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烟云-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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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人们被这些事实震撼了！工作组再进一步发动群众，召开全体贫下中农大会。一方面，在方法上，把贫下中农群众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唯一依靠，通过对这些贪污腐化的行为进行全面的揭露，提高社员群众的认识，进一步成立贫下中农的核心组织——贫代会，作为今后大小队经济的监督机构；另方面，在思想上，深入触动干部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这一天，工作组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要大家发言讨论。
“原来这刘古泉守着粮食不发给我贫下中农是留给他们大队干部内部分用和他自己贪污，怪不得对我们那么吝啬那么凶哩！他也是个大贼，怎么就没人知道？”人民大厦的凳板户吴有福咬牙切齿般的说。
“外贼易挡，家盗难防。有谁知道当干部的竟也偷集体财产呢！”有人说。
“儿女多了尚需分家，这一百人一千人一个家，他和大家又都那么穷，他们的口又不是木做的，你能怪得人家偷一点儿么？”贫农周隆昌道。
“我生产队的队长易贝车连偷带贪，朝鱼暮肉，吃的都是社员的血汗钱啊！”翻身楼的代表说。
“又做队长，又做会计，自己屙尿自己遮，这样的生产队不出问题才怪哩！”有的代表认为早就在预料之中。
“依我说，队长不能兼财会，兼财会必定贪污！”有人建议。
“贪污的钱粮若拿出来大家分才好呢！”有人道。
“土改时候斗地主，有的地主金山银山，大家贫苦人有得分；现在四清清干部，是三两清半斤，你穷我也穷！”有的代表兴趣不大。
“小寡妇哭夫：‘你矛我也矛哩！’”有人唱起来打比喻。
“不管多少，定个时间，多吃多占就得抠出来；否则，没有教训，不会牢记！”有人提议。
“贪污的干部还能再当干部吗？”有人问道。
“不是说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嘛！”有人答。
“把手洗干净了，以后再戴上手套来拿，就谁也不知道罗！”有人说。
“还是他当干部，咱就不能得罪他！”有人担心。
“大老鼠就得用热一点的水烫死它！”吴有福说。
“说来说去还是老古言语那句话，‘家大需分’。事情很简单，把田地归还大家耕，谁也饿不了，谁要贪污也贪不了。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非要大家绑在一起来挨饿又挨贪呢！”周隆昌又把话说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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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下中农代表会讨论和核心小组审查过后，接着便到了退赔阶段。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讲明政策。根据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有贪污的各个干部，都要定出赔退计划。
在三级干部会上，工作队长张滔说，中央认为，这次社教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约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有的地方甚至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把漏划的地主富农份子再抓出来。大家不能抱观望的态度和走过趟的思想。
工作队的同志还说：“凡是落实了贪污的，如果到期不赔退，就要考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这五顶帽子，哪一顶给他戴！”
于是，中耕过后，按照工作部署，四清工作就全面进入退赔阶段了。但正如社员说的那样，对农村干部四清其实是三两清半斤，清不了多少。一般贪污的，差不多都长年累月帮贴家里吃掉用掉了；个别贪污多一些的，也老鼠不留隔夜粮，三下两下就花完了，眼见没有什么财产可分。不过，贪污腐化的干部要坦白承认错误，提高思想认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落实经济退赔数，这是工作队应实事求是地去对待的问题。一要根据坦白的态度，从宽处理，对所贪污的财物，折款定价从低；二是赔退的时间从宽，规定退赔的时间一般为二至三个月。三千元以下的，一般二个月赔清；三千元以上的，三个月完成。
