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阴影 作者:无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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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叹息着：
“唉… ，作孽哟！作孽哟！”她不想再说下去了。
我无法再问这“作孽”指的是谁。
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四川看望母亲和姐姐。
去四川一趟的花费十分可观，姐姐告诉我要先坐火车到重庆，再坐船到涪陵换乌江的船才能到达武隆，往返车船费就得三百块钱左右，还不算路上的吃住。我自己每月留的生活费才二十块钱，绝对负担不起。
学校的教学已逐渐走向正轨。“密云一中”分出一部分校园，盖起了新教学楼，成立了“密云师范学校”，我归属师范学校。师范的校长姓李，为人不错，不是那种以整人为乐的人。
我找到李校长，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想暑假去四川看母亲，希望学校能按探亲假报销路费。
我说话时有点紧张，一直注意校长的表情，他在认真地听。
听完我的话，李校长说：
“行，你去吧！走时从会计那儿支点儿钱，我跟会计打招呼。”
然后上下端详着我笑了笑：
“你妈走时你才那么点儿，这回见了你这三十岁的大儿子，指不定有多高兴呢！”
我开始为这趟行程做准备。那时外地缺的是油和糖，我每月从食堂买些肥肉炼成油，装在两个铁罐里，积攒了有十几斤。然后又从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几斤奶油糖，当时叫“高级糖”，是给外甥女的。
暑假到了，为了避免麻烦，头天晚上我住在已调回北京的朋友李老师家，购了次日的火车票。
第二天临走时，李老师塞给我十五块钱，我说不要，李老师不容分说：
“拿着吧，路上用得着！”
火车向西，向南疾驶。
三天两夜才能到达重庆，硬席车厢里人多拥挤，我晚上不敢睡着，打个盹儿就瞄瞄自己的东西，生怕丢了。
到了重庆找了个旅店住下，去涪陵的船是第二天开。买了船票，我在重庆的街头游逛，发现最大的百货商店里也没有“高级糖”，而路边卖的担担面可真是辣得要命。
到了涪陵又要住一宿，我和姐姐通了电话，她说明天到码头接我。
清晨，我乘坐乌江的小客轮，逆流而上。
那是一种仅能坐二十几个人的铁船，甲板上有简单的顶蓬和固定好的几排座位。逆水行舟，非常吃力；发动机嘟嘟哒哒响亮地叫着，像是在吹前进号。
乌江水汹涌湍急，名不虚传。到了狭窄的江段，船似在山的走廊之中行进，抬头是冲天的危岩，船舷外是触手可及的石壁。只听得船头激起的水浪哗哗作响，几乎要压过马达的声音；偌大的铁船就像被定住了一样，在逆流中一点也前进不得。
有船员跳到岸边的岩石上，接过一条钢缆，系在船头。钢缆的另一头是百米开外的电动绞盘，船在钢缆的牵引下，缓缓地越过急流。
经过两三次这样的牵引，江面豁然开朗，武隆码头到了。
我收拾东西下船，用目光在岸上的人群中急急地搜索，凭记忆，寻找照片中见过的母亲和姐姐。
“无敌！无敌！” 我听到几声四川口音的呼唤。
我随声音望去，是姐姐在不远处叫我，身边站着母亲，还有小外甥女。
我匆忙赶上前：
“妈妈！姐姐！”
就叫了一声，嗓子就像堵住，说不下去了。
“无敌！”
母亲的声音哽咽，也就这么一声。
间隔三十年的母子相认，一切都包含在这一声寻常的称呼之中。
姐姐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亲切地说：
“走吧，回家好好歇歇，你一路上辛苦得很。”
姐姐的家是武隆县邮电局的职工宿舍。
如果说重庆是座“山城”，那么武隆县城应当称之为“小山城”。整个县城依山临江，房屋错落有致，石板路纵横其中；上下的台阶曲折，路旁的竹子丛生；自来水管就裸露地铺设在路边，是地道的南方小山镇的景象。
每天早上，母亲为我磨豆浆做早点。那是一种南方才有的小石磨，我第一次看见用这种工具做豆浆。母亲一只手摇着磨，另一只手将泡好的豆子和水倒进磨孔，白花花的豆浆像瀑布一样从石磨边沿流下来。我过去帮她，母亲便放开手看我摇，说：“别那么快，要慢点，对，对。”磨完之后她熟练地用纱布滤出豆渣，把豆浆拿去煮。不一会儿，香喷喷辣簌簌的四川豆花就做得了。
母亲的饭和菜都做得非常的香。怕我不适应，做菜已然少放了辣椒，对我来说仍是辣得可以；但四川菜没了辣味也就没得了香味，这简直就是蕴涵了一条人生的哲理。
不知怎么，我原来想说的一肚子话全没了头绪，就想平静地过几天这样的日子。
我有时陪母亲上街，有当地妇女和母亲热情地打招呼，看到我这个外地人，自然要打听一番。然后是四川人那种辣泼泼的女高音：
“啊唷，这是你在北京工作的儿子！长的真像你嘛，蛮好的嘛！”
