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我的脸-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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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商业局找到余冬，他斜在一条长椅上翻一张报纸。他的脖子还是那么粗，神态却有些灰灰的。我说：“还好你没出车。”他说：“出什么车？车早报废了，穷单位又买不起新车。”他从窗口瞟一眼我的车，又说，“我知道你发了，你找我干什么呢？”我说：“我们一块去广州，把你姐接回来。”
我没对余冬说别的，只说他姐姐出了点事。余冬不相信，横着眉说：“你怎么知道她出了事？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也是听朋友说的，反正总是有点事吧。”余冬说：“我不相信。”我说：“路费归我出，你就只当出一趟差，顺带去看看你姐总可以吧？”他还是不肯跟我去。他说：“我姐早就不理你了，你干吗还要缠着她呢？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我只好把林胖子的话说给他听，他直着眼看我半天，又像当年那样，一把揪住我的领口，用大拇指捺住我的喉结，恶声恶气地说：“姓徐的，老子就陪你走一趟，若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老子就掐死你！”
我和余冬坐当天晚上的火车去了广州。余冬一路上闷着头。第二天早晨林胖子来接站，像鸟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余冬一句也听不懂，只听见老说阿美，便扭头问我：“阿美是谁？”我说：“你姐。”他瞪着眼说：“我姐？我姐怎么叫阿美？”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呢？”
林胖子带着我们跑了几个地方，打了许多电话，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见到了余小惠。有一个人把她领来了。这事弄得有点像地下接头，地点在一个僻静的街角里，光线紫莹莹的，很昏暗。我们站在一棵大榕树下，头顶上压着大片黑色的树冠，一些气根像鬼爪子似地悬在半空里。大约站了二十多分钟，我们看见余小惠跟一个小个子男人从一条黑黑的巷口里转出来。
小个子男人把余小惠带到大榕树下。大家都没说话，就像黑市交易似的，我把八千块钱交给林胖子，林胖子又把钱给了小个子男人。小个子男人拿了钱就走了。余小惠站在旁边，自始至终低着头，既不看我和林胖子，也不看余冬。
对于余冬来说，这恐怕是一件相当难受的事。他亲眼看见我从别人手里把他姐姐赎出来，在整个过程中他也一句话都不说，连姐姐也没叫一声，只是很潦草地看了他姐姐一眼，看了看她灰乎乎的脸和露在外面的大半个乳房，便把脸别过去不再看她。到半夜里他哭了。我听见他粗声粗气像牛一样哭。我拧亮床头灯，他把哭声压回了喉咙里，但脸上全是泪。他哽着声音说：“徐哥－－”这是他头一回这么叫我，“她这副样子我怎么把她带回去呀？回去我又怎么跟家里说呢？我爸爸妈妈一直以为她在这里唱歌，她还寄过一盒歌碟回家，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她都说很好，吃得好住得好，什么都好，让他们放心，现在突然这副样子回去，他们怎么受得了呢？他们还以为她在天堂里呢，这是要他们的命哪，他们会疯掉的呀！”
我沉甸甸地叹一口气。
余冬说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说：“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她到底怎么回事？她刚来这儿才一两年，就给了家里不少钱，我爸爸妈妈就是拿她的钱买的房子，我们都以为她在这儿发了呢，大红大紫了呢。徐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知道是吗？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还有那个胖子，他呱唧呱唧跟你说了那么多，你们还叫她做阿美，她为什要叫阿美呢？你不可能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是不是跟她一直有联系？你们一直没断过是吗？徐哥你告诉我行吗？我要知道实情呀徐哥，徐哥！你告诉我吧我会感激你的！”
我说：“我真不知道，你还是早点睡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车呢。”
余冬用力说：“徐哥！”
我说：“睡吧。”
余冬又叫徐哥，粗脖子上的筋都暴起来了。他说：“你还瞒我干什么呢？我是她弟弟，我都看见了，我什么都信了，就是你们还有关系我也不会说什么。我说什么呢？按理说我还应该叫你做姐夫，你怎么就不肯告诉我呢？”我说：“余冬，你怎么瞎说？我是有老婆的人，你怎么能乱叫姐夫呢？”余冬说：“我怎么是乱叫呢？你没有跟过我姐吗？我都不知道我姐的事，你怎么知道？你们没有关系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说：“我真跟你说不清，还是睡吧。”
我把灯拧灭了，他又拧亮来。
