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大盗(校)-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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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司监察。秦始皇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一郡。
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在姬庆看来，远比那个始皇帝的称号来的实际些，这才是功绩真正的所在。
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中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
于是，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比划简省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比划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
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的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
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万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
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单位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合今230厘米）为步，240步为一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不变。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
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责，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大加鞭笞，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璧”。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然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叹息。
秦灭六国之后，即开始北筑长城。修道路，建水渠。徭役很重。可是大规模的徭役多数是出于当时的形势所迫。
当时中原刚统一，各地原来的贵族势力还很强，若不保持中央各地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国家随时会处于再次分裂的局面，所以必须尽快改善中央到各地及其他各郡、县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因此须尽快建设道路。
由于多年的战争，原各国的农业设施受到相当大的破坏，或因战争而年久失修；在统一后必须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因此花相当大的人力来疏通河道，修复水渠，对水路交通和农业灌溉都有利，是很有必要的。
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其骑兵活动范围很大，没有长城的话，要很多军队来防守，这会给人民增加很大的负担。秦始皇修长城不是他开创的，他只是把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北边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而史书上却把修长城造成的苦难全归罪于秦始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原来各国之间都有一些长城，但北方的长城不完整；统一后他下令把原来国之间的长城拆除，再把原来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以防止北方匈奴的南侵。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前154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卜筮和种植的书。（这是李斯的建议！）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尽管如此，他确曾下令将一些禁书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
公元前214年，咸阳的术士在背后议论秦始皇，指责他：贪于权势，乐以刑杀为威。秦始皇知道后，派人追查，对于证据确凿的460人，处死，无罪者释放。（“坑儒”的说法是错误的）
秦始皇即位不久，便开始派人设计建造秦始皇陵。在统一六国之后，旋即修建阿房宫，秦始皇陵最多时用工七十二万人。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进行的考古工作发现，阿房宫本来就没有建成，秦朝此宫殿仅完成地基而已。
除此之外，还有兴乐宫、梁山宫等等。
据《三辅旧事》记载：秦国有“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有“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另外，“咸阳之旁二百里内”，还有“宫观二百七十”。有宫殿就要有美女，在灭六国时，就把所有各国的美女都掳掠来放在所建造的宫殿之中。宫女总人数，据三辅旧事记载：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并且，秦始皇死后，这些宫女绝大部分都被迫殉葬。
骊山墓从秦王登基起即开始修建，前后历时三十余年，每年用工七十万人修建。现在留存的墓从外围看周长2000米，高达55米。内部装修极其奢华，以铜铸顶，以水银为河流湖海，并且满布机关。仅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就可看出当年修建这座陵墓的百姓负担之重。并且，建造陵墓的工匠在陵墓造成之后全部被活埋。
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巿（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大兴土木？现在很多官员不都在大兴土木么？！这是传统。现在许多喊着“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不也在劳民伤财的修建形象工程吗？甚至许多贫困县都在修建奢侈的楼堂馆所。在历史上我们提起秦帝国的建筑能有多少——长城、灵渠、秦直道、秦始皇陵、阿旁宫。长城是典型的军事壁垒，当时匈奴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必须要有。灵渠是半军事用途的工程，它保证了帝国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必须要有。秦直道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系统，更是国家基础性设施。
