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雕刻的时光-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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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乱，越乱越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若不如此，怎抢得到皇帝做？”
于是，他对苏菲亚说：“你叫大家进莫斯科城打仗，杀人放火，答应他们做将军大官，有很多很多金子银子，大家抢美女做老婆！”
接下来，苏菲亚站在广场上的演说，以及底下的群众反应，实为人类历史上许多 “革命”的缩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驱动力是金钱与美女，人成了欲望的奴隶和打手。
苏菲亚站在阶石上，大声说道：“火枪手们，你们都是罗刹国的勇士，为国家立过很大功劳。可是你们的饷银大少了，你们没有美丽的女人，没有钱花，酒也喝不够，住的屋子太小、太不舒服。莫斯科城里有很多有钱人，他们有好大的屋子，有很多仆人，有很多美丽的女人，你们没有。这公平不公平啊？”
众火枪手一听，齐声叫道：“不公平！不公平！”
苏菲亚道：“那些有钱人又肥又蠢，吃得好像一头头肥猪，如果跟你们比武，打得过你们么？这些富翁的枪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的刀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为国家、为沙皇立过功劳么？”她问一句，众火枪手就大声回答：“牟特！”
苏菲亚又道：“你们应当做将军，做富翁！
你们个个应当升官发财……”
就是这么几句平淡无奇的话，却将群众煽动得热火朝天。为什么？因为抓住了人内在的愿望，那种强烈的被压抑的愿望。如果仔细去研究一切的群众运动，则会发现，运动的领导者总是激发了此一类的潜愿望，群众才可能“揭竿而起”。
因为欲望，便有了革命，有了战争，有了人与人之间无休无止的争斗，有了历史的进步。但最后，人人都成了欲望的牺牲品。
连韦小宝这样一个在人世混得溜溜转的“活宝”，也感到了厌倦，终于从心里喊出： “老子不干了！”
欲望化的世界是一个立体的世界。
好与坏，正与邪，是与非，忠与奸，不是能够截然判断的。在多元的视角里，它们之间的界线若隐若现，有时甚至了无踪迹。
就大的方面而言，康熙是满清的皇帝，是全体汉人的死敌，但他却是一个“好皇帝”。他对韦小宝说：“明代的皇帝没有一个能像他自己那样勤政爱民。假定人民的希望是安居乐业，那么，在他的统治下，人民达成了他们的希望。为什么还要无事生非，想把他赶出中原？只不过是名份之争罢了。”
韦小宝将这个意思转述给顾亭林这样有学问的人，后者也是一时语塞不知何以对答。
这就注定了壮烈的反清复明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再就小的方面而言，同是反清复明，天地会、沐王府、九难各有所主，而李自成则完全是个“造反派”，吴三桂则是反复无常的“奸雄”。他们互相指责，自以为是，在旁人看来，吵吵闹闹的，内里却不免荒唐。一个败落了的王朝，居然还在为“正统”、 “名份”争执不休。
在郑成功的小政权内，宛如一个缩小的皇宫，骨肉相残，权贵倾轧。在历史风云中飘摇的身影，那种跌爬的姿势，同样叫人不胜唏嘘。
书中除了像吴之荣这样明显的反角，或像陈近南、吴六奇这样明显的正角外，大多数人只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无所谓好坏。在这样的环境，他可以成就好事，在那样的环境，他又可以成就坏事。例如韦小宝手下的一些爪牙，或者像郑克塽、海老公之类的人物，完全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判断。
至于本书的主角韦小宝，则更是一个难以言说的人物。
有人赞韦小宝，说他聪明伶俐，办事妥当；有人骂韦小宝，说他奸诈浮滑，不明忠义。几乎可分成两派，各有道理，互不相让。
现实中是不可能有韦小宝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个小小的孩童，竟然可以在皇宫、官场、异族、秘密帮会的争斗中，履险如夷，逢凶化吉。每一个成名的人物，都被他弄得贴贴服服，言听计从。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小孩子呢？但当你读《鹿鼎记》的时候，就觉得他是站在身旁，挤眉弄眼，精灵古怪，伺机向你恶作剧的小顽童。
相对比梁羽生关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作品，金庸的描写显然要深刻得多。他有意无意地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也包括人性的复杂性，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并没有作出什么结论，却让人久久地沉思。
