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 作者:无敌-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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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人咨询，第一个尝试；我们“一不留神”当了回第一。

女儿上了大学，并没有让我们松一口气，每学年三千五的学费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教师长了几次工资，生活已有所改善，加上零星的家教，我们两人一个月的收入达两千多元。孩子上大学每月要生活费不说，平时在计算机房上机都要按小时收费。后来学生们觉得还是租电脑合算，先是几个人合租，后来又个人租。计算机专业的不摆弄电脑不行，我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上万元的电脑太贵，恐怕等到女儿大学毕业也攒不够钱。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不指望父亲和“妈妈”能伸以援手。他们从来不过问，我们也不会求他们。

我从八岁到北京，精神上就已经独立；虽渴望家庭的温暖，愿意得到帮助，但从不依赖别人，也看不起那种成年后仍依赖父母的“爹养娘饭小儿曹”。

所以百盛大厦的信贷消费还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不过报道里没有提到的是：我们自己的钱不够，百分之五十的首付款中还有岳父支援的一部分，为了女儿，我们接受了这个帮助。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苟言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什么朋友来往，因为他没有朋友。

有一回我和老二聊天，说到现在报上老在讲“三个代表”，也不见解释“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什么。他正坐在旁边，激动得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来告诉你们！三个代表就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熟练得像学生背书。

他坚持订“党报”，天天学习，自觉紧跟。想当初，他“拥林”和“批林”一样的积极，“学邓”和“批邓”一般的虔诚。别人还会在私下里发些政治牢骚，但他绝对不会。家里讲的，一定是报上写的，一定是领导在会上说的，保证是一字不差。

老四事业顺利，从售货员到会计，由会计到经理，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车；有一回开车送父亲去单位报销药费，一下车父亲逢人便解释：

“这是我儿子买的车，不是公车，我是不会占公家便宜的。”

这是听“妈妈”后来讲的。连她都埋怨：

“你也不是领导，你说这些干嘛？”

父亲不答，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态。

这已不是什么政治信仰，而纯粹是一种政治表现或政治表演。

如果说以前是为了入党，主要是表演给党组织看；现在的表演，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我能看透他这种近乎变态的表演。

他一生欠革命的“债”，因为对待革命，他也玩了一次“信贷消费”。

当年携表妹出奔，若是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躲一两年，也就罢了；可他非要戴一顶“红帽子”以正视听。革命队伍的人想必也不像他想的那样好糊弄，带个漂亮女人来“革命”，怎么看怎么像是私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个私奔的卑劣自我划清界限，他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他无法归还自己欠下的心债，无法圆当初的弥天大谎。

一生正人君子的表演，为的是掩饰二十五岁时的荒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炼，这种表演已融入了他的一言一行；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演技，甚至于忘了这是演技，以为自己就是个“本色”演员。

这是个忘记了下场，或已然是下不了场的演员。

这是一种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任何假话或表演都无须再进行思想，可以自然地流露。

一辈子假面桎梏，自欺欺人；这是命运对他的嘲弄，还是命运对他的惩罚？

三．明确的信号

二ＯＯＯ年，新世纪开始，我的女儿大学毕业。正赶上计算机人才炙手可热的大好时机，所以顺利地当上了“白领”。

教师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我和妻子除了在学校授课，还做些家教，有时还到外校兼课，我还给一个教育网站写稿子。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在家人的鼓励下，我到驾校报了名，卷入了“学车热”的大潮之中。

记得小时候“六一”节免费乘公交车，我总要站在司机后边感受开车的感觉；一边看着外面的街景，一边盯着司机换挡打方向盘；看司机能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操控得停走自如，真是叹为观止；以为除了开飞机开火车，开汽车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了。

所以，我小时候曾有过许多的梦想，有当诗人，当工程师之类；都没敢梦想过开汽车。

六十岁左右学车的人，或许都和我差不多，是要圆一个过去未曾有过的梦。

我学车时闹过不少笑话，过环岛时，教练发口令说：

“环岛直行！”

我一下子踩了刹车，惊疑地问：

“环岛直行，不是开到环岛里去了吗？”

“是转过去，直行！”教练说。

我口里念念有词：

“那就是先右转，后左转，再右转。”

