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贼的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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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两重的赤金条5根、美钞550元、金镯3只、钻戒2只、赤金戒5只等物。盗贼抢劫完毕，即携赃物仍由后门逃逸无踪。
从被害人提供的线索中，警方得知这伙强盗在周家行劫时所操语音系属浙江嵊县口音，而查被害人周德峻之籍贯，亦属嵊县。经分析，似有被害人周德峻之乡亲中熟悉被害人之家庭内情及财富者，遂勾引盗匪往周家抢劫的可能。
经遍查周德峻之同乡情况，查得有一位周德峻的远房堂叔，姓周名兰生。此人以裁缝为业，此前有一段时间曾在被害人周德峻家中做裁缝，对被害人周德峻家中内情及琐事都知之甚详。而周兰生生活常入不敷出，一度为借款对被害人周德峻不满。
据以上情况，警方判断周兰生是此次盗窃案的重要嫌疑人。但警方却找不到其住址。于是，警员化装后，前往各处暗查。最后查悉西藏南路58弄18号居民金汤生家中常有嵊县籍人员行踪，于是化装守候密查。有一天，警员发现有一貌似周兰生的人潜入该金汤生家中，从其言谈中涉及托人以金条兑款事宜，判断其就是周兰生，于是将该人带局侦讯。同时还对18号金汤生家继续派便衣人员驻守。经查讯，该貌似周兰生者，果然是周兰生，以裁缝为业，又经被害人周德峻当面确认无误。
经对周兰生反复盘诘，其渐吐实情。据供，此人曾有前科，为盗窃案曾受过徒刑处分；并供出九龙路159弄20号被害人周德峻家持械盗案实由其供给内情，勾引嵊县籍盗匪李良臣、孙子龙、尹锡棠、沈纪发、俞之江等5名结伙抢劫。
窃贼的聚合性（2）
虹口分局从被害人周德峻口中得知嫌疑犯住址的线索，立即按址捕获了孙子龙。又据孙子龙供述，进一步捕获与本案有关之寄藏搬运、压保、变卖等赃物嫌疑人孙朱氏、陈孙氏、胡金满、赵富根、张尊本等7名，并查获部分赃物。
此案陆续捕获案犯19人，大都为浙江嵊县人，确认这是一伙嵊县盗帮。这一盗窃团伙，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就制造了多起持械盗窃案件，例如：
1946年5月中旬下午3时，持械盗窃安远路槟榔屯16号；1946年5月20日下午1时零5分，持械盗窃岳州路288弄44号及42号；1947年1月5日上午9时30分，由孙子龙、沈纪发、马金根等持械盗窃黄陵南路710弄51号；1947年4月7日上午9时40分，持械盗窃林森路533弄2号；1947年10月10日下午1时，持械盗窃麦根路269弄12号；1947年11月9日上午9时，持械盗窃西摩路835弄42号……
总之，这伙强盗多在光天化日之下频频作案，多年来横行于上海各区，警方无能为力，给当地居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因被害人周德峻家中被盗劫后，及时报案提供重要线索供警方侦察，终于以案犯周兰生为突破口，这一盗劫团伙才被捉拿归案（以上史料来源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131号）。
盗贼行为的反社会性
毫无疑问，真正意义上的窃贼是反社会的，是社会经济生活状况恶化的一种天然反应。站在法律和秩序的一边，治世时，必视盗贼为民害；乱世时，必视盗贼为国害。比如，在汉代，民有七亡七死的说法，其中“盗贼劫略，取民财物”即为第七亡；“盗贼横发”即为第四死。
窃贼的产生虽是社会经济生活恶化的反映，但窃贼的行为并不能改变社会经济生活恶化的状况。相反，窃贼的频频作案，只能对本来就不稳定的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使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侵害。所以，窃贼的活动又是反人民的，是违反普通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的。他们的盗窃行为只会引起人们的痛恨，故而他们落入官府之手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
窃贼以盗窃他人的财物来供自己享用，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种十足的寄生虫。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尤其是一些贫苦人家，有不少是因为被窃贼偷走仅有的一些财物而走投无路，甚至自杀。所以窃贼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发生在常州至无锡客轮上的一件事：
在众多的乘客中，有两个男子，一为中年，另一个更年轻些。从穿着看，这两个人不像下层社会的人。这两人在旅途中高谈阔论，又说又笑，看上去互相非常熟悉。