张道迁是个贪污的大户。由于他和刘春英还是法定的夫妻关系，所以，赔退应由家庭承担。但刘春英无心持家；副业已早破败，加上丈夫腐化堕落，长期与地主孙女林丽美勾搭成奸，这事是奸夫淫妇的过失，于是她便不肯承担赔退的责任。到了五月底，张道迁的赔退仍无落实，工作组按照政策便要给张道迁定性。刘春英毕竟是结发夫妻，她担心丈夫一旦被划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坏分子后会连累儿女前程，没有办法，最后只得流着眼泪，卖掉家中基本口粮和土改分来的好衣服、被褥及两间房子，完了第一期的赔退款。可怜婆媳子女，一家四口，从此过着东借一日，西借一餐的日子。张道迁躲在林丽美的屋里，朝欢暮乐，只不出来。他的意思，不想法赔退，最终就能逼使妻子离婚。而只要刘春英同意离婚，林丽美马上就会把退赔的钱拿出来，还得一清二楚。
刘古泉贪污盗窃的六千多斤粮食中有五千斤是要他负责赔退的，折款一千五百元。他本没有什么家底，幸得丈母娘这些年来靠这些粮食搞副业赚了些钱，故很快就帮他把赔退款还清，被工作组认为是问题干部中坦白认错态度较好的典型。不过，他被隔离审查时，正值老婆坐月子，家中无人料理，因而使她缺乏应有的休息和营养，遂得了子宫下垂和贫血的毛病，每天都觉得腰疼腹坠，头晕眼花的，干不了活儿。
易天华的儿子原在耕岭队任队长，开始两年种烟叶生意很好，日子过得风光。但两年后，由于没有轮作的经验，重复再种，烟草长到半人高时便都枯萎了。因此，耕岭队便只能种点儿番薯，大部分土地丢荒。正是坐吃山空，贪污来的钱，娶老婆生孩子就花光了；队员的工分款无着落，不久，耕岭队也就散伙了。最终，贪污款还需靠老爸赔退。幸得老爸在土改时分到了地主的许多财物。其中，一张描金彩漆八脚床，两张花梨木镶玉石的贵妃梳化三人凳，两个镶钳着红蓝莹石和水晶玻璃镜子的雕花衣橱，还有两张檀木大师椅子，都是很值钱的东西，守了十多年也没有卖。这次工作组规定的时间一到，便也抬到县里的旧物寄卖店卖了，并且，还卖了一只瑞士镀金手表。
对于大队干部的贪污，有人感到惊讶，有人觉得奇怪，有人却觉得平常；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愤怒痛恨，更有人表示同情，但也有人却表示异常的担心。
这一天，两个“可教子女”坐在一起，也在议论这件事情。
“真是大快人心，一只只硕鼠都捉出来啦！”周顺年的儿子周志民高兴地说道。
“别高兴得太早，这些硕鼠打不死的。我看我们现在是在踩地雷，不久会有大祸临头！”一个名叫周建儒的却表示担忧。
周建儒是大队地富子女中年龄较大的青年，二十三四岁的年纪，生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面白唇红，一表人材。五年前他在县的重点中学高中毕业，成绩优秀，因家庭出身地主，便不能上大学，毕业后就被公社的中学请去当教师，大跃进后又被精简回家。回家后，按照他父亲的意愿，“不为良相，愿作良医”，他便潜心学医，先把中药的药性、汤头背熟，又再学习《内经》、《难经》和中医临床辨证的一些医书，逐渐懂得了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的医理。于是，几年下来，他便摸着石头过河，渐渐的，竟医好了自己母亲多年卧床不起的高血压疾病和村里人一些奇难杂症。由此，他在医病中找到了寄托和兴趣，便投身进去，认真研究，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有时，一、二元钱的药竟能医好久治不愈的难病，因而很受群众欢迎。他不但看病不收钱，而且有时遇到穷苦的人家还送医送药，故方圆十多里路内都常有人来求医问病，名声逐渐传了开去。一个月前，远村有个老人患了中风，不省人事，被家人抬出厅堂去，只等小儿子回来料理后事。第三天，小儿子回来见父亲尚未断气，就要寻访名医来诊治，经人介召，便请周建儒去治疗。周建儒摸了脉，看了舌苔和眼睛，说是患了极度阴虚而脱阳之症，开了一剂中药，又叫家人砍来几条山中黄竹，烧制了三碗竹沥做药引，每天一剂徐徐灌将进去，不料三天过后，竟活了过来；又再医治了一个半月后，老人竟能步行如昔，上墟出入，如未曾病过的一般，村人都十分惊异！儿子在省城是给某大首长开小车的司机。两个半月后，他再回来时，见父亲病愈如常人，家中又没有花好多钱，心里万分高兴和感激，便买了一些礼物和制作了一幅“妙手回春，治病救人”的锦旗，把车子载着父亲开到岭塘大队来找救命恩人。一方面，父子要当面致谢；另方面，他觉得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首长的父亲不久前也患这种中风病，他的年龄还没有那么大，体质也没有那么差，但却在医疗条件很好的医院里经过现代医疗技术和设备的积极抢救，最后还是活不过来。他想请周建儒去给现在也患着高血压病的首长看病。可是，周建儒却婉言谢绝了。首长的性命自然比山民的金贵，他可不敢负此责任。这件事，因有社员目睹着，所以在村中便很快被传为佳话。
周建儒为人诚恳老实。他没有在生产队当什么干部，只规规矩矩的劳动和热心为人看病，所以，既受到社员的欢迎，有很好的口碑，又能得到干部的尊重；更且年纪长了几岁，当过教师，比一般青年的见识也就多一些，为人又正直热情，故在村里既有贫下中农子女中的要好朋友，也有地富子女中的知心伙伴。周志民与他志气相投，性格相近，住的又相距不远，所以，时常要聚在一起说话。由于都是“可教子女”，两人便无话不说。现在听他的说话，似乎有很多的顾虑，周志民不免感到疑惑。
