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 作者:无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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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读懂命运给予我的每一份关爱，珍惜并在记忆中珍藏，并永怀感激之情。

我感谢命运。

即便是冷漠，其作用也未必都是负面的。

小学高年级时，学校号召订《中国少年报》，爸爸给我订了一份。每次报纸来了，我挑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草草看过便丢在一边，这遭到外婆和妈妈的一致批评：

“给他订报他也不好好瞧，这不是糟蹋钱吗？”

“连学校发的书他都不看，还看什么报，白下功夫嘛！”

为了保住这份报纸，以后每新来一期，我都仔仔细细地阅读，为了证明我认真读报了，爸爸还不时拿报纸里的内容考我，我都能对答如流。看过的报纸我把它叠好，按日期顺序整齐地放在一起，每个月都能做到一期不差，这才使她们无话可说。这个好习惯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家的书橱里，衣柜顶上，堆放着我保存多年的几种报纸和杂志的装订本。

此外，我不挑食，能吃苦，能吃亏，也应归功于家庭环境的“培养”，这使我终生受益。

童年的心如同晴朗的天空，虽然曾有阴霾，仍能享受阳光。

我回忆在北京的小学时代的生活，有许多快乐温馨的画面在眼前浮现：

那时出永定门就是庄稼地，是和小伙伴们捉蟋蟀的好地方。撒泡尿把蟋蟀从窝里赶出来，然后把捉住的蟋蟀小心地放进小纸筒带回家；斗蟋蟀的过程更是趣味无穷，拥有一只好的蟋蟀不亚于现在的孩子拥有一台好的游戏机。　

“陶然亭”也是一块乐土，那时公园还没有围墙，我们从铁丝网的空隙钻进去；带上一个小玻璃瓶，里面放点米粒儿或馒头渣，然后用绳子拴住扔进湖里，过一会儿拉上来，瓶子里就会有几条游动的小鱼。回家把它放进大一点的瓶子里养着玩，那就是我们的“宠物”。

在那个年代，孩子们的玩具大都是要向大自然索取的；知了、蜻蜓、蚂蚱、磕头虫，都曾给我们带来许多难以忘怀的乐趣。

刚到北京时，街上叮叮当当隆隆开过的有轨电车吸引了我，那是南京没有的。有一回和大人们出门，我停在路口着迷地看电车拐弯时车顶上电线打出的火花，结果和他们走失了，是警察帮我找回了家。我记得警察叔叔还给我买了块烧饼吃，那块芝麻烧饼吃起来特别的香。

五十年代北京的公交车还不多，坐公交车如同现在“打的”，也是较高的消费。孩子们出去玩有时要步行很远的路，我走路节奏快，步伐大，都是那时锻炼出来的。到小学高年级时，“六一”节学校放假，那一天儿童享受特别的优待：坐公交车不要钱，公园也免费开放，那真是难得的疯狂的机会。我一大早就带点吃的急急忙忙走出家门，坐汽车从动物园逛到北海，从景山逛到天坛…，一直玩到天黑，才筋疲力尽地回家。

童年总是美好的，虽然在母爱的阴影之下。

　

　


正文　第二章　荒唐的年代
（更新时间：2005…9…4　10：22：00　　本章字数：12470）



第二章　荒唐的年代

德性非生于天性，但也不违反天性。

——　亚里士多德　

一．天性与人性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是块宝。……”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是棵草。……”

每听到这首小儿撒娇似的“流行”歌曲，我就想：唱这种得便宜卖乖的歌，是特意给世上没有妈妈或没有亲妈妈的孩子们听的吗？

有人或说我这种心态不对，是得不到母爱的病态心理。

我说不，得到母爱的心态未必比得不到母爱的心态更健康。

这种过于夸张了的“恋母情结”原本就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这首歌作为衬托特定故事的电影插曲还可以理解，平时摇头晃脑地唱还真有点变态。

母爱不过是动物为繁衍其后代而产生的“天性”。

这种天性中有无私与自私，有温情与残忍，有勇敢与懦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

人性中应有母爱，而母爱中不一定有人性；所以母爱本应是个中性词。

对人类来说，母爱不是没有副作用的补品。

缺乏人性的母爱既不“绿色”，也不“环保”，对其亲子都有潜在的毒害，更不用说污染环境了。

有人说一个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此话不错，但未必是有德行的教师。

我的感受是：一本好书抵得上一百个平庸的母亲。

女性作家张爱玲在散文《造人》中有一段论述，我非常赞同：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简言之，母爱如不能上升到“高一等的知觉”和“高一等的理解力”，与兽性无异。

