防空洞兼“地下反击大本营”，防毒气、防原子幅射、兵营、地下导弹发射井等等；而美国人电气化程度高，亚特兰大的地铁直通机场，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次集团兵力重署，而且全电脑监控。
地铁是有表情的，在不同的国家乘坐地铁的人表情不一。美国人行色匆匆，每个人就像是洪流中的一颗奋不顾身的小水滴，冲向下一次华尔街股市狂潮；俄罗斯人则队列整齐，他们不是上班打卡或下班回家，而是像哥萨克一样前往郊外去和德国鬼子决斗。即使前苏联解体后遇到经济、政治大危机时，这种纪律性也没有涣散，我曾在世纪之交时去过俄罗斯，正赶上叶利钦下课，虽然全俄罗斯都人心惶惶且衣食不保，一半家庭没钱购买圣诞节用的小树苗，但没有人在地铁站里撒野，有趣的是连醉鬼们也沿着石柱子很整齐地坐着作排队状。“俄罗斯之所以饱经沧桑却不崩溃，大饥荒也没有人上街抢粮食，就是因为他们自小受到良好教育，懂得秩序对人民自我的保护作用”，这是白宫国际时事观察家们的评语。
作为老牌的帝国主义，现代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的地铁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伦敦几乎有十五个成都那么大，但因其高度私有化，没能像中国城市那样把街道修得宽大阔绰，一根根像羊肠小道，所以地铁成为避免交通瘫痪的唯一办法；另外由于伦敦出租车太贵，你胆敢打一个月的，就完全可以拿这钱去买一辆新车，所以坐地铁是城市居民的首选，很多大富翁也是坐地铁上下班。
英国人的保守和规矩在地铁站里凸现无遗。在伦敦，你可以发现所有的扶手式电梯都有一个现象，乘坐电梯的人都站在左手边，为什么？把右手边让给有急事需要赶路的人，不像在中国，老百姓们生怕把电梯坐坏一样都不敢拾级而上，而且也不会给后面的人让条通道出来。对了，在我所坐过的所有地铁中，只有在伦敦没有看到过有人从电子检票口逃票，行动狼狈地在铁转柄上跳进跳出。但韩国人会，美国人也会。
德国人太严肃，地铁上不仅没有可能发生像《我的野蛮女友》那种情调，连说话的人几乎也没有，目光不小心互相接触到马上会像被烫着一样闪开，然后各自又像哲学家般作苦苦思考状。不过德国人很节约，知道地铁就是一代步工具而不是什么政绩工程，前些年中国人请德国人设计地铁，发现德国设计师在每个地铁出口处都弄了一个拐弯，不解，觉着很不好看，否掉。结果后来才知道德国人这个“拐弯”独具匠心，因为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阻止地铁站内能量的消耗，特别是冬天和夏天，这两季省出的一大笔钱就可以支付半年地铁维修费。
总而言之，我发觉地铁这东西绝对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文化、历史的生动表情。东京很冷漠，雅典很生硬，北京很嘈杂，上海很势利，成都未来的地铁是什么表情？我现在说不上来，但我总害怕传统深厚的成都人民会把火锅搬到地铁站里，那样就大大的不妙，如果你认为我在危言耸听，那我告诉你，前两天我就在成都的下穿式隧道里看到叫卖“白麻糖”的呵，敲得叮叮当当的很搞笑。
地铁的表情（2）
不过在成都这样一个极端休闲的城市，什么“国际化”都会被强大的势力“本土化”掉，按照“复合式经营”的模式，未来成都地铁站内难免不会出现“足浴”之类的店铺，我的理由是，香港机场都出现了“每钟八十港币”的足浴房，所以当成都地铁内突然挂出了“富侨”的招牌时，你千万不要吃惊，如有时间，进去理一理脚筋也不错。
你往那里逃？
