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 作者:无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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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下来，我们已完全是“农民”的形象：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皮肤黝黑。体力劳动使我们吃得香睡得着，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睡觉沉得像条死狗，雷打不动。

班上有的人坚持不住退学了，但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没有退路。

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只是劳动锻炼的第一课，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

劳动的苦我不怕，我心里感到苦。

我本应当上高中，上大学。在育才学校，我哪方面也不比班上的革干子第差，为什么就让我上农校，为什么！

我的那些“美好”的理想，都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沮丧。

我抱怨，我不平，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我的后娘，我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孤独无助。

这些可怕的想法像毒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

开始上文化课了。

除了语文，我对所有其它的课程不再感兴趣。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课上课下疯狂地阅读。上课不听讲，迟到旷课也是寻常事；有的课我根本不上，在宿舍泡病号。为了能“治理”我，第一任“队长”（班主任）对我软硬兼施，结果也不起任何作用。我向他扬言：“要不你开除我，我正好不想上呢！”把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气得吹胡子瞪眼，差点要打我。

期末考试八门功课我有六门不及格。补考时我照复习提纲恶补一气，虽说是“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佛脚居然显灵，又全部通过了。

一学年下来，我虽然补考后勉强升级，却因旷课太多，屡教不改，班主任把我的材料总结上报，我受到学校记大过的纪律处分，张榜公布。

我破罐破摔，还是满不在乎。

我成了班上乃至全校的“个别生”。

由于我在学校的恶劣表现，爸爸到学校来过几次，我开始认识爸爸的另一面。在外面，爸爸是一本正经的“国家干部”的形象，当着老师，给我大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要我热爱农业。在学生宿舍，对我和同学讲什么：“革命同学要互相帮助，树立远大理想。”他讲那一套大道理很认真，也很投入，同学都戏称他是“革命干部”。

二．浪子回头

因为农校的前身是农场，所以在许多称谓上保留了农场的传统。比如班主任叫“队长”，校长叫“场长”，年级叫“中队”，年级组长叫“中队长”等等。到后来学校逐渐发展走向正规，这些老称谓才慢慢消失。

对于我们这些农校的“元老”来说，老称谓更显亲切。

农校有两位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一位叫丛选永，一位叫张维安。

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队长，他叫丛选永。

他是个特别祥和的人，时常面带微笑，很少激动，说话声音也不大，显然没有前一任队长厉害。

他上任没多久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谈话，和前一任队长不一样，不是批评指责，而是一种关切：　

“我知道你的情况，我觉得你不是坏学生，也不是不明是非的人。我说的对吧？”

还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这话让我心里一动。

“你有理想，喜欢文学，这是好事，你完全不用放弃。俗话说‘艺不压身’，将来工作中都用得着。”

“但你别脱离现实，你现在上了农校，就应当有新的理想。”　

“马克思都说人是无法自己选择职业的，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留校给你们当老师。”

丛老师说他自己也是农校毕业，比我们大几届。

“别把自己的一辈子荒废了。只要你振作起来，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他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

“你知道吗，中国有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对你抱很大的希望。”

我凝望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光里，我感受到真诚。

我无法把丛老师十几次苦口婆心的谈话内容完全回忆下来。实际上，与其说我是被丛老师讲的道理说服，不如说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的。

在丛老师的帮助下，我重新燃起了上进的希望。

在学校农场劳动的，还有从教育口转来的“右派”和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我们的语文老师张维安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年级时，我们在劳动时看见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的男子在猪场挑泔水喂猪，这个文质彬彬的猪倌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劳动休息时我们和他聊天，他知识渊博，海阔天空地和我们谈古说今，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但问他为什么在这儿喂猪，他笑而不答。

二年级时，他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吸引人，上他的课没有纪律问题，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

我们班有好几个文学爱好者，也都是张老师的崇拜者，我们有时到教师宿舍找张老师

聊天。他没有架子，对我们亲切得像朋友一样。

“知道你们喜欢文学，你们都基础不错。听说有的人想当作家、诗人？”