请对“母爱”尊崇膜拜的女士们先生们原谅，我绝无冒犯之意。

也请动物保护主义者息怒。

许多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把人的劣根性称为动物性或兽性是侮辱了动物。的确，动物依本能行事，它的善恶是人类赋予的。狼吃小羊并非残忍，狗依主人也非忠诚，公鸡司晨也非守时。它们本能的“恶”无可指摘，而本能的“善”却令人感动。

人既然是由动物祖先进化来的，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动物性，这本来也没什么。可悲的是，人的动物性的恶性发展并不能使人回归为动物，而是连动物都不如。

因为动物本无心作恶，而人是有心作恶。

二．　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我升入“育才学校”上中学。

“育才学校”很有点名气，都知道那是从革命老区转过来的，学生全是革干子弟。学校五八年开始向平民开放　，我成了第一批“掺沙子”的幸运儿。

我们班有的男生的确相貌不凡，高高的，壮壮的，穿着部队的黄呢子大衣，说话也声音洪亮，那军人气派，帅极了。　

刚上初一，那个荒唐的年代就开始了。

群众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除四害，把我们这些初中生也卷了进去。

学校的一角建起了几座两三米高的小炼钢炉，鼓风机轰轰作响，高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炉前奋战，我们低年级的推着小车到处捡废铁。出钢的时候敲锣打鼓，一团红热的面团一样的“炒钢”在众人的注视下逐渐变暗变黑，我们欢呼雀跃。后来才知道，炼出的“钢”还是废铁。

学校的后院挖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深坑，然后一层土一层肥的填好；我们也参加了劳动，两个人抬一个小筐运土。说是要在那儿种小麦，放亩产几十万斤的“高产卫星”。（五八年苏联“老大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受此鼓舞的国人于是把创奇迹都称之为“放卫星”。）

最好玩儿的是人们都登上房顶，摇旗呐喊，鼓噪不止。那是为了驱赶“四害”之一的麻雀。可怜的麻雀背负盗吃粮食的罪名，别的鸟儿也受到连累；一起被赶得飞来飞去，无处落脚，最后累得像石头一样往下掉。

上中学时我家已搬到珠市口鹞儿胡同的油脂公司宿舍，因为住的地方紧张（老小八口住两间不大的房子，五九年又添了老四），外公也常住在学校。大人们都很忙。父母工作的单位是“北京油脂公司”（粮食局的前身），妈妈是会计，爸爸搞统购统销经常下乡。我记得爸爸讲起农村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大好形势时十分兴奋，手舞足蹈。

爸爸不在家使我的胆子大了起来。

记得有几次我在马路上逛到深夜才回家，不论他们怎么问，我也一言不发。

还有就是偷偷跑到大伯家看奶奶。那是精心计划的；大伯家在德胜门外，他们带我去大伯家时我记住了坐车换车的路线，我也有了力争来的每月两毛的零花钱，够往返的路费。

每次看奶奶都是我最幸福甜蜜的时刻，奶奶总能从床底下，枕头边，还有其它意想不到的地方变出糖果，点心等小零食，然后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总有说不完的话。奶奶问我吃的什么饭，摸摸我身上看穿得暖不暖，问在学校书念得好不好。有一回拿出她的一件毛衣要我试，那是用几种毛线拼接的前开身的花色毛衣，我穿着有点大，奶奶要把它给我，我说不要；奶奶以为我嫌它颜色太花，劝我说：

“穿在里面，人家看不见，没关系的嘛。”

“那你没得穿了，我不要。”

奶奶叹口气：

“你拿去穿吧，我晓得就是你没有毛衣。我在家里不要紧，我还有的穿。”

那件毛衣我一直穿到参加工作，其间接过袖子，补过洞，伴随我有十几年。

三．　第一次交手

我和妈妈的正面冲突只有一次，不论是我还是她都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天下午只有妈妈和我在屋里，我在做作业，她叫我去倒水，叫了几声，我也不理。

见我没把她放在眼里，又没有别人帮忙，只好自己动手。

“你个要死的东西，耳朵聋啦！”

她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揪住我的耳朵便拧，我不愿就范，抓住她的手，使劲向外推；她没想到我竟敢如此大胆，气急败坏，用手向我脸上狠狠地抓来，我躲不过，脸上被抓了好几条血道子。

