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妞在北京-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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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我是见过的，但这次既然是好心的网友介绍来的，我决定自己掏腰包请客。女书商叫李清，长得意气风发，人大中文系研究生，专业是“文学评论”。她话一出口，我发现李清与那海外网友一样，用的全是“人定胜天”的口气。　
李清用了大约二十几个不同的名词评价了我的东西，听得我目瞪口呆；接着又给我讲了几种文章结构技巧，举的例子全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外国名著；最后她建议我写东西的时候最好用不同的角度，就是以各个主人公的角度多层次叙述这个故事。　
我当时听得是佩服至极，觉得这只有黑泽明拍电影的时候才能想得出来。同时我又觉得自己除非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才能写成那样，我这些小东西实在犯不着耍这么大的把式。　
至于出书的事，她含含糊糊，开的价格又很低，好像是在帮我忙的样子。我有点儿不高兴，我最烦这种不清楚的关系，朋友不朋友买卖不买卖的。　
至此，终于知道文学评论者是我这种写手的大敌，写东西之前万不可与这种人谈话，同时我也对这种专业产生了莫大的反感，觉得“文学评论”就是“自己写不出来文学而瞎评论”的简称。曾有一个女作者写了关于书评的文章，她说：那些写在别人书前面的书评呀，就像是寄居在原作上的蛆，无论原作者怎样卖力，几句简短的话就把原作者的东西形容殆尽，并自以为是。现在想起来那女作者肯定也有过和我一样的遭遇。　
但当时还不知这次谈话对我的杀伤力，只记得两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喊了老半天，谈的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惹得旁边吃饭的人时不时瞅一眼这两个高谈阔论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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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时候已是晚上。我到了小区门口，坐上一辆三轮车，亢奋劲儿还没有过去。我坐在车上大声唱歌，高音处都走调了。车夫在前面也放声高歌，两人各唱各的，谁也不影响谁。　
忽然听见有人喊：“大妞！”夜色苍茫中看见定定停在路旁，原来是定定看时间太晚到小区门口接我。幸好我在车上大声唱歌让他听见了，要不两人就这样岔过去了。　
定定坐上来后，车夫不好意思唱了，剩下我一人神经亢奋地高声唱歌。　
到了家门口，我把钱给了车夫。车夫跟着进了楼道，对着灯光把钱往钱夹里放。我觉得这个车夫真谨慎，谁会少他那几个钱！　
突然看见车夫和我们都在“哗啦、哗啦”地往外拿钥匙准备开门，原来他是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一个靠蹬三轮为生的破产农民！！　
为了怕他尴尬，我赶紧同他打招呼。　
他对我们笑了笑，问：“你们来北京做什么？”　
我是做什么的？我当时都不知怎么告诉他，想了想，告诉他我是打字的。　
邻居说：“啊，打字？在电脑上打字？不错呀！”说着露出羡慕的神情。　
进了屋我们无限感慨，以前每次坐三轮都觉得那些“祥子”真可怜，风里来雨里去的，为了赚得那一点点儿血汗钱，但从来没想到“祥子”就住在我们的对面。　
他们做三轮车夫，在北京总算还有一套房子。而我这个让他羡慕的在电脑上“打字”的人，却是真正的流氓无产者，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　
我坐在沙发上，忽然间发现自己真的很疲惫。是说多了话神经高度亢奋之后的疲惫，像一个放了气的扁平皮囊，倦得不愿再上电脑看一眼自己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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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书商谈话的效果很快显露出来，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天，假期马上就快满了。　
那几天定定有一个任务就是统计我的字数，这是他最快乐的事。字数够了，我就可以上班了。上班，上班，他非得把我修理成一个正常的闹钟才放心。　
我被他烦得要死，一见他闪着大牙过来拿鼠标，就立即把自己的东西捂住。他就像一个催产的接生婆，我却总是生不出孩子。他不在乎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只要生出来，就算完成任务，因为他本身就瞧不起这个孩子。而我却想生一个活泼健康招人喜爱的大胖小子，但好像又没这个能力。　
写顺的时候有多少快乐，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有多少郁闷。　
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过来，又按着他的想法同我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我听得有气无力。　