我脸红了，不知他指的是谁。我们都忙着解释：

“不是，不是，就是有点喜欢。”

“其实作家很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尔基小学没毕业，鲁迅是学医的，也相当于中专。”

他笑着说：

“我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你们看我，还不是作家吧？”

我们也跟着傻笑。

“作家需要生活，这些你们现在可能还不懂，以后就能体会了。”

“但千万别混日子，我呢，在猪场就好好干活，现在就好好教书。”

他意味深长地说：

“好好念书吧！你们年轻，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丛老师和张老师的话以至诚动人，寓情于理，深深地感动了我。　

老一辈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过：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如果没有二位恩师“从心里发出来”“打到心的深处”的教诲，我或许永远不会消除心中的不平和愤懑，最终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傻瓜。　

压在我心头上的块垒逐渐消融，一度迷失的“浪子”，终于回头了。　

张老师也夸奖我的作文。有一回张老师在班上朗读我的一篇回忆江南景色的作文，他那抑扬顿挫富于情感的语调把我带进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写的；如同一支普通的乐曲经由小提琴大师用名琴出色地演绎，展现出神奇的魅力；我们都陶醉在其中。张老师念完后，有好几秒钟，班上静静的。

张老师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一种整体的内在的美，不能仅注意辞藻的修饰，他引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我一直铭记在心。

他还给我们讲过清代学者王国维的立志成功“三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张老师讲解这几句词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稀可辩。

六十年代初有一股翻案风，给曹操翻案，给潘金莲翻案。我们在图书馆的报刊上看到有关内容，很感兴趣。在给潘金莲翻案的问题上同学们看法不一，成了宿舍熄灯后　“卧谈会”讨论的热点。有的说她反封建，追求爱情自由；有的说她是淫妇，伤风败俗。我们争论不下，去找张老师评判，张老师说得很干脆：　

“我觉得潘金莲再追求自由也不应该毒死无辜的武大郎。没这一条，他爱谁都行；有这一条，我看她永远翻不了案。”

张老师的话一针见血，说得我们心服口服。

的确，如果某种男女之情“自由”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人性为什么还要包容它？

“文化大革命”中，张维安老师受到冲击。“文革”后，他的历史问题被平反，张老师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在报刊上发表过数篇大块头的文学评论。他的文章论述精到，行笔流畅，文采飞扬，在当时颇具影响。正当张老师由逆境转入坦途之时，他被诊断得了肺癌。

在他生病期间，我回北京看望过他几次。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中透出一种悲怆，每次离开他时我都几乎要落泪。他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我远在密云，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惜乎痛哉！

诲人不倦、才华横溢的张老师！　

三．　刘校长的仁政

农校还有一位好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宗藩。

刘校长差不多每周要给我们作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其中重要的是热爱农业的“专业思想教育”。别的领导的报告大抵枯燥无味，但刘校长极富演讲口才，他的报告幽默生动，我们特别爱听。

刘校长有胆有识，启用了一批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即包括张维安在内的一些人，让他们当上教师。这部分人不少是大学里的才子，教学水平非常的高。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这成了刘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条罪状：招降纳叛。批斗时让张老师他们陪绑。

虽然农校的粮食定量比较高，自己还有猪场，每个月能吃一次炖肉。对于我们这些活动量大的小伙子来说还是不够。在困难时期，饥饿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

饥饿是什么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说：“哦，那没什么，为了减肥我有时也会饿自己一顿的，是有那么点不好受，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多年的饥饿和食品匮乏，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一个遥远的噩梦：不再可怕却挥之不去，可以回忆却难以言传。

我们那时好像是一群饿狼，寻找任何可以放进嘴里吃的东西。收水稻劳动的间隙，有一样工作是要抓紧的：将一支稻穗放在手里来回地搓，搓出米后小心地把稻壳吹掉，然后将米粒倒进嘴里，那新米嚼起来味道很香。这种“手工碾米”的效率很低，一次最多也就二十几粒，那可是我们劳动时重要的加餐。