他说：“余哥你说吧，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像刀子剜心一样呀。”我叹着气说：“莫说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说给你听了，你心里就能好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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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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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余冬还是不肯安静下来。他说：“我真不敢把她带回家去呀，徐哥你说我怎么办呢？”我说：“那你想把她扔在这里，是死是活都不管了？我为什么叫你来？她不是你姐吗？”余冬说：“徐哥，我不是那意思，我怎么能不管呢？”我说：“那你还说什么？”余冬说：“徐哥啊，我是这样想的，你办法多，你能不能先别让她回家，找个地方把她安顿下来？”我被呛了似的张着嘴看着他，看他半天，说：“你说什么？你不管？你叫我来安顿她？我凭什么？”余冬流着泪说：“徐哥我求你了，你不是喜欢我姐吗，再说不是你她也不会这样，－－我知道这话我不该说，但你想想我爸爸妈妈，他们怎么见得她这副样子呢？他们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徐哥你不该担点责任吗？你就担点责任好不好？你把她安顿起来好不好？”
我总算明白了余冬的意思。我冷冷地说：“这事以后再说吧。”余冬说：“以后是什么时候？明天一早就要赶车回去呀。”我说：“那就明天在车上说！”
到了早晨，余冬赖着不肯走，非要我答应由我来管他姐姐。他说：“徐哥。”我说：“你别叫我徐哥。”可他不听，还叫徐哥，“我觉得这事还是说定了的好，要不我真不敢跟你上车，你一个人带她回去算了。”我说：“余冬你也替我想想，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怎么能带你姐姐回去呢？”余冬说：“我又没说要你把她带回家去，你有能力嘛，你可以找个地方把她养起来嘛。”我说：“你叫我把她养起来？”他说：“怎么不可以呢？很多人都这样，你养一个算什么呢？”
我说：“亏你还是她弟弟，亏你说得出来！”
“徐哥，我是没办法，怎么想就怎么说。”
结果争来争去，赶车的时间早过了。
就这样，我们在广州多呆了一天。早饭后我带余小惠去买了几件衣服，她穿得太像一只鸡了。我让她把她的低胸吊带裙脱下来，换上一件无袖衫和一条水磨蓝短裙。她很听话，低垂着眉眼，叫她干什么她便干什么。我心里很疑惑，以前她是怎样的人？她怎么会这样？但我无法透视她的内心，只能从外表来看她。她比我在广州时略瘦了些，也更多了些倦容。换上新衣服后，我又带她去发廊，叫人家把她的黄头发染回来。从发廊里出来，站在广州街头明媚的阳光下，她看起来好一些，人也精神了一些。可我却怎么也看不到当年的余小惠的影子。
她似乎煥然一新了，站在我面前问我：“好吗？”我点点头。她笑了一下。她一直没说话，这是这次见面后她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她第一次笑。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忽然这么笑一下，简直生动极了，我心里掠过了一丝很温暖的感觉。但我没说什么，也笑了笑，说走吧。往回走时，她把一只手放在我胳膊上。她没有挽过我的胳膊，从前也没挽过，她怎么好好地要挽我的胳膊？莫非是她现在的习惯，跟谁走路就要挽谁的胳膊？我看看她的手，又看看她。我觉得我的胳膊上很不自在。我知道这只手不属于我，它搭错了地方，但我忍着，让她就那样挽着。没过多久，我就感到胳膊在发酸，但我还是忍着。
这天晚上我老是神经质地捏胳膊。余冬在旁边问我：“明天走不走？要走的话有些事就要说定了。”他说得更明白了，他姐姐怎样他是不管的，如果我一定要把他姐姐带回南城，那么我就要对他姐姐全权负责。
我说：“你讹我？”
他说：“怎么是讹你？我只要要分清责任。”
我问他：“如果我不负责呢？”
他不吭声，过一会儿说：“反正你要想好，否则我是不跟你走的。”我摇摇头，说：“余冬你怎么是这样的人？我还以为你对你姐有多好呢！”余冬嘟哝着说：“我这不也是为我姐着想吗？”
我叹一声，心里沉沉的，像被一座山压着似的。我在心里说，好吧，我先把责任担起来吧，总不能谁都不担责任吧。我就对余冬说：“那好吧，我想好了。”他有点喜出望外，瞪大眼睛看着我，“想好啦？”接着也叹着气说，“徐哥呀，你真是个好人，我姐她当年没嫁你是她没福气，不过我也看见了，你们还是很有感情的。徐哥，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要不今晚你就到隔壁去睡吧，我姐她肯定愿意的，徐哥你去吧，我不会说什么的。”我盯着余冬，憋在心里的恶气直往上冲。我说：“余冬，你很浑蛋。”余冬说：“徐哥你别抹不开脸，我说的是真的，从今天起我就把你当姐夫看。”我说：“余冬，谁是你姐夫？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呢？我都替你害羞！”
我不再理他，关了灯蒙头就睡，却又睡不着。我想我这是何苦呢？她余小惠不是恨我吗？不是讨厌我吗？不是不肯跟我结婚跑到这儿来了吗？我还要为她担什么责任？她弟弟都不肯管她，我插什么手？她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带她回南城去干吗？难道真跟余冬说的那样，找个地方把她养起来？
余冬像猪一样打鼾。我辗转反侧，整整一夜，我都在听他的猪一样的鼾声。