把教练气得没办法。

2002年夏天，我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了一辆红色的两厢“赛欧”。老四家也换了一辆新车，一辆白色的“赛欧”。

两个儿子家有了新车，爸爸照例要抒一下革命之情：

“老百姓买汽车，过去哪里有过，啊？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如今不得了，真是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啊！”

摇头晃脑，绝对的声情并茂，不过我们是听惯了。　

秋天，“妈妈”要去趟南京（爸爸不愿意去），走之前和我说，她往返要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由我和弟弟们轮流照顾一下爸爸。

“我们四个人安排一下不是问题，你就放心吧。”　我说。

没想到过了几天，爸爸打来电话：

“无敌，你妈坐火车走了。她已经安排好了，平时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早晚抽空来照看我，周末两天你来管。”

好一个“安排好了”！

要是在过去，我会默认这个安排，容忍这个“小小的”不公正；但这次我要说“不”。

“为什么没和我商量？我周末没空。”

“你来不了，我可以住到你那里去的。”爸爸还不想改变主意。

“你们不和我商量，我不接受这个安排。”

说罢我放下电话。

这是我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他们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公正，我起码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别人无法接受的不公正。

我要“帮”他们改改不公正的“习惯”。

后来从老四那里得知，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爸爸和老三定的。打出“妈妈”的旗号，想必是以为我会避免与她冲突而不得不接受。为这么一件小事，爸爸还要动如此的心计，真是莫名其妙。　

当我抽空去看爸爸时，他非但不解释，不认错，还在那里给我唱高调：

“街坊们都说咱们一家人和和气气，安定团结，是邻里的榜样……”

“你是高级教师，有修养，应当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嘛……”

我真想如梦中那样，照着他那张虚伪的脸狠狠地抽一记耳光。

“妈妈”从南京回来后不久，到医院做了胆囊摘除的手术。

先是说请个看护，后来还是决定让几个妯娌和从南京赶来的妹妹轮流在病房值班。妻子值班时我尽可能用车接送，否则她就要挤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住院期间，儿女们跑前跑后，我的女儿还给“奶奶”带来了鲜花慰问；同室的病友都十分羡慕，跟“妈妈”说：

“你的儿女多好，你真有福气哟！”

“妈妈”指着妻子说：

“我的大儿媳妇是老师嘛，人最好，最老实了！”

手术很顺利，半个月之后出院，出院那天我开车接“妈妈”回的家。

看见“妈妈”平安回家，爸爸当着众多人的面，总结性地发言：

“这次你妈住院，乐乐（妹妹的小名）立了大功！”

众人都听楞了。妹妹过意不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大嫂，弟妹她们都挺辛苦的。”

过些日子我们去看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礼物”，给我的是一双皮鞋，给妻子的是一件衣服，我打趣地问：

“怎么，要论功行赏啊？”

“妈妈”回答：

“他们也都有。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的自得。

如同过去对我们说：“老三讲了，他是交朋友不交亲戚。”也是带着一种自得。好像是悟出了一条别人不懂，又颇值得自傲的人生真谛。

她还给我的“人情”——那双皮鞋，小，磨脚，穿了一次就扔在床下。给妻子的衣服倒还合身，好像是穿了几次。

2003年春节过后，晚上九点多钟，“妈妈”打来电话：

“你爸爸便秘又犯了，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你快来一下，带他去医院。”

我开车过去，把车停在楼下。怕自己开车路不熟误事，在楼下打了辆车。到了医院，值班的大夫护士都在，楼上楼下左奔右突之后，从药房领了吃的药和一瓶洗肠液。

我问：

“到哪儿洗肠？”

护士说：

“这儿不管，自己回家洗。”

“自己洗？自己怎么洗？”我大为不解。

“很简单，用洗肠器，外面有卖的。”

人家回答得正确而简练。

回家的路上，爸爸感触良多：

“现在的医院服务态度真差，和过去没法比。文化革命前，你婆婆（外婆）便秘，医院的主治大夫带上胶皮手套，用手给她一点点的掏，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了什么：

“现在改革开放，广大医务人员还是好的。这是个别的，个别的。”

说点儿真话他就不舒服。

用“数字化”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这种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能自动地启动“纠错程序”。