我挣开她跑出家门，脸上挂着眼泪和血印，心里气愤极了。

我不允许她打我！她不是我的亲妈，她凭什么打我！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不想回家，我要出这口气。

谁能帮我呢？我知道奶奶管不了她；想来想去，想到了警察——他们是好人，他们能帮我。

经过打听，我找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我走进去坐在一个角落。派出所里人很多，有警察，还有进进出出的许多办事的人，没有人注意我，我就一声不响地坐着。

直到派出所里没什么人了，一个警察才注意到我。他走过来说：

“小孩，你在这儿干吗？还不快回家！”

“我不回家，我后妈打我！”

屋里有的人笑了，那个警察说：

“你听话就不会打你了，快回家吧！”

“我不！我回去她还会打我，我的脸都让她抓破了！”

他们走近仔细看了看我，又问我住在哪儿，我说了。又一位警察说：

“回去跟你爸说去，这事儿我们不管，回去吧！”

说完他们又忙他们的事，不再理我。我不走，还在那儿坐着。

天黑了，他们该下班了，一位警察走过来说：

“走吧，我送你回家。”

我把警察带到我们家，他让我在门口等着，他敲门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警察和妈妈一起出来了。

“你妈不会再打你了，你以后也要听话，知道吗？”警察说完就走了。

妈妈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

“谢谢了，警察同志不再坐会儿？喝点茶再走？”

“好啊，你有本事，敢找警察！你以为警察就向着你啦！”外婆说。

“等你爸爸回来再跟你算账！”妈妈恨恨地说。

几天后爸爸回来了，我听见里屋妈妈在向爸爸告状，我在外面等着。

一会儿爸爸从里屋走出来，他严厉地瞪着我，我攥着拳头咬牙切齿地瞪着他，那一刻气氛很紧张；我等着他过来打我，想着反抗的方式，是跑还是拼；不知他是被我的表情镇住了，还是怕我再找警察，他没有打我，扭头又回去了。

从那以后，爸爸也没再打我。

由于我脸上挂花到的学校，班主任老师问，跟我要好的同学也问，结果我有个“后妈”的事在班上传开了。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了争执，他嘲讽地说：

“怪不得你后妈打你，活该！”

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和他扭打在一起，有同学报告了老师，老师赶过来把我们分开。我气喘嘘嘘，一脸的悲愤；那个同学呼哧带喘，断断续续的辩解：

“我就，说，说那么一句…，你，犯得上，跟，跟我急吗？…”

是的，我不指望同情，但起码也别拿人家的痛处开心。

我很长时间没再理他。

四．　住校

育才学校能住校，我不愿住在这个家里。我跟爸爸说我要住校，起初他不答应，和妈妈的那次冲突后，他们答应了。

住校真好，我享受着住校的自由。

育才学校的学生宿舍是大殿一样的房子，是“先农坛”建筑的一部分。学校很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有，我好像三年也没有走遍它。

更让我高兴的是学校的图书馆，凭借书证能随便借书，我能不受干扰地看书了。我如饥似渴，看遍了当时的热门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还看了不少古典名著。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深。我至今还能背诵英雄保尔的名句：“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开始了独立生活，我能自己洗衣服，钉纽扣，缝补衣服，整理床铺。不用外婆絮叨让她“服侍”了。

男孩子都不太注意自己的穿着。我那时的个子已和妈妈差不多高，所以我穿的衣服大都是她穿旧的改的。衣服还好说，裤子穿起来就有些问题。起初我还不在意，不过是撒尿时麻烦点。有一天让一个男生发现了秘密：

“嘿，你们看，他穿女的裤子！”

同学们在一旁嘻嘻地笑，我十分难为情。以后再给我女式裤子我一概拒穿，非让他们改成前开叉的不可。

那个年代衣服穿破了打补丁是寻常事，革干子弟也是如此。上衣的肘部和袖口，裤子的膝盖和臀部等处都是必打补丁的地方。用缝纫机打补丁是奢侈的，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一般都要自己动手来缝，我则更不能指望别人。补丁要漂亮，选一块大小合适颜色相近的布剪成圆形或椭圆（那时的主色调是蓝和黑，颜色的配合不是问题），然后再一针一针用细针脚一圈一圈的缝，针距行距都要匀称，两肘两膝的图形要对称，看起来有一种美感。我开始不行，经过反复实践，后来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在育才学校，几个人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缝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