如果不是收稻子，我们也能找到加餐的东西，因为农场里有的是农作物。萝卜、白薯，从地里挖出来用手擦擦泥就吃；灌浆的玉米棒子，半青半紫的茄子，摘下来就大啃大嚼；周末几个人合伙在水田里捉青蛙，当场开剥，然后用铁桶架起柴火煮了沾盐吃，几乎连骨头一起咽；我们还烧烤过蚂蚱、知了，不是为了寻求美味，而是为了填充老是空虚的肚子。

如果饿得睡不着，同学们就躺在床上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吃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会餐”，在美好的想象中咽着口水，慢慢入梦。

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么能够一口气嚼完二两糖块，一口气吃掉半斤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制“月饼”。那是“个人购货证”每月的定量：二两糖半斤点心；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营养大餐。

当用尽一切“自力更生”的办法还是无法驱赶饥饿的时候，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涂改餐证。

农校的就餐证是一张卡片，每个月一张。上面印着早中晚餐的格子，定量是三四三，即早晚三两，中午四两；边上还印有加餐的格子，一个格子是二两，正餐加餐总共三十七斤，是每人的定量。吃一顿由食堂的人用笔在相应的格子上划一下。比如你中午打算吃六两，那么划一个中午的格子，再划一个加餐的格子。我们一般月初控制不住，时常六两八两的吃，到了月底加餐就紧张了；于是开始打加餐格子的主意：一种办法是用小刀把划过的笔迹刮掉，要很细心地刮，不能把纸刮透；另一种办法是先在餐证上涂一层薄薄的胶水，在水里一泡，划过的笔迹就会洗掉。其实这两种办法都很容易被识破：前一种只要对亮处一照，刀刮过变薄的地方就很明显；后一种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水泡过的痕迹。这些小伎俩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虽时时得逞，也经常穿帮。农校对这些违规行为似乎也不想严厉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作伪的技术太差，被发现了也不过当场拒付，弄个大红脸，没有严重的麻烦。　

这是否和刘校长的“仁政”有关？我想是一定的。一定是他体谅饥肠辘辘的学生们搞的这些小把戏，如果换一个“铁腕”校长，“大力整顿食堂秩序”，我们就惨了。

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从食堂打饭回来，喜形于色；别人问怎么回事，他说由于开始人多，他的餐证漏划了。全宿舍一片欢呼，可再打一份他又不敢；因为打饭是一个班一队，他怕被认出来打了两回饭。我们谋划了半天，决定到最后食堂里没什么人，卖饭口合并了再去。结果成功，打回来的饭让在场的同学一抢而光。

如果说这是喜剧，那么把饭菜掉在地上则是悲剧。馒头包子掉在地上捡起来吃自然不必说，就是米饭和菜，不小心撒在地上也要尽量回收以减少损失。有一回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因为走得太兴奋了，结果把盛炖肉的饭盆儿扣在了地上，他把地上的肉块全收集到碗里，打了热水回宿舍一块一块地清洗沾在上面的泥土。别说他为此难过，大家都为他痛心。

几年前，我和来自河南农村的几个朋友聊天，他们如今在北京经商，已小有规模。当我说到困难时期的种种疾苦时，一位和我年龄相近的朋友淡然一笑：

“你们有的吃还能叫做饿？没的吃才能叫做饿！”

我有点听不懂，他摇摇头：

“你们城里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饿。”

我默然。

我不懂他们经历的饿，如同我的孩子不懂我经历的饿；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认知差异何以如此之大。

不论怎么说，有的吃，真不该抱怨什么。

不过说实在的，我也从未抱怨，那一时期的经历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磨练使我们终生受益。

刘校长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是曾在北京搞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位王校长，据说是长征干部，当过某元帅的警卫员，作风简朴但文化水平低。常看见他挽着裤腿在地里和学生一起干活，开会时他在主席台上一坐，从不发言。一九六二年声援古巴大会，群情激昂，口号声不断。开到要散会了，主持人提议：“请王场长讲话！”王场长像往常一样，摆摆手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不说了，不说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