当客轮行至距无锡数里时，年轻人忽然问中年人：“你对无锡的情况很熟，可知道南门内的宏大钱庄如何？”中年人摇摇头，说：“靠不住，靠不住，不日就将倒闭了。”年轻人听此话，惊奇而焦急地说：“那我要吃赔账了。我有200元期票两张，该怎么办呢？”说着，从衣袋中掏出宏大钱庄期票两张给中年人看。中年人笑笑，说：“此不值一钱之物，留有何用，不如丢掉算了。”年轻人听他这样说，便一边顿足，一边作出懊丧的样子。
他们两人的谈话被坐地一边的一个妇人听到了。这个妇人年约50余岁，衣着朴素，样子像是个佣人，手里提着一个青布包袱。老妇人抬头看了看两个谈话的人，便伸手从衣襟里取出一张纸票，对着那年轻人说：“请先生给我看看，这张票还有没有用？”年轻人接过票看了一眼，又还给那妇人，然后说：“这是宏大钱庄的期票，你也将要吃倒账了。”
那妇人听他这样一说，便失声痛哭起来，边哭边说：“这200元期票，是盛家太太给的，我五六年的工钱都在这里了。如今这票一钱不值了，我可该怎么办？”年轻人做出好心的样子，劝她说：“你到无锡，可以托人去取，幸亏为数不大，或者可以领到现款呢。不必如此伤心了。”
这时船已抵埠，乘客纷纷登岸，那两个男人也扬长而去。那妇人登岸后，逢人便问宏大钱庄的情况。知情的人告诉她宏大钱庄资本雄厚，决无倒闭之理。她托人去宏大钱庄领取钱款，没想到期票却是一张伪票，而真票已被那船上的年轻人掉了包。那妇人知道自己受了骗，五六年的辛苦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她后悔万分，真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像这种骗窃一个孤苦妇人的窃贼，实在是没有任何人性可言。窃贼这种骗盗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不仅涉及一个妇人，也可能祸及她的全家。可见，窃贼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盗贼的变种—海盗，在旧中国的沿海一带活动也十分猖獗。他们不仅拦截船口，抢劫财物，甚至动刀动枪，惨杀无辜。其行为真可谓构成了对社会的极大犯罪。如在旧上海，由于官府对海面的控制不力，无法保障水上治安，所以海盗不仅敢在上海附近的海面上抢劫轮船，而且敢在长江口、吴淞口作案。1930年发生的怡和洋行德和轮遭遇海盗事件即是一例：
1930年1月13日，德和轮满载货物和旅客，从汉口驶向上海。14日晚间，当轮船行至长江口时，船舱内不时传来旅客们的说笑声，大家都知道再有一两小时即可到达上海了，所以心情很是愉快。不料此时突然从东面开来两艘海盗船，飞速驶近德和轮边。海盗站在甲板上喝令德和轮停驶，伪称要检查违禁品，并准备登上德和轮抢劫。德和轮上的船长、船员们马上看出来者不善，船长随即命令德和轮开足马力前进。海盗看到德和轮不听从命令，便开枪射击。此时德和轮上一乘客正坐在船边栏杆上，海盗看到这一人影后，即作为射击目标，子弹射中该乘客的要害，当即毙命并落入江中。海盗不知落入江中的是一尸体，以为是活人，企图抓一人质。待将其打捞上来后，才发现是具尸体。海盗们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用刀破其腹以泄愤，顿时尸体上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湖北汉阳人，31岁的更夫李汉，从窗口观望海盗的剖尸暴行，被海盗发现，举枪向他射击，枪弹射中胸部，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待吴淞水警听到枪声率巡逻舰数艘浩浩荡荡来到出事地点时，盗轮早已逃得无影无踪（资料来源：《德和轮海中遇盗》，1930年1月17日《申报》）。
盗贼以其反社会性的行为，造成了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因而也成为全社会所谴责和要求惩罚的对象。
窃贼行为的选择性
窃贼行为的选择性主要表现在其行动前、行动中、行动后所采取的种种选择，包括对行窃时间的选择和对行窃方式的选择等。
窃贼在行窃之前，一般都要进行周密的计划。首先是根据行为的对象，即行盗的对象，选择是独立作案还是集团作案。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还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甚至季节等。他们对选时很讲究，一般情况下，雨天、雾天和冬季是窃贼作案的黄金季节；夜间则是窃贼作案的最佳时机。如李政在《该闻录》中所记：张咏在四川从政时，曾亲闻一个偷儿介绍：“三月至八月，夜短，多蚊蚋，人必少睡，故不敢为盗。九月至二月，夜长天寒，多畏寒懒起，乃可为盗。”张咏听后，颇为感慨地说：“盗亦有道，诚然哉！”
专门在夜间翻墙越屋进行偷盗的窃贼，在作案时都遵循一条要则，即“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其原因是，在雪天或月天作案，皓月当空，白雪铺地，容易暴露行迹。而刮风下雨的黑夜，易于隐藏，风雨响声也可以掩盖行动时发出的响声。所谓“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即是利用时间和天气情况的有利条件来进行偷窃。