可能是中国最牛逼的体育经纪人“棋哥”给我打电话，用足以感动苍生的语气说：“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大青山。”狼来了是好事，按《狼图腾》的说法：狼的回归意味着生态的平衡，意味着草原的复苏，狼可以控制已被商业驱使得泛滥成灾的羊群，狼也是草原天敌獭鼠的克星。总之，狼——是草原郁郁葱葱的前提。
我正处在对中国足球无比郁闷的时候，三十过六的我正遭遇生活中上不接天、下不沾地的尴尬，所以我欣喜若狂地逃了过去，想借首届中国汽车越野赛的机会逃到草原，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做一次心理按摩，为下一部新书做准备。这是一段充满历史荣耀的路程，二千年前，大青山下，河套地区——我可以顺着龙城飞将李广那一箭划过风流的轨迹，遥想着卫青十万铁骑怎样踏破胡虏的营幔，追思着霍去病宜将余勇追穷寇，当然还有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以至于动身前就想好了一个标题：20个世纪在山头注视着你，冲！
“自己是自己最大的骗子”，这是我草原之行得出的语录，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给自己营造的骗局中，乐此不疲或追悔莫及。那天早上我从蒙古包里走出来，正当我企图迎面碰上一头天真的小白羊、抱着它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打个可爱的滚儿时，不幸地发现，呈现在我眼前的所谓鄂尔多斯大草原已经满目疮痍——沙漠化很严重，草原像长了癞疤的皮肤，城里人对涮羊肉的需求和对羊绒衫的酷爱，使羊群无止境地增长并每天都在破坏草根，为了刺激生产，“包产到户”在草原成为“包原到户”，政府用铁丝网把整个草原隔成成千上万块，你本来想高唱着“高高的大青山，我在这里放过牛和羊”，一路策马扬鞭奔向天边，但是三五分钟就会迎面碰上冷漠无情的铁丝网提醒你“私人牧区，禁止入内”。一切和《狼图腾》里说的一样。
现在的草原和城市没什么两样，牧民们开着吉普车、骑着摩托车放牧，年轻小伙叼着烟卷喝着可乐还哼着黄品源的《小薇》，一脸麻木地看着曾在祖辈心中视为财宝的牛羊们。那天晚上当地政府给我们开了个篝火晚会，不仅没有人会唱“蒙古长调”，也没有人会拉马头琴，因为已属凤毛麟角的民俗艺人们只能在城里的五星级大酒店才能看到，最绝的是，当音乐响起，中间居然出现些港台流行歌曲，而且蒙古青年们大多穿着“阿迪”“耐克”的运动鞋……跳的不是蒙古舞，而是迪斯科。
沁格里老爹悲伤地告诉我：“今年没下什么雨啊，西边那片草原一场雨都没有下，整群整群的羊儿被处理掉，用冲锋枪打死，因为养不活啊。”
我的哥们彭红军是《东方时空》的头牌记录片摄影师，他在巨片《沙尘暴》里这样设计了开头解说词——“沙尘暴是不可制服的”，吓了领导一跳，头头们思忖很久，才播出。
真的，人类逃无可逃，本来想在大草原上吸一口沾着露水的空气，一路奔向天边，但天堂只现于腾格尔的歌声中。很有意思的是，为了吸引游客，牧区仿造当年成吉思汗的行营修建了大片的“蒙古大营”，远看很壮观，走近才知道，所有蒙古包都是水泥现浇的，里边铺着“强化木地板”，备有劣质瓷砖的卫生间，热水时灵时不灵。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创建“花园城市”，我认为这很好，但同时认为这很无奈，因为人类干的事情其实就是——先把本来好好的大自然弄得乱七八糟建成所谓的城市，然后做幡然醒悟状，在被自己弄得乱七八糟的城市里重新种些树、铺些草，以示“我们也花园了”。但真正的生态不是你种几棵树就行了，不是每家在阳台上煞有介事地摆些可怜巴巴的盆景，而在于人的内心是否真的属于大自然。
