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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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龌奶疲一嶂圃斐龈嗟亩瘛！ 〔唤鋈绱耍萄镎庵质芸啵统闪诵味涎У目湔拧！ �103。 你可以避开这世界的受苦；你完全有这样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受苦。 卡夫卡清楚地意识到，要避免在这种处境中受苦——例如像约伯那样向上帝寻求公义——是不可能的，因为避免这种受苦本身就是一种受苦。只有通过避免后一种受苦，才能减轻前一种受苦。 受苦有两种情形：由恶引致的受苦和由罪引致的受苦。要避免这两种受苦，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自由。可是，这两种受苦都是无可逃避的：无论通过罗伯斯庇尔的自由伦理还是丹东的自由伦理，都无可逃避。自由在自己私人的受苦的必然中成了必须避免的受苦。许多人说，卡夫卡的叙事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况的指控和批判，差不多把卡夫卡看作马克思的应声虫。事实上，卡夫卡是人义论的自由主义伦理的批判者——我可以断定，卡夫卡决不会认昆德拉为他的门徒。 105。 这个世界的诱惑手段和关于这个世界是一种过渡的保证符号；实际上是一回 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这世界才能诱惑我们；同时这也符合真情。可是 最糟的是；当我们真的被诱惑后便忘记了那个保证；于是发现善将我们引入恶；女人 的目光将我们诱到她的床上。 卡夫卡看清楚了：为了重返自己的天堂，他本来并不需要欺骗菲莉斯，只需要能忍受孤单就行了。现世世界本身就是恶的诱惑，也就是重返天堂的过程本身。把与菲莉斯订婚看作与感性世界的交往，等于真的被感性世界诱惑了。 卡夫卡重新回到了自己未打算通过婚姻来拯救自己时的开端。他经历了一场自我审判，这审判的结论是：把负罪状态看作向自己的天堂那边过渡的过程，自我拯救的过程就是自我变恶的过程。找女人帮忙是必须的，但卡夫卡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一旦找女人帮忙，就免不了自陷于恶，用他的形象说法，就是真的被女人的目光引诱到她的床上去了。 卡夫卡认清自己最终要的是什么——这“什么”是一个女人无法给予的。 106。 谦卑给予每个人（包括孤独的绝望者）以最坚固的人际关系；而且立即生效；当然唯一的前提是；谦卑必须是彻底而持久的。谦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它是真正的祈祷言语；同时是崇拜和最牢固的关系。人际关系是祈祷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是进取关系；从祈祷中汲取进取的力量。 经历了这场自我审判，有了这样的认信，卡夫卡得出自己的伦理实践上的结论。这种结论对于他下一步的旅程是必要的，因为，卡夫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自己新的负罪状态中有好的德性。这就是卡夫卡通过自己的道德－宗教沉思——或者说自我审判——而达到的道德自觉：谦卑和祈祷对于把为了天堂永恒那边而立的约信守到底，是必不可少，对于在婚约状态中把欺骗持续到底，也是必不可少的。 109。 “不能说我们缺乏信仰。单是我们的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在其信仰价值方面就是取之不竭的。”——“恰恰在这‘总不能’中存在着信仰的疯狂力量；在这一否定中这种力量获得了形象。” 从对正道的沉思开始，以对信仰的言说作结，卡夫卡亲身经历了一场道德－宗教的变形记。 如果只有这一边，没有那一边的世界——或者，即便有那一边的世界，却不朝那边望，人无需信仰。卡夫卡的受苦是自己性情中的两个世界的紧张引起的，他的信仰就是这两个世界的紧张之间的绳索。这根绳索绞住了他的脖子，令他窒息，没有这根绳索，他又无法呼吸。这就是卡夫卡所谓“信仰的疯狂力量”的含义。只有当人们清楚了卡夫卡私人的受苦，才会了解他私人的信仰的疯狂含义。卡夫卡使得如今若要理解一个形而上学问题，都必须事先了解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私人的受苦。 不必多想了：尽快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作为自我拯救手段的这场拖带太久的婚事纠葛，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卡夫卡的道德－宗教沉思笔记以下面这则收尾，几乎是意料中的了： 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蜕去外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地在你面前扭动。 Eco homo！ 卡夫卡写下这段文字，表明他重返天堂所需要的沾染这个世界的恶，已经完成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地窖人，做一个现代社会的隐修士。 如果海德格尔确如洛维特所说，是贫乏时代的思想家，卡夫卡就是贫乏时代的修士。尽管他们应用暗示性语言的才能是卓绝的，就思想和信仰的蕴含而言，都是贫乏时代的思想和信仰的写真。
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
一九九六年四月，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巴黎病逝，享年五十五岁。 我没有读报习惯。基斯洛夫斯基逝讯发布两天后，友人小林特地打电话告诉我。小林知道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称他是“用电影语言思考的大思想家”，自以为对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有真切的理解。听到基斯洛夫斯基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在思想世界里失去了一位不可失去的生活同伴，心里觉得好孤单。对一位同时代思想家的去世感到悲伤，在我是头一次。 一九九一年，瑞士德语电视台介绍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每周一片，播放了《盲目的机遇》（Blind Chance，德译片名“极有可能的偶然事件”）、《永无休止》（No End）和《十诫》（Decalogue）。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深受触动。那时，基斯洛夫斯基的新作《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La double vie de Veronique，台湾译名“双面薇若妮卡”，香港译名“两生花”）在影院上映，我赶首场观看。从此，我认定基斯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的当代电影艺术家。 《蓝、白、红》三部曲是基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 让人在精神深处有所感动的艺术家历来就不多，如今更少，多的是肥皂泡的煽情。基斯洛夫斯基很幽默、也很有智慧。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难得的是，他令人产生莫名的感动。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带有各种寓意的色调：冷漠的黄｜色调、纯情的红色调、沉静的蓝色调。这些都还是作品中的形式色调。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中还有一种质料性的色调——作品中的思想带有的神秘主义的、悠悠怆情般的深紫色，正是这种只能用灵魂感觉的色调触碰到我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 小林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基斯洛夫斯基去世几个月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去世令我感到思想的在世孤单。 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字化的世界，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界：形而下的文字世界是商品流通性的信息、技术、买卖文字，形而上的文字世界是个体内在性的感觉文字。思想叙事是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主要表达形式。如今，叙事作家越来越多，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刊物数也数不过来，电影叙事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形而上世界。 