我生不出一个让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满意的娃，也生不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娃。至于是谁不满意在先已经无所谓了，反正自己的东西就像爱因斯坦的小板凳那样不招人喜欢。　
我预感到这次可能真的失败了，有点儿像考研成绩出来前的感觉——虽有一些侥幸，但终究觉得自己考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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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写不下去了。　
小心翼翼地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看还要不要我。　
公司竟然同意我回去上班了。我像一个迷途知返的出墙少妇，感恩戴德地穿上刚在中友买的套装，打扮得像一个正经人跑回去上班——三轮车、轻轨，公交车。一路上安慰着自己，就做个踏踏实实的上班族吧，全北京的打工族不都是这样活的嘛。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不过在家待了二十几天，外面已有了葱郁的夏天气息。公司旁边绿草萋萋长了一满坡，抬头看看艳阳天，想起那句名言——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　
在公司门口遇到了几个同事，大家亲热地打招呼，一起进了公司。我忽然停了一停，她们问我干嘛，我说好久不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大家一阵哄笑。的确，竟然有种羞怯的感觉，仿佛全天下都知道我没写出来啥，又小心翼翼又多余地出现在这儿，凭的是当日自己浅薄的卖弄。　
这回我的工作是在网上查客户资料，就是在百度上一条条搜索记录。　
我身着一千多块钱的套装，神情凝重地坐在电脑前一条一条地查，装模作样得连自己都觉得可笑。要是有一个软件能自动搜索资料，我是不是就得失业？　
想起以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在一个国营大厂工作，有一个顶头上司说他以前在销售部做内勤，就是来回跑腿转送电报。那时很落后，传真机没有普及，内勤不如外勤挣得多，他就申请到外去跑外勤。　
他的领导最终同意了，然后对厂长说：“那××走了，你得给我们配一台传真机。”　
时代变了，这种没意思的工作性质没有变。到处都有这种廉价的机器人，每天复印、打字、来回送文件、到网上搜东西，各个年龄段都有。只要是这种机械的没有创造力的东西，不管你身着几十块钱的衣服还是几千块钱的衣服，同样是低级而没意思的。　
三轮车、轻轨、公交车，搜索软件、十三个小时，睡觉。重复N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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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甘心做一个搜索软件，想当个卖命的顺民的时候，公司又把我炒了，这简直岂有此理。当时我正在认认真真地给他们跑客户团旅游的事，大热的天，到处联系住宿与旅游的地方。那天在走廊上还看见了大脑袋老总，他特意含笑而立在那儿瞅了我很久，我还以为是因为我穿了一套新衣服。　
我气急败坏，羞愤难当。想炒就别让我回来，回来傻乎乎地表完了忠，又被他们一脚踢开，简直拿老子当猴耍。　
我不能原谅“宋江”，这事应该由他来告诉我，我多次向他打听公司对我的意见，如不合适我就走人，他却选择了一个这么让我难堪的形式。忍受半天的难堪到各个部门签完了字，在走廊上看见“宋江”，他竟然没有同我打招呼。我冷漠地瞅着他那张老脸，心里觉得没意思极了，这就是前两天在酒桌上还同我谈笑的一个人——一个号称我朋友的人。　
走之后他一直没给我打电话，意料之中。　
来的那天，我下作地与老总坐而论道地卖弄风情。　
走时“宋江”在走廊上阴沉着老脸。　
大脑袋老总在走廊上露出看猴一样的笑容。　
我晃了晃头，不愿再想了。　
要不是他们还欠着我的工资，我真的不想与这个公司发生任何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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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之后，我沉沉睡去，什么也不想。去他妈的狗屎书！去他妈的十三个小时！去他妈的什么大脑袋宋江！　
天天上网与“三文鱼”等男人胡扯，这些男人给我发好多表情符号，一会儿是害羞的，一会儿又是惊叹的，这种现象让我匪夷所思。越是年龄大的男人越愿意整这个，很多男人经常找红脸娇羞的，或者是用手捂住嘴像小女孩窃笑的那个。他们有时根本就不同你说话，全是一串串的表情符号，最后还要送你个铁锤锤头。　
不知是我太强悍，逼出了他们的童真，还是他们全体都有童年缺失症。　
不再想自己腹中月份不够的娃，想也没有用，还是写不出来。　
纳兰孑孓发来一句：“你就这样堕落吧。”看完后腹中一阵抽痛，定是那娃在踢我。我没脸回他话，他给我出的主意我一个也没有用，他甚至给我想好一个长篇，连名字都想好了，我就是不想写。我对他说不想当什么林徽因，不想装什么女贵族。我的高明在于我的想法，而不是压扁了声线的女真丝睡衣！其实我受不了的是他公事公办的口气，这与他谈那些二十五岁的女娇客时是多么的不同。对女人的爱慕是对女人最大的尊重，他就这样在我面前尊重别人而忽略我，枉将我气煞也么哥，也么哥。　