我们回到南城时是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在车上余冬很殷勤，一口一个徐哥，对他姐姐也是，姐呀姐的叫得很亲热。可是到了南城，一下车他就钻进人群里不见了。他一个人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余小惠到处看，说：“余冬呢？”她不知道余冬已经跟我说好了，不知道余冬把她扔给了我。我装模作样地说：“是呀，余冬呢？”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找不到就算了，你跟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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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九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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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巳经没下雨了。车站上有很多的士在揽客，有人还伸手来扯我们，我拨开他们的手。我们走出了车站。我想我们往哪儿走呢？这么晚了到哪儿去给她租房子？想来想去，我还是给她找了一家小宾馆。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在床头柜上放了一点钱，叫她明天早上自己去吃早点。她垂着眼问我：“你要走？不在这儿住？”我点点头。她依然垂着眼，又说：“你不想……要我？”
她怎么说这种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怎么是我要不要她呢？这话她不该说的，起码不该这时候说。这件事早就过去了，还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呢？可我又不想拿话伤她，她都落到这一步了，恐怕脑子也不大好用了，我伤她干什么呢？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一次？你忘啦？”她说：“哪一次？说过什么？”我说：“上次，忘啦？我说我已经结婚了，你忘啦？”她嘟哝了一句，“怎么扯到结婚上头呢？”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不扯这个扯什么？是不是余冬跟她说了什么？他们姐弟商量好了？我便不再说什么了，就那样枯坐着。坐了一会儿，我准备走了，她也站起来往外走。我问她去哪儿？她不理我，我追着她问，她走得很快，边走边说：“回家。”我说：“你不能回家。”她停下来，反问我，“我怎么不能回家？”
她把这句话一连说了三次，说第三次时眼睛里汪着泪水。
她执意要回家，我什么话也不好说。她出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她回来了，她想回家，我怎么能拦住她？我说：“好吧，我送你回家。”从宾馆里出来，我拦了一辆的士。我说：“你们家已不在老铁街住了，你知道在哪儿吗？”她点点头。这天晚上我一直折腾到深夜一点多。我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看着她上搂，听她叫开了门，听她哭着叫爸爸妈妈，听见她爸爸妈妈跟她一起哭。夜气很清凉。街灯也很清凉。他们的哭声像带了雨的风一样吹过来。我的眼睛忽然湿了。我对的士司机说：“走吧。”
第二天上午余冬跑来骂我。他恶狠狠地说：“姓徐的你不讲信用，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刘昆领着几个保安按住他，要他向我赔礼，说不赔礼就扒他的皮。我对刘昆他们说：“算了，放开他。”刘昆说：“他骂了你呀。”我喝道：“放开他！”
广州之行花了两天三夜，去之前我没跟冯丽说，冯丽就不断地往我手机上打电话，问我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她又来了。她说：“你到广州去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我工作上的事也要跟你汇报吗？”她说：“我是你老婆，说一说难道不应该吗？”她双手撑在后腰上，挺着肚子站在我面前。她才刚刚怀上，肚子还是平平的，但她却总有要挺着一个肚子的感觉。
这些日子我动不动就跑到歌厅里去转转。我喜欢听一个从青海过来的歌手唱歌。这个歌手的名字很怪，叫昏鸦。我问他为什么要叫昏鸦呢？他说：“我喜欢这种意象。”看起来他也是有文化的人，知道说“意象”。我说：“那为什么不叫枯藤或老树？”他说：“我是一个诗人，一个行吟诗人，我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所以我觉得昏鸦对我比较合适。”他不但在歌厅里唱，有时候还抱着吉他跑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去唱。他要唱遍中国所有的城市。但他对南城很失望，说南城人根本欣赏不了他的歌。他说：“所有的城市都琐碎和平庸，而南城则是最琐碎最平庸的，南城人一天到晚鸡鸡鸭鸭的。”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他说：“忙着找碎谷子碎糠头呀。”我笑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因为你允许我在你的歌厅里唱歌，还因为我缺钱，所以现在我必须在南城呆下来，等我攒够了钱，我就走了。”我说：“你这不也在找碎谷子碎糠头吗？”他一脸严肃地说：“这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