据说，叙事作家的本领全在于对生活感觉的敏感，能够感受出黄昏的恐慌、清晨的厌倦……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说或想说，而且，有独特感受力的人并不少见。每个人都在切身地感受生活，感受属于自己的黄昏和清晨的颜色，只是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是叙事家？对生活的敏感只是成为叙事家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生活的敏感浸透到生活的隐喻中，往往让人失去言语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生活的隐喻世界有所感的人并不少，而叙事作家却不多。讲故事需要一种运用语言表达对生命中的微妙音色的感受、突破生活的表征言语织体的能力。生活在言语中，人人都在言语中生活。叙事家是那种能够反向运用语言、进入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人。 人人都在生活自己。 但生活有看得见的一面——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有看不见的一面——生活的隐喻层面中轻微的音色。叙事家大致有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叙事思想家，他用感觉思想、或者说用身体思想，而不是用理论或学说思想。基斯洛夫斯基对时代生活带着艰苦思索的感受力，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潮湿迷蒙的迷雾，极富感性的语言带有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的在体裂伤。 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特别令我喜爱的原因吗？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感受力强、不乏语言突破能力、也不乏思想的叙事家，并非基斯洛夫斯基一人。为什么他的早逝特别让我伤心？
人民事业生活中极有可能的偶然
基斯洛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华沙，与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一样，由共产党文化制度的｜乳汁哺育长大。上中学时，基斯洛夫斯基撞上“波兰十月”革命和匈牙利事件，以后当兵、做工，后考入三十年代由当时的先锋艺术家创立的克拉科夫Lodze电影学院修导演课程。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眼睛一开始就关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个人在道德上的艰难处境，毕业后拍了十余年纪录片，捕捉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个人如何在生命中克尽其责地扮演自己”。后来，基斯洛夫斯基觉得，“纪录片先天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实生活中，人们不会让你拍到他们的眼泪，他们想哭的时候会把门关上”。 于是，基斯洛夫斯基开始编故事。 在基斯洛夫斯基的眼睛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碰到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活的生活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只是社会主义生活的表征语境。革命政党用一种历史主义的对生命和世界的意义解释虚构出一个语词性的全民事业，并通过国家的行政统治把它变成生活秩序的日常结构。这个语词性的全民事业具有道义律令：有一个终极美好的社会就在历史发展的未来阶段，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它献身。建立终极美好的社会的事业是历史的宿命，愿意的人跟着走，但不会拖着不愿意的人走。历史进步的脚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愿意为这事业献身的个人会被历史车轮碾碎，没有什么好希奇。历史宿命的事业编织的生活伦理像一具吸血的僵尸，吸干了生活中单个的人身上的生命想象的血液。个体不应该有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不应该有别的选择，只应该选择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个体命运的在世负担已被这种事业伦理背后的历史进步的正当性理念解决了。 个人的生活命运在语词性的全民事业生活中真的是命定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活的生活中的个人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盲目的机遇》讲的是一个叫Witek的小伙子的故事。他是一个富有生活热情的年轻人，总是急匆匆地去赶那班定期开出的火车，好像那班火车就是驶向人类未来的历史列车，不能错过。 第一次，他抓住正行驶出月台的车厢手柄，跳上了火车。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虔诚的共产党员，布满革命皱纹的话使他成了革命积极分子…… 又一次，他追赶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时，无意撞上铁路警卫，被拘捕、判刑劳教，与一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分子”关在一起，结果自己也成了“分子”…… 再一次，他没有赶上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意外地与一位早就忘掉的女同学相逢，于是结婚、读大学（学医），当医生。就在家庭生活和个人职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轨道时，Witek持因公护照出国访问，遇飞机空难……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设想Witek的个体命运有三种可能结局，这些不同的结局都不是Witek 自己能够决定的，也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决定的。重复三次的“上火车”是一种叙事隐喻，表现个人生命中极有可能的偶然性，与人民事业的历史必然性相抵触的偶然性。Witek本来心想，只要搭乘上那班火车，他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就有把握。每当他发疯似地跑上月台，那班火车都正缓缓驶离，他必须以自己全部肉身的体力来追逐不断加速的火车。 基斯洛夫斯基隐喻的眼睛紧紧盯住那只全部肉身的希望凝结其中的手和正在远离的车把之间的一发距离。极有可能的偶然与必然只有千钧一发的距离，但终究不是必然。所有的偶然加在一起，也不会得出一个必然：尽管一万年来太阳每天升起，也不能证明太阳明天必然会升起。太阳一万次的每次升起，都是偶然。 故事中的积极分子、坏分子、医生（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位置不同，但这些生存位置标示出的只是个人生活的表征层面，关键在于，成为某一种“分子”对于一个人来说完全是偶然的。 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眼睛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活中的隐喻层面：个体的生存偶在。 偶在意味着，各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个体的偶在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有各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成为现实性的契机，是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选择。由于个人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只会在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中实现，个体选择就成了以自己的身体拋起的铜币做的骰子，一面是令人想在此驻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破碎的受伤。 每天我们都会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