“这是为什么呢？”他问。
“俗语说，打蛇不死三分罪！这些干部洗手洗澡之后，再当上干部，‘团结对敌’，你想，地富们能有好日子过么？”周建儒道。
“地富们规规矩矩，没有惹他，总不致无端惹祸吧！”周志民说。
“嗨，你什么时候看见地主富农们不规矩过？又什么时候看见没把他们当作活靶子？”周建儒反问道。
“我的确弄不通，这社会为什么总是开口闭口就地富反坏，为非作歹；贫下中农，革命先锋。既是党的政策，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去分析人，察其言，观其行，再定其好或坏；而是先定一个调，划一个圈子，然后就指定这一部分是好人，那一部分就是坏人，并且扶持或怂恿这部分人去打倒或压迫另一部分人呢？难道这是有道理的么？”周志民愤懑地说。
“唉，政治需要就是道理。这叫做阶级斗争！现实去想一想，这些年来，大家没有饭吃，到处饥饿，农民的三餐一宿都解决不了，如果没有这个斗争，你说，矛头会指向哪里？”周建儒问。
“矛头向上，指向政策，指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周志民答。
“但是，毛主席定了调，他主张的三面红旗绝对正确！谁也不能说上面的领导有错误！为了维护这个正确，阶级斗争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像刮台风那样，谁挡风就刮倒谁，地富反坏首当其冲。这是统治的一种手段啊！”周建儒说。
“可是，地富反坏那有可能去反对三面红旗呢？他们早已经打倒在地上了，能挡风的不是他们！”周志民道。
“俗语说，打狗镇猴。没有狗，怎样去镇猴？谁容易捉来打，谁就是狗。在这种斗争形势下，地富反坏分子就是狗，并且已经是落水狗。他们说的话会被说成是放毒，做的事会被说成是阴谋，屙的尿都特别的臭，横看竖看都不是人；同时，随着坏分子、走资派的增加，对立的队伍还会跟着形势发展而有所扩大，这样，斗争起来就不断会有新意。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必然。没有这种斗争，就会有人起来造反，这种饥饿的社会就不会太平！”周建儒心情沉重的说道。
“可这次社教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写得很清楚的。”周志民还在斟酌。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毕竟是极少数。他们是农村新经济政策的必然产物，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洗手洗澡后还是好人。然而，地富分子却永远是坏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作为坏人的地富分子的几个子女，竟然去参加好人干部的清账工作，而且清出了许多问题。我担心从此就布下地雷了！”周建儒说出了问题的要害。他没有当小队干部，也没有去参加清帐，但他曾经叫周志民最好不要去参加清帐的工作。当时，周志民却没有听他的劝说。
“可我们也是事不由己啊！”周志民叹道。
“或许我这是杞人忧天吧！”周建儒说。
“依你看，难道工作组走了后，他们要打击报复么？”周志民不安的问。
“我看，打击报复势在必然。人，总是很现实的。你不能要求这些没有文化的干部会有什么修养和什么觉悟。问题在于这种打击报复是什么时候，什么手段，什么程度罢了。我想，社会的发展就像治病一样，如果治病治不到根，盛其盛，衰其衰，攻伐无辜，则越治越乱，最终无法收局，情况就很难估料。”周建儒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总不能违反党的政策！”周志民也觉得真有点儿担心，但他年纪轻，想事便免不了简单化。
“阶级斗争就是政策！时代发展到今天，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问题，而是借阶级斗争的名义挑动一部分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问题。这一部分的人与另一部分的人中间，有一条人为挑起来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没有道理可言，没有正义可讲。它利用的是落后文化中人们的愚昧无知！”周建儒说。
在周志民的心目中，周建儒是个良师益友。他不但钻研中医，却又常读报，关心时事政治，有较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透的分析能力。他把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用在治病和养生上，而且还常与社会的一些现象结合起来，故说的话有深邃的哲理。但他平时却极少言语。今天，周建儒说的一席话，在周志民的心里留下了一角阴影。于是，他便开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