当然也有在大白天作案的，这则是利用人们不加防范的心理。比如有一天，一帮窃贼开来一辆卡车，走到事先已侦察好家中无人的一家，打开大门，大大方方地把这家所有值得拿的东西都搬上车。邻居还在旁边看热闹，以为是在搬家。待到主人回家后，才知道是光天化日之下家被偷窃。
上面这个例子说明，选择最合适的时机，是保证行窃能顺利进行的关键一环。
时机选择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决定采取最适宜的方式进行偷盗。窃贼为了达到偷盗的目的，一般都身怀诸种偷技，他们可以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选择其中之一种，或者数种偷技配合使用。所有这些，都是事先选择好的。当然也有临机应变的时候，但一般情况下，盗贼也总是做好了应变的心理准备，在脑子里考虑到应变的手法之后，才会行动。
作案失手时如何逃走，以便做到“偷鸡不成不蚀米”，这是窃贼行为选择的最后一步。技艺再高超的窃贼，都可能有失手的时候，这一点，所有的窃贼都是熟知的。为了防备失手后被抓，他们往往要选择好应付的种种办法。
下面这一起发生在上海的抢劫案，窃贼就是在做出了时机和作案方式的充分选择之后才行窃的；而且当作案失手时，也适时地选择了逃逸的办法：
1927年12月4日下午2时，上海康定路永和屯4号遭到四五个强盗持枪抢劫。该户户主为豫来纺织公司总工程师雷某。约案发前10天的一个下午，雷总工程师与友人正在家中二楼谈话时，曾有5名男子走到二楼扶梯口，声称找一姓刘的人。雷某告知此户不刘姓，5人遂离去。
12月4日下午，这5人中的4人趁雷总工程师不在家之际，来到雷家。此时雷家中有雷母、雷妻及一位16岁的女佣冯少宝。3人听到敲门声后，由女佣打开门。先有一男子进来问：“雷先生在家吗？”答：“不在家。”来者即取出一信交给女佣，女佣转交给雷妻。该男子称：“我们是无锡厂里来的，看信就知道了。”
当雷妻正准备看信时，该男子突然由衣袋内拿出手枪，将枪口对着雷妻，令其不得声张。雷妻始知来者是盗匪，转身向后房逃逸。此时门外又进来3名盗匪，将前门关闭。一盗以手枪对住雷母，其他两个盗匪将雷妻拖住，强捋其手上的钻戒及金戒，并以手捏雷妻之嘴，企图以毛巾塞其嘴，但未能将雷妻之嘴捏开。由于雷妻挣扎，钻戒及金戒未被夺去。盗匪怕雷妻喊叫，到厨房内找旧毛巾，准备强塞雷妻之口。
女佣曾趁机向后门逃去，但被强盗拖住，将其殴打致右手受伤。一盗进入厨房找绳子，准备将雷妻、雷母及女佣捆缚。女佣趁强盗注意力稍分散时，猛然逃到楼上，随即迅速开窗大呼：“救命！有强盗！”
4盗闻女佣呼叫声，惊慌失措，恐事败露，即由前门向东逃跑。女佣对盗匪紧追不放，雷妻连忙到就近的康定路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派警员两名协助追赶，至康定路世界殡仪馆隔壁小弄口，强盗进入该弄逃到新加坡路口，不知去向（《警局刑事警官处第二科处理1947年11、12月份强盗案件报告书》，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第131号；转引自郭绪印编著：《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269页）。
分析这一案件可以看出：盗贼在行动前，首先进行侦察，以找刘姓人家为借口，查得准备偷盗的人家姓雷。随后他们选择了雷先生不在的时机作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男子在家，会给他们的行动造成更大的威胁。这样，当他们进屋时，屋内仅有3位女性。在行窃方式的选择上，他们选择了持枪行劫。因为一般说来，女性比较胆小，亮出手枪会首先在气势上令她们屈服。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雷家的女人并不好对付。首先雷妻并不像一般女性那样软弱，不容易制服，这就使盗贼很难在短时间内得逞。为了制服雷妻，他们花了一些时间。再加上机智胆大的女佣，面对盗匪毫不示弱，而且趁盗贼不注意，跑到楼上大声呼救。盗贼本来是作贼心虚，见事已败露，不敢恋战，只求保命，遂做出了逃跑的选择。盗贼虽未能如愿，但未被当场抓获，也算万幸了。从以上分析来看，这几个盗贼可算是训练有素的，注意了作案时的选择性。
窃贼作案的偶然性
窃贼作案除了具有预谋性与选择性之外，还有某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窃贼在作案前，并无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不具备上节所说的行为的选择性，只是偶然发现有了行窃的对象，才在贼心的驱使下动手行窃。
二是盗窃行为的发出者，其本身并不是窃贼，但由于偶然的见财起意，便做起了窃贼所做的事，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
在旧中国，杭州市属的一个大镇子里，有许多当铺。盗贼常常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