秦始皇陵，是秦始皇死后的地宫，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其地宫都倾注心思，何况秦始皇一代伟人 ？＇…＇现在说阿房宫，阿房宫相当于美国的白宫、中国的中南海，标着这一个国家的形象，是国家的形象工程。修建阿房宫不仅仅是帝王的居所更是世界第一帝国的政治中枢。秦始皇将个人居所与帝国办公场所、帝国形象工程合二为一实在是明智之举，难道我们必须要求秦始皇像现在某县“公仆”一样修建了宏伟的政厅，再修建当地形象工程、个人第一居所、专攻包养情妇的山庄吗？
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科学认知去要求以2000年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当年的寻求仙丹就是当年社会上的“科研活动”——中国发明火药的人不正是炼丹的术士吗？不是劳动人民（当时劳动人民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财力从事这些）。秦始皇寻求仙丹就是为了得到长生术，与现代的生物工程研究目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秦始皇在某种层面上看就是一个支持科学研究的帝王，在焚书行动中曾命令不得烧毁关于仙书、占卜、农业（相当于现在科学技术、医疗、天文、冶金、地理、建筑）方面的书籍，这些举动无疑为中国基础化学、物理、农业、建筑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一百四十一章 万古帝皇（下）
不过，据说现代考古研究，徐福确实找到了仙山。令人喷饭的是，竟是日本。
郁闷啊。
更加郁闷的又来了，那个所谓的长生不死药，很有可能是野生猕猴桃！
秦始皇倾天下之力寻找的，就是它？！
鉴于秦始皇的老家，陕西秦岭一带就是野生猕猴桃的产地之一，这东西只怕皇上经常用它来开胃，难怪徐福找到了“长生不死药”，也不敢归国了。
所以，徐福的求药事件，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乌龙事件。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文武大臣及儒生博士70人，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古代统治者祭告天地的一种仪式。所谓“封”，是指筑土坛祭天。所谓“禅”，是指祭地，即在泰山下小山的平地上祭地。由于长期不举行这种活动，大臣们都不知道仪式该怎样进行，于是秦始皇把儒生召来询问。儒生们众说纷纭。秦始皇听了觉得难以实施，便斥退儒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开辟车道，到泰山顶上立了碑，举行封礼。之后又到附近的梁父山行了禅礼。
之后，历史上的很多皇帝，或者头目，都到过泰山封禅，意义重大。
姬庆记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刘备给他的两个儿子起的名字分别为刘封和刘禅，意义很明显了，大耳朵也是个极有野心之人。
历史上能有成就的，没有一个是笨蛋，心里明镜的很。
志向远大，可惜，时运不济。
至于什么扶不起的阿斗，在胖子来看，则有些主观了。刘禅的乐不思蜀，很可能是自保，也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他与猪哥的不对付，并不一定是他脑袋不好。总之，历史这个东西，很复杂。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1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2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执行厉法。何谓厉法？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美国没有鞭刑，就指责英联邦国家新加坡鞭刑残酷；英联邦没有死刑，就会指责中国的死刑是残酷的；中国没有宗教法律，人们听说阿拉伯国家对小偷处以“用乱石砸死”的宗教法律，觉得阿拉伯国家执行酷刑。
当时帝国信奉的国家哲学——法家学说认为“严法以治乱世”，帝国则依据国家哲学制定了相对于六国严格的法律，法律向蛛网一样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甚至每家每户拥有几把（军民两用的）刀具都作出严格规定，同时依靠保甲制度确立了原始的社区制度，并通过连坐法执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而保甲连坐制度更是确保社会犯罪事件的减少，每个帝国基本单元的稳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帝国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或街道办主任）刘邦，刘邦当年负责征召兵役，但在工作中因饮酒而醉，畏罪而信口“天降大任”哄骗民众造反。
由此可帝国当年对于官员工作中因醉酒误事的处罚相当严厉（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现在某县官员要办事必须喝酒）。可以这么说，帝国法律是严谨的，其执行也是严格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现在人们常常困惑于法律的不完善、司法腐败，一直提倡法律的公正严明，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指责中国第一位倡导用完善司法制度治理国家的、2000年前的帝王呢？在指责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汗颜呢？
秦始皇的重农抑商整场，也遭到过指责。
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三农问题”。追溯历史，中国历代帝王也同样强调农业问题，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帝王祈祷农业昌盛的场所。秦帝国的元首当然也不例外。有人说秦帝国注重“耕、战”不对，这种指责简直可笑。古代的“耕”就是国家经济命脉，“战”则是国家稳定的军事保证，而且“耕”置于“战”前，足以说明帝国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视程度。
在经历数百年春秋战国的混战后，帝国对子民最大的保证就是人人有饭吃，这也是一种最基础人权的保证。但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选择“耕”而非选择“商”。
从社会结构看，“耕”更够让人民避免生存危机，能够安心生活；推崇“商”则是让人民为了或许的利益而冒险，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而从制度上看，“耕”是一种屯垦，它让民众守在自己的土地下，而不是像“商”一样四处奔波。秦帝国扬农抑商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保持帝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