五．家庭利益

“妈妈”有一次问我们：

“一个假期的家教你们就能挣好几万块钱呀？”　

“哪儿有那么多，不可能，有一千多块就不错了。”妻子回答。

“怎么不可能，报纸上讲的嘛！”

有报纸作后盾，我们只好无言。

“妈妈”的表情嫉妒而不满，像是抓到了我们隐瞒收入的证据。

解释与不解释一个样——明星大腕们面对小报记者大概就是如此。

妻子告诉我，在医院陪床的时候，“妈妈”说：

“我一直没把无敌当外人，他在农校上学的时候，我去学校看他，拿衣服回来给他洗。”

“还有一回无敌触电，是婆婆（外婆）救的他，给他做人工呼吸。”

过一会儿又问：

“无敌没跟你说过什么吧？”

“说什么？…没有呀。”妻子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确实，我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以前的事。而且，有过初中时因“后妈”遭人嘲笑的经历，我再也没有对别人透露过有“后妈”，过去的事情更是不愿意再回想。

所以，她随便怎么说都行。

妹妹的公婆先后去世，留下一套房子。妹夫是长子，为人忠厚，将房子变卖后与兄弟们分了。“妈妈”提起这件事就忿忿不平：

“老太太活着时说好了房子给大孙女的，她那两个儿子胡搅蛮缠，非要插手。乐乐他们也太老实了！”

我接了一句：

“不给儿子直接给孙女，就是作公证都是很麻烦的。”

“妈妈”气犹未消：

“那怎么不行？”

一涉及到她的“家庭利益”，说什么也没用。

在这边，真正的“家庭利益”，他们早已安排完毕。

老二和老四，都从他们的“换房运动”中得到了房子；老三虽然搬了出去，但爸爸和“妈妈”住的朝阳区的房子留有老三的户口，这显然是给老三留着的。我明白了为什么调回北京时不让我们借住，是惟恐我“染指”他们利益的最后分配。

对于既成事实的不公，我并没有和他们计较。

因为我也习惯了。

我给女儿讲过一个笑话：

有一个男孩在路边哭，一个路人看他哭得伤心，问他为什么，男孩回答：

“我丢了两块钱。”

路人说：

“别哭了，我给你两块钱。”

男孩接过两块钱，哭得更伤心了。路人不解，那男孩哭着说：

“要是没丢，我现在就有四块钱了！”　

这个笑话其实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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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能只记住失去的，更要记住得到的。

我已经得到了“补偿”。我凭自己的工作和资历，享受了教育系统分给我的住房，我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

但矛盾最终还是因“房子”而起。

本来，“妈妈”以为大事安排已毕。他们别无财产，把房子给她的儿子们一分，心也就塌实了。没想到他们朝阳区的住房面临拆迁，将有一笔拆迁费；而离休干部，又要发一笔购房补贴。这本来也和我没有关系，对我们，他们尽量回避这个话题。　

对她的子女，她总还要交代一下。

“妈妈”说：

“我还欠老三一套房子。”

意思是说，这笔钱是给老三的。

老四的爱人一直看不惯他们的所为，此时说了一句：

“要是这样，你们对大哥也太不公平了！”

“妈妈”气冲冲地说：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你别管！”

这是后来，老四的爱人对我们讲的。还有一些其它的话，因为我没有在场，是后来听到的，我不想多述。

“妈妈”反而很生气。他以为，儿媳的发难肯定与我们有关，肯定与那笔钱有关。

有一次到他们那里，“妈妈”旁敲侧击地说：

“我们还没有死呢，就有人惦记我们的财产。我们有什么呀，家里就这点东西，我们总不能住到马路上去吧！”

“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要靠父母，那算什么本事嘛！”

爸爸在一旁又唱起了高调：

“毛主席就是伟大，要不是当年自力更生，啊…，那会有今天这么繁荣？自力更生就是了不起，了不起！”

我不理他们。此时和他们争论不明智，必要的时候我会表态。　

对于过去的不公，我已经接受；爸爸“妈妈”的重新表态，让我对他们彻底失望。

作为长子的我，在工资微薄的条件下，对这个家十年资助，但是，在这个家里却没有我的一丝权益。

其实，这些权益我可以放弃，我以前一直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