那就这样吧，这样堕落吧。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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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一点儿一点儿地从城北转移到城南。在北京，与文字沾边的东西大都在城南，就连那些酒吧和迪厅也都集中在城南一带。偌大的北部海淀区连一个迪厅都没有，五道口的“杰克逊”本来就不咋地，现在还倒掉了。只因学生太穷，没人去。　
外国俗语有云：Don't　trouble　trouble　till　trouble　trouble　you。　直译过来就是：不要麻烦“麻烦”直到“麻烦”麻烦你。相当于中国的“不要自找麻烦”。　
我与“三文鱼”都是爱找麻烦的人，很快就见了几次面。　
每次等“三文鱼”的时候，都是在建国门旁边的麦当劳。耳旁听得麦当劳里特有的躁动不安的音乐，一个自恋自爱的男人HIP－HOP的宣言——　
啊，我就是这样！　
会玩的男人才有种！　
啊，我就是这样！　
会玩的男人才有种！　
对“三文鱼”的印象就是那个HIP－HOP宣言的男人。　
“三文鱼”很奇怪，每次与我见面都领着一两个男人。这些男人中有厨师、有卖木材的、有做电视的，有写文章的。实在找不到人，宁可把酒吧老板叫过来一起瞎聊，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群P的倾向。　
“三文鱼”虽长了一张破布脸，倒是很有趣，能说能笑，多才多艺。他还很自恋，一起唱歌的时候话筒想不起来给别人——这种人被称为“麦霸”，麦克风霸王的意思。　
“三文鱼”就凭那一点儿有趣，很招我喜欢。　
喜欢别人是一件麻烦事，但不找麻烦，又能干什么呢？　
每次与“三文鱼”见面回来，都有一种游戏一样的不真实感，感觉空落落的，过后又盼望着他的电话，因为总算是找到了点儿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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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当你想一帆风顺地干点儿什么的时候，它总是千方百计地跳出来骚扰你；当你无聊至极想找它搞些刺激的时候，它又装得像一个性欲低下的无知少女，让你找不到下手的门路。　
失业之后，想找“麻烦”都找不到了。　
我天天赖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么上网看一些无聊的帖子。我盼望着电话响起，能有一点儿“麻烦”。　
麻烦，麻烦，谁能给我点儿麻烦？　
没有，什么也没有。　
当电话第七天没有响起的时候，我删掉了所有的电话号码。我不能容忍自己到处给人打电话找“麻烦”时的那副贱样。　
路越走越窄，人越长越肥。生活到最后已绷成了一根弦，“丁丁嗡嗡”弹几声，终汇不成一首曲子，更别提什么华丽的乐章。　
纳兰孑孓不再催我写东西了。他这次给我发的消息说他干了一炮，很爽。　
我问他同谁。　
他回答：“这同你没关系。”　
这同你没关系，说得多好。　
我一声不吭，看他还能说出什么来伤这段感情。　
隔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了一句：“你骨子里是农民的东西，不知不觉中会流露出来，你要时刻注意。”　
他以为他是谁，一个高级的贵族？　
五分钟后，我闭上眼叹了口气，把他从我的电脑里彻底删除！接着又把电脑里所有的人都删除了，我已不期待从他们那里找“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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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来了，邻居家门上都插满了艾蒿。马路上到处都打着卖粽子的广告。　
上午到海淀区黄庄中关村大厦一家公司面试。去了才发现那公司是卖几千块钱小软件的小作坊，公司连老板带员工都挤在一间屋子里，老板竟然开口闭口地问我有多少客户。放屁，我要是有那么多客户我来给你打工？我无法想像该怎么与这头蠢猪打交道。　
定定说晚上不回来了，要与同学吃饭。我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电话里的小人不停地追问，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天阴沉沉的，像要下一场大雨。　
一个人趴在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天空、邻居家疯长的蔬菜，绿得不怀好意的树叶。一切就像俄罗斯阴郁的油画，只差条条狂斜的暴雨。　
待到晚上，没有一个电话，心里郁闷至极。想给“三文鱼”打电话，才发现，电话号码早删了。凭记忆拨了过去，里面有一个中年女人粗声问找谁，我忽然发现我连“三文鱼”的真名都不知道，于是小声地说了一句：“三文鱼。”　
“找谁？”　
“三文鱼。”　
“有病！”　
然后便是忙音。　
我有病？是，我是有病，我病得还不轻。　
窗外已完全黑了，但是雨一直没下。　
挑了一件桃红色吊带上衣穿上，找出一个两年前的口红。出门打了一辆车，对司机说我想去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司机说那就去“芭娜娜”吧？我说好。　
路过药店的时候，我去买了一瓶安定，或许能用上。　
到了里面，为时尚早，只有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在舞池。那个男人又高又壮，笨拙别扭地一个人独舞。我觉得这个男人就像我，年岁不小了，却没有舞伴，只能傻逼一样独自跳着最难看的舞步。　
生活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