她们啧啧称赞；母亲平静地笑着。
母亲还不到六十岁，已显得有几分苍老，两只手因劳作而粗糙有力，干起活来麻利，家里收拾得干净而有条理。
对于过去那段伤心的往事，母亲简直是不忍回顾。
“我是要带你走的，你爷爷不肯。”母亲对我说；像是解释，又像是懊悔。
“你奶奶心肠好，是要留我。”
我问母亲为什么要走。
“你爸爸脾气不好，回南京经常打我…，我受不了…” 她说不下去了，似有无限的苦痛。
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我命苦…，我命苦…。”她深深地叹口气，表情又渐渐平静下来。
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我不忍心再追问离异的详情。
小时候，每当受到委屈，我想念母亲，也记恨母亲；怪她为什么不把我带走，怪她为什么不来找我。但脑子里“亲妈”的印象是个空白，连记恨都空泛而没有目标，后来就慢慢地淡忘了。现在，我理解了母亲；母亲的心比我的心更为痛苦。
母亲说，回了四川之后，开始把姐姐放在外婆家，在茶厂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因茶厂离家太远，为了照顾姐姐，索性辞去工作，靠打短工供养姐姐。母亲含辛茹苦，供养幼年失怙的姐姐上大学；直到姐姐邮电大学毕业，生活才有所好转。几年前姐姐成了家，姐夫也是四川人，现在“南京华东工程学院”工作，是大学教师。
后来，是姐姐向我叙述了母亲多难的身世。
母亲生在四川农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年轻时到重庆“茶专”就学，毕业的那年，家境不好，为了还债，被迫嫁到了一个财主家，给他们生病的儿子“冲喜”，那年母亲才十九岁。那个“病夫”最终还是撒手而去，留有一男。夫家以收房为名将母亲赶出门，儿子不让带走，母亲经历了第一次生离死别。
被赶走的母亲先是回到了娘家，后到重庆某茶厂当“品茶员”。在此期间，结识了独自一人在“国统区”讨生活的父亲；这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父亲二十一岁，母亲大他四岁，二十五岁。
父亲是明白知道母亲的寡居身份的，因为他也对我说过，母亲曾嫁“反动家庭”，似有不屑之意。那么，既然是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由结合，又为何“氓之蚩蚩”在先，“二三其德”在后，如《诗经•；危X》所讽：
乃如之人也，
怀婚姻也。
大无信也，
不知命也！（注）
姐姐是四四年出世，四五年有了我。以为找到了人生归宿的母亲，没承想面临命运的第二次打击。
四五年抗战胜利，父亲拉家带口回到南京。此时，吕家有女初长成，一十八岁曾相识。年轻漂亮的表妹使父亲觉悟起了“革命”精神，视妻子﹑子女﹑乃至爷爷和奶奶均为“革命”之障碍。母亲与小她十岁的现任“妈妈”有无直接冲突我不知道，但母亲之所以离去，一定是到了某种无法挽回的地步，是为了维护起码的自尊不得不做出的痛苦抉择。
然后父亲就带着他的表妹去了解放区。拉“革命”之大旗，做悖人伦之事，好不快活；把“别人”的痛苦，通通抛之脑后。
就在我来四川之前，爸爸还这样解释他们的离异：
“你妈是地主出身，就认钱。嫌我穷，整天和我吵，骂我是穷鬼，后来就带着你姐姐走了…”
我看过爸爸年轻时的照片，西服革履；论出身和家境，怎么也算不上是个无产者，自封“穷鬼”显然可笑。再说，爸爸其时二十五岁，可母亲已二十九岁，谁能相信，已然年近三十还带着一个幼女的母亲，离开“穷鬼”是为了再找一个“富翁”。
很显然，是这个“穷鬼”在撒谎。
撒谎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他们）并不光彩的行为。
遭遇两次不幸婚姻的母亲，不敢再尝试婚姻；但母亲敢于面对生活，于艰苦卓绝之中，把女儿养育成人。和她们短暂相处，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勤奋和志气。
有这样的好母亲，姐姐是幸运的。
相比之下，我没有姐姐幸运。
半个多月很快过去，我该回去了。
告别了母亲、姐姐和乖巧的小外甥女，我乘船顺流而下，到了涪陵。按姐姐说的，我购了去武汉的船票，下水船快，还可以欣赏长江三峡的美景。
因为“夜不过三峡”，船行到万县时停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航船在薄雾中驶向神秘的三峡。
船上的广播喇叭向旅客播送着景点的介绍，旅客全站到了甲板上，向两岸眺望。
三峡指的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
船在峡谷中缓缓前行，两岸的山峰高耸，插入云中，如群龙不见首，忽隐忽现，迷迷朦朦。缠绕在诸峰之间的云纱千姿万态，一会儿矫似奔马在疾走，一会儿翩似惊鸿在轻飞，混茫之中使人意动心驰。