但这样的想法实属幼稚，人们还是喜欢把大部分的地方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在小部分的地方种些盆景——最后自己也成为一个盆景，活得还挺美。我临离开草原时，发现牧区正在调动人力干一件事情，就是把东边一大片草地挖掉，铺上水泥，镶上石子，修“牧家乐”第二期工程。总有一天，人类会像施瓦辛格演的那部片子，地球如火星一样，连空气都要靠定量出售，只能像呆鸟样关在屋子里被某个托拉斯野心家控制，由于空气不足，人都长得怪模怪样的，有的妇女甚至长了三个Ru房。
这篇文章写得和“居周刊”不太对题，它更像一篇郁闷的游记，但我必须写出来，不仅为了那些水泥现浇的所谓“蒙古包”，也是因为我昨天回来时在飞机上看了一则整版广告，“XX独幢别墅，真正逃向自然”，靠！我刚从自然逃回来，你还往那里逃？还是当那盆可怜的盆景吧。
刚刚核实的一个消息是：棋哥所谓的“狼回来了”水分很大，其实狼只是回到了边境线上就驻足不前，因为环境太恶劣，狼们还在痴痴地等，有个头狼那天等得不耐烦往里面刚走了几步，结果被边防军的冲锋枪精准地点射死。
镀金时代，有钱就上（1）
雅的故事是：明朝有个皇帝，十分的有趣，他放着皇帝不当却喜欢当将军，所以他一高兴了或者一不高兴了就要策封自己个名头，比如说“神武大将军”，比如说“讨西大元帅”，天长日久他的名头实在多得和牦牛身上的毛一样。那时候出征之时都要先做些祭祀，并一一由太监念出各主将的名头，念到皇上时，简直就像在念一篇冗长的八股文，天色将晚才搞定。
俗的故事是：前些年我在双流碰见一企业家，据说在县里边很有头有脸，递过一张硕大的名片来把我吓得半死，因为他老人家从“四川企业家联合会”到“成都商会”的理事、名誉主席到“十大有贡献”“十大有追求”青中年（其实他那样子和青年没什么关系）一应俱全外，还有什么“花石研究会”甚至“川西文史爱好研究协会”都尽在其上。
那张硕大的名片最后，估计是还有很多振聋发聩的金光闪闪的名头和奖项未及刊登，所以用烫金手法打了一串省略号。
其实那个皇帝很快就被敌人在战斗中包围了，其实那个企业家很快就倒闭了。这就是历史，或者叫生活。
中国人很喜欢用一些虚无飘渺的金字招牌来增添信心，我们小时候大多干过这样的事情：在自家墙壁上张挂很多奖状，是三好学生的挂“三好学生”，不是三好学生的就挂“创三好积极分子”，作文写得好的就挂“锦水杯作文比赛第X名”，作文不好的就挂“记一件小事——校园新风貌日记优秀奖”，我干的最不光明的事情是：把校长不小心写得很隽细的“二”等奖字眼，用粗粗的毛笔加粗加重，回家骗老妈这是一等奖，老妈奖励我十块钱，我再把它交给班委会，并且凭这笔当时算是不小的一笔款子又招得了一个小奖状。
奖状和名头对中国人实在重要，但也分两种，一种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尊心，它不戕害人至多是戕害一下自己，比如说如李承鹏之流故做拾金不昧以套得奖状；另一种就很恶劣，明朝那皇帝好大喜功，最后让千百万百姓居无可居流离失所，可恶。
我发现一个房地产的规律，每年的年底都会迎来一个奖状泛滥的高潮，大概是因为春夏秋三季主要以修房子和卖房子所忙，过了秋季“房交会”后无事可干，就开始给各路英豪发奖，发完奖后各自套些大光环小光环以利于明年再去修房子卖房子。
不信？你等着，用不了一个月就会有各种炫目的奖项像猛兽般张牙舞爪扑出来，在媒体声情并茂的宣传下，一个个“十大绿色工程奖”，“三十大最接近自然奖”，“全国I服了YOU百强”将做搔首弄姿状矗立在各报各电视台的红地毯上。
我曾经说过，专家是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