不仅如此，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对于道德的两难有着独到的体会，并且将世间的虚伪假象昭示无遗。
韦小宝用下三滥的功夫去对付茅十八的敌人，救了茅十八。而茅十八则告诫他： “这等下三滥的行径，江湖上最给人瞧不起，比之下蒙药、烧闷香，品格还低三等。我宁可给那黑龙鞭史松杀了，也不愿让你用这等卑鄙无耻的下流手段救了性命。”
韦小宝却说：“用刀杀人是杀，用石灰杀人也是杀，又有什么上流下流了？要不是我这小鬼用下流手段救你，你这老鬼早就做了上流鬼啦。你的大腿可不是受了伤么？人家用刀子剁你大腿，我用刀子剁人家脚板，大腿跟脚板，都是下身的东西，又有什么分别？”
这或许有点强词夺理，却也触及到了关键问题。往深里想，道德原是游移不定的，而许多“美好”的幌子，也只是人类自欺欺人的把戏。
难怪到得小说结尾，荣华富贵、金钱美女俱一一得手的韦小宝会这样感叹：
“天地会众兄弟逼我行刺皇上，皇上逼我去剿灭天地会。皇上说道：‘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这样脚踏两条船么？’他奶奶的，老子不干了！”心中一出现“老子不干了”这五个字，突然之间，感到说不出的轻松自在……
行走在人世间，就是难、难、难！无论你做什么，怎样做，都不可能圆满，不可能完美无瑕。那么，最好就是不做，不做才能达臻圆满。
《鹿鼎记》对于历史，对于人世，充满了讽刺，也充满了洞察和怀疑，似乎是一部厌世的书。或者，换一句通俗的话，是一部看透了人生的书。所以，在《鹿鼎记》以后，金庸再也不写小说了。
还有什么可说呢？
《鹿鼎记》之官场百态
官场与妓院，是世界上最虚伪的地方。
官僚体制的设定，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它带来的是秩序是规范，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最明显的就是：虚伪与腐败。
人类智慧的创造物走向了人的反面，成为人的桎梏，这是进步的另一面。
所以，老庄的哲学崇尚静止。
在老子看来，典章、制度之类的设置，引致的是更深刻的混乱，井且激发起人性中邪恶的因素。明智的君主应当无为而治。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难题。
我们见到的既定事实是：官僚体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繁复，已经形成了一个称为之为官场的世界。
《鹿鼎记》的场景一直游移在三个地方：官场、江湖、妓院。而其中最着力描写的是官场。官场与妓院虽然一则高贵一则低贱，却同样是极端扭曲人性的场所，有着许多本质上的一致。
例如，人的尊严之剥落在妓院与官场是一样的。
妓女与嫖客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又相互鄙视的关系。他们互相利用，实现自己的欲望，又在道德上互相鄙视。嫖客固然视妓女为下贱，但一般的妓女也很少真正瞧得起嫖客。
在官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如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受贿者接受行贿者的物质利益，却在心底瞧不起行贿者的人格；而行贿者所看重的也只不过是受贿者的权力，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受贿者，则充满了敌意与厌恶。
这种建立在纯粹利益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正是妓院与官场的最大特产。
为官之道，首先必须学会说谎，学会毫不脸红地拍马屁，还有欺上瞒下等等的一套。
韦小宝之所以在康熙跟前混得这么好，与他高超的说谎拍马本领密不可分。而且他的马屁拍得极为巧妙，丝毫不露痕迹。
有一次，他莫名其妙地成了杀刺客的英雄。当康熙问他用什么招杀刺客的，他说： “一时之间，我心慌意乱，眼看对付不了，忽然间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时，使过记一极妙的招数，将我摔得从头顶飞了过去，好像你说过的是武当派的武功仙鹤梳翎。”
还说什么：“师父教的招数，练起来倒头头是道，一跟人真的拚命，哪知道全不管用；反是你的那些招数，突然之间打从心底里冒了上来。皇上，那时候他手掌边缘已打上我背心，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又怎能去细想用什么招数！”
说得康熙龙心大悦。因为，自从“康熙练了武功之后，只与韦小宝假打，总不及真的跟敌人性命相拚那么过瘾。此刻听到韦小宝手刃敌人，所用招数全是从自己这里学去的，自是兴高采烈。心想若是自己出手，定比韦小宝更精彩十倍。”
在官场上混，须得花许多时间揣摩上司的内心想法，才能千方百计顺着上司的意思去做，或者替上司将自己不便表达的意见说出来。