到了巫峡，神女十二峰更是气象不凡。那山峰和云雾在晨光的映射下，犹如九天神女现身；轻摆霓裳，便呈现出十二种妩媚，七十二种璀丽，令人神迷目眩。难怪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我正入神时，忽然觉得船前面的山也渐渐地近了；一扭头，只见客轮径直地向一座黑压压的山崖开了过去，而船头眼见得是三面环山，无处可行。正吃惊时，船已在山崖前掉头；峰回路转，眼前又是重峦叠嶂，水阔江平。
大自然真是一本奇书！这次渡乌江，过三峡，给予我心灵的感动，胜读十年书。正所谓“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刘禹锡有咏三峡的《竹枝词》几首，颇合我当时的心情：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青猿啼在最高枝。个里行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注：《诗经。卫风。氓》 “氓之蚩蚩”，男子求婚时笑嘻嘻的样子；“二三其德”，指德行不一。
《诗经。啵纭Ｎ＇蝀》篇，讽刺婚姻无德信。危X，音帝东，虹的别称，是爱情与婚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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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文革”体会
密云县的“文革”没有外地那种可怕的“武斗”，但“触及灵魂”的革命有时也让人的躯壳难以保全。
我在“密云师范”时，连续三年，每年有一个女生自杀；那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个还是在“文革”刚结束之后。
第一个自杀的女生姓柴，品学兼优，爱好文艺，而且容貌出众；被选为学生会文艺部的干部，还是发展入党的对象。“三夏”时，师生都下乡劳动，她和几个学生骨干被留校，和工宣队军宣队的干部一起值班。三夏结束后我们刚返校，就得到她在家喝农药自杀的消息。
没有任何遗言，只听说那一天她给家里的水缸挑满了水。
自杀的原因不明，公安局的人要验尸；她的母亲抱住死去的女儿不放，哭喊着说把她们娘儿俩一起拉走，公安局的人只好作罢。
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开会，校领导定调，工宣队军宣队的干部表态，说她是因为几次入党问题没有通过才自杀的，不要乱议论，干扰革命的大方向。
死了一个这么好的学生，教师们都十分痛心。她的班主任有一天上课时忽然失态，冒出一句：
“学习好有什么用，学习好的也死了！”
引得全班同学唏嘘不已。
我当时很不理解她母亲的所为，觉得验尸是能还她女儿以公道的唯一办法。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一位农民母亲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再说我们这些教师又做了什么，我们也不过是怯懦而沉默的看客。
另一个是毕业后自杀的，不是我教过的学生。她搞了个富农出身的对象，父母坚决不同意；为了纯洁贫下中农的血统，她父亲强令她与那个男子绝交，她一时想不开，就走上了绝路。
最后的那个学生我教过，是个沉默寡言的女生，在班上很不起眼。毕业后与同是小学教师的人搞对象，不谨慎，怀了孕。这在当时属“作风问题”，所在的学区让他们二人写检查，开大会批判。这女生回家，父母嫌她丢人，赶她走；她去对象家，对象的母亲也骂她，说她勾引了儿子。
这女生说不想活了，她的对象说两人一起死。于是买了两瓶农药，她是毫不犹豫地喝了，那个男的却犹豫了。对象的母亲连忙叫来生产队的拖拉机，大呼小叫：“快拉走哇，死哪儿也别死在我们家里！”
没等拉到卫生院她就死了，尸体送到了火葬场，她的母亲到火葬场又哭又骂，临走时把她的外衣脱下来拿走。可怜她是隆着肚子，穿着裤衩背心进的火化炉。
许多年过去了，每想到这三个逝去的年轻生命，我的心就不能平静。
是谁把她们推上了绝路？我们又能责怪谁呢？
她们都是有亲生母亲的人。
是什么压抑和扭曲了这些母亲的母性？
又是什么，压抑和扭曲了人们的人性？
一九七六年秋，随着“四人帮”的被捕，号称“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但许多许多、许许多多的事情并没有完结。
无论中外的专家学者现在和将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文革”在中国几代人灵魂中烙下的印记都无法磨灭，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