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 作者:杨澜-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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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
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
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
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
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
中午打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
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生？在向《正
大综艺》告别的时候，赵忠祥老师一再叮嘱我：“咱们别伤感，要有洒脱的
心态。”我们力争在主持第二百期时把一切离别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现场
还是哽咽了：因为曾经与《正大综艺》共担荣辱，因为曾经尝过酸甜苦辣、
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
《正大综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变了
我的人生轨迹，却没有改变我的个性。相反，它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为了这些，我感谢《正大综艺》。我既不以它
带给我的荣誉而满足，也不因我过去的稚气而羞愧。这是我社会人生的起步，
是我事业的开始。我曾经全身心地投入过，而且过得很充实。关于它，我还
有很多话要告诉观众，告诉自己，那些荧屏后的故事。
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个过去的自己的对话，用的是舒服的方块字，陪伴
我的是纽约冬季的灯光。
启蒙老师姜昆
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刚过二十二岁生日，《中国电视周
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关于主持人，只有一句话：
“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接下来的星期
六，我出现在中国几亿电视观众面前。播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听见片头的音乐，手里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紧张的一次。周围的一切
都模糊不清，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电视、电视、电视。。
一个人有机会审视自己，是件很特别的事，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在恍惚
之中似乎有了时空的倒转，不由会对自己产生从未有过的兴趣。我知道不少
人喜欢照镜子，或反复看自己的照片，而现在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也使这种奇
特的感受进一步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对效果毫无把握，而且对自己的第一
次审视是与几亿人同时进行的，再自信的人也会心慌。
这就是我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自己出现时的心情。
我从未发现自己有那么多小毛病。比如，眨眼太多。
连姜昆都发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
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
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
我很听话。
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
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
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
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但我知道他是为我
好。我就这样走上了电视，做起了节目主持人。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意外，
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命中注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
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
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
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
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
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
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
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
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
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
“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
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
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
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
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
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
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
以。可以。
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没什么稀奇。
从那以后，我真的不那么怕镜头了，甚至觉得过去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
姜昆告诉我：”你有天分，干电视这行干对了。”
是吗？我可有点不相信。
《正大综艺》刚播出，观众来信就像雪片似地飞来了。我从小没听过那
么极端的赞美，也没有受过那么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虽然不会因为接到几封
表扬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评头论足却真有点受不了，往往会因为一封
批评信而沮丧一天。一会儿，有人来信说我笑得不够；一会儿，又有人来信
说我笑得太多，一会儿，他们要求我多一点幽默，一会儿，又要求我别忘了
东方女性的含蓄端庄。而我是多么希望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我自问：“我
到底有没有天分？”
姜昆则问“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作为名人，姜昆有难得的平常心，
总是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某种场合下大实话会得罪人，于是他就用俏皮话
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说的还是大实话。这样的功夫让我颇为
羡慕，可惜适合女孩子的幽默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选择说老实话，或者干
脆什么也不说。对于老师的提问，做学生的本能是如实相报。
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
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
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
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
列。”
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而赵忠祥呢？给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讲起故
事来，能笑翻一个办公室。主持电视节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了不少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仰视过的名人，说实话，有些人走近后，并不那么可爱。
而姜昆和赵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不仅因为他们对我以诚相待，无私
地给予我提携，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艺术功底的深厚：一个玩笑中带着犀
利，一个深沉中带着幽默，于是他们的玩笑和深沉都变得不同凡响。而我呢，
至今还是个很表面化的人，好在还年轻，路长着呢。
但我永远会记得，当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时候，在岔道口，姜
昆带着我，走了一条正路。对此，我心存感激。
应该说，在《正大综艺》的头一年里，姜昆比我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我
是新人，观众总是抱着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主持得有进步，大家都忙不
迭地鼓励；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没有控制场面。有时我只顾把
自己的话说完，而考虑不到为姜昆打铺垫；说惯相声的他，没有捧逗的，怎
么抖包袱？但姜昆从没有埋怨过什么。他很洒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
风骚三五年。”（这两句诗是从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论诗五绝》诗中的“江
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里演绎出来的。目前演艺圈新旧交替周期
缩短，于是这句话又成为“各领风骚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剧一
曲火爆，却没有潜力继续发展了。）他认为，这是艺术规律，而观众对成名
艺术家的苛刻，则是有目共睹的。当姜昆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他当时任中国
广播说唱团团长），一年后辞去《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时，我茫然了。
制片人告诉我剧组将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时我在大庆实习锻炼（大学毕
业后我们被要求下到基层工作一年），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时，又听说剧
组决定采用两组主持人，一组由方舒、方卉姐妹组成，另一组呢，则物色了
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与我搭档。希望通过一个”试用期”，最后敲
定其中的一组。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
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子成熟了
不少。戴教授在学校是位以口才著称的学者，但在电视主持上，他还没有任
何经验，导演固然想发挥他学识渊博的长处，但实在也难为了他。而我呢，
从过去的小学徒，转眼要“辅导”别人，天知道有多苦恼。独自一人时，我
哭过，不止一次哭过。但我的倔劲儿又被激了起来：怨天尤人有什么出息？
路，不是别人铺出来的，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自己
写稿，而且主动承担起调动观众情绪的责任，比如在录像前，跟观众聊天，
讲笑话等等，过去，这全是姜昆的“活儿”。那时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
自撰的打油诗，可惜写这篇文章时，那幅字静静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里，不
能抄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尽的烦恼。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
只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尽在不言中了。
良师益友赵忠祥
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选《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
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
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
件半新的
T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
T恤衫，惹得同事们善
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
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
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
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
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
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
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
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
己嘴也不甜。
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
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
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
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
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
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
“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
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
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
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
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
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
电视这行行不通。”
《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
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
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
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
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
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
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
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
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
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
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
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
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
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
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