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康熙意欲撤藩，召来大臣们垂询，没想到大臣们要么受了吴三桂的好处，要么误会了康熙的意图，滔滔不绝地论证撤藩的不利之处，惹得康熙很不高兴。
这时，兵部尚书明珠出来说了一番话，实在是高明之极。
“圣上天纵聪明，高瞻远瞩，见事也比臣子们高上百倍，奴才想来想去，撤藩有撤的好处，不撤也有不撤的好处，心中好生委决不下，接连几天睡不着觉。后来忽然想到一件事，登时放心，昨晚就睡得着了。原来奴才心想，皇上思虑周详，算无遗策，满朝奴才们所想到的事情，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预料中。奴才们想到的计策，再高也高不过皇上的指点。奴才只须听皇上的吩咐办事，皇上怎么说，奴才们就死心踏地，勇往直前的去办，最后定然大吉大利，万事如意。
圣上明鉴：奴才这不是歌功颂德，的的确确是实情。自从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稳的讯息，奴才日夜担心，思索如何应付，万一要用兵，又如何调兵遣将，方有必胜之道，总是要让主子不操半点心才是。可是想来想去，实在主子太圣明，而奴才们太脓包，我们苦思焦虑而得的方策，万万及不上皇上随随便便的出个主意。圣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自然不是奴才这种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因此奴才心想，只要皇上吩咐下来，就必定是好的。就算奴才们一时不明白，只要用心干去，到后来终于恍然大悟的。”
这篇讲辞当真可列为封建官场上为官之道的经典之作。其中的逻辑在官场上广为运用，总是灵验万分，屡试不爽，无往而不利，至少这样说话不会为自己带来麻烦。所以，聪明如韦小宝一听，都佩服之至，觉得满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谁也及不上明珠。
扬州布政司慕大颜又是一种类型的乖觉之人，是典型的官场文人。他一听钦差大人不喜欢和尚，便即引经据典，说了一个诋毁和尚的故事，迎合韦小宝。又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韦小宝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他揣摩到朝廷可能要对吴三桂不利，又从韦小宝的表情看出他讨厌吴三桂，便说：“韦大人是皇上亲手提拔的大臣，乃是圣上心腹之寄，朝廷柱石，国家栋梁。平西王目前虽然官爵高，终究是不能跟韦大人比的。”并考据出韦氏祖上是唐朝的忠武王韦臬，曾大破吐番兵四十八万，威震西隆等等。这个人将学问当作了拍马的武器，很容易讨得上司的欢心。
这种拍马方法叫作“贴金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生安白造，硬往上司脸上贴金。神龙教中的胖头陀晋献千年前的石碑也属于此类拍马，愣是编造了一篇千年前的碑文，说那时上天已料到会有洪教主降世，造福于人间，并且寿与天齐，为洪教主的“威仪”寻找历史依据，涂上神秘的色彩。洪教主其实心中明白这完全是杜撰的，却也十分受用。
有时候，献殷勤也可以献得十分隐晦，不露声色，上司一时察觉，便心中感激。韦小宝得到康熙的宠爱后，去康亲王府聚会，与人赌博，却总是无缘无故地赢，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自然因为我在皇上跟前有面子，大家盼我为他们说好话。
就算不说好话，至少也不捣他们的蛋。”
官场上的面孔都带着面具，所有的言行都出于利益的权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谊难以滋生和维系。一个诚实的人在官场中遭到的命运，很可能只是倒霉，甚至会掉脑袋。
告密、阴谋、算计，这些是封建官场的日常生活。
封建官场上滋生的是利欲熏心，是贪婪。拥有权力的人，都想使权力转化成可见的利益，因此，金钱成为攻破权力系统最常见的利器。而一般的为官者，都习惯性地利用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谋取财富。
康熙派索额图与韦小宝去抄鳌拜的家，索额图马上想到：“鳌拜当权多年，家中的金银财宝自是不计其数。皇上派我去抄他的家，那是最大的肥缺。”在抄家过程中，他拼命笼络韦小宝，无非是因为“这小太监朝夕和皇上在一起，只要他能御前替自己说几句好话，便已受益无穷。就算不说好话，只要将皇上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干什么事，平时多多透露，自己办起事来自然事半功倍，正中皇上的下怀。”
于是他与韦小宝结拜成兄弟，还将抄到的几件宝物送给韦小宝。他在鳌拜府中总共搜出二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银子，可见鳌拜之贪。至于这些钱如何得来可想而知，但索额图也照贪不误。他对韦小宝说：“这次皇恩浩荡，皇上派了咱哥儿俩这个差使，原是挑咱们发一笔横财来着。”
于是，他毫不含糊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