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色寡妇-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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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了姚腾后，姚腾有了好转，和我撕单子，不过，他非要去库房去撕，说了两遍。
　　　　我说：“你就在这吧，真要有事呢？”
　　　　“这儿冷。”
　　　　“我叫你多穿衣服，你不多穿呢！你能不冷吗？”
　　　　他大爷给他的一件三百多块钱的毛衣，他也没穿。
　　　　“不想穿。库里暖和，我去了。”
　　　　“你别拿书去。”我怕他又看起个没完。
　　　　“我不看。这点活儿，我今天晚上不睡觉也能给你干完。我上库了？”
　　　　“你爱上哪上哪儿，我管不了你！”
　　　　“我去了？”
　　　　“别和我说话。”
　　　　他像收到了特赦令，去了库房。
　　　　他走后，我撕了几个单子，又搞了几个实验，觉得用黑色的胶条粘更好，我和伊水说了，她同意了，我和姚腾就不用再撕了。
　　　　姚腾去库里看了一下午的书，有两次，我想上厕所，让他替我看摊，他又把烟灰弹了一地，烟头也扔的到处都是。
　　　　积习难改。
　　　　姚腾休息了，我问他去他奶奶家吗？
　　　　他说：“不去！”像有些恨。
　　　　那次他说要去他奶家，他奶在电话里说啥也没让他去，他也不提去了。
　　　　我一个人顶一天，倒也不生闲气。
　　　　又上班时，姚腾仍是按照他的时间姗姗来迟了。
　　　　他一进门就问：“二姨来了吗？”
　　　　“没有。”
　　　　他又看上书了。他上这个班像是给伊水上的，总盯着她。
　　　　前台的一位服务员来挑贺卡，我们是卖两元钱一张的，我说：“你挑吧，我给你按一块五算。”她挑了三张，正要付钱，姚腾随口说了一句：“拿去吧，不用交钱了，算我送给你的！”
　　　　女孩要向我交钱，姚腾的大话已出口，我还怎么收钱？我说：“算了算了！”
　　　　她收起了钱，又向姚腾说：“马上要到圣诞节了，你也要送我吆——”
　　　　等她一走，我说姚腾：“这下好，圣诞节你也有送的了！人家都有男朋友了，你显啥呀？”
　　　　“送呗，不就是钱吗！我这个人从来不把钱当回事！我可不像你们，把钱看的那么重！”
　　　　他不看中钱，他怎么不给他奶奶买点啥呢？有点钱，就知道给自己花，泡小姑娘，这可行，能耐大着呢！花多少，是不是得看你挣多少哇？挣都没挣来，倒先花出去了，算啥本事呀！
　　　　下午，伊水突然而至，见到了姚腾及地上的烟头，她气极，“姚腾！说你怎么不听啊？啊？！”妹妹又冲我来了，“你和他说了吗？”
　　　　我和他说，他也不听我的。
　　　　伊水要给伊江送书，我们把书装上了车，剩下的几个竹简书，我问姚腾：“这几个装不装？”
　　　　他无端地向我喊：“还装哪个呀？！就装这三个了！”
　　　　“她不是说《论语》也装吗？”
　　　　“装什么装！”
　　　　人说话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都好好地说不行啊？
　　　　我用我爸说我们的话再说姚腾：“你们这一代人哪，将来可咋整呢？”我都替他犯愁！怎么立足于社会，怎么在社会上生存呢？
　　　　我想起了淘气儿，对孩子的教育太重要了！不能放松！
　　　　伊水让我去寄发票，等我回来，姚腾不在。
　　　　伊水说：“我不愿意见他了，把他打发了。”
　　　　走了好，走了清净！
　　　　伊妹早在十几年前，就对我下了断言：“姐，你当不了领导！你要是当了领导，得先把你自己累死！”
　　　　在经营管理上，我、伊水、伊江，我们都感到知识贮备不足。凭着感觉走，摸索着走，什么事都想自己做，别人做，又不放心，把自己搞得很累。有时我想，一个国家，在最高位置上的人，大事小事都自己抓，也抓不过来呀！那么就要放权，放权的一个重点是选人。怎么选人？选什么样的人？怎么样才能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怎么样做到双赢？这确实是一门学问。还有，是工资制度，外国的管理模式，我老是琢磨不透，比如，我看了一本关于日本艺人的书，一个艺人挣到的钱，为她服务的每一个人都能分到。每个人都希望艺人能有更好的生意，每个人也都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日本餐馆的服务员的工资也是随着餐馆的流水走，大家是一个整体，要挣钱，大家都挣，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中国目前的很多私人小作坊或公司中，实行的多是月薪制，不管你干多少，你拿到的就是那些钱，有的是给提成，一百块钱，给员工一块，员工对这个比例分配不满，本可以成的买卖，也可以不让成。老板损失的是九十九块，员工损失的是一块，员工不在意这一元钱的损失。我看着麦当劳，想，他们是怎么管理的呢？在全世界开了那么些个店，每个店的食品味道都一个样，该凉的肯定凉，该热的肯定热。
　　　　我对电脑知识的学习也不够，伊水一直想上网做买卖，我和她都不太会，拖到现在也没做。
一九二
　　　　再就是对英语的学习。在网络上，如果想把买卖做大，要往国际上做，就要学英语。不会英语，只能瞅着别人来分这块大蛋糕。
　　　　我们的生意做得很辛苦，需要补充和学习的太多了！所以，我对淘气儿说：“你将来一定要学工商管理！”
　　　　在北京的我们姐弟三个，按照阶级分，应分为两大类：
　　　　伊水买了一套房子，三十多万，现已涨到四十多万了。
　　　　她说：“我周围住的，都是中产阶级。”
　　　　我把她的原话引申了，中产阶级买的是和她买的一样价格的房子，所以，我把她也划为中产阶级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伊江的手头上虽没有多少现金，但他的几库房的书也值二十多万，这些书再买出去，就不止二十万了，也可能是三十万，也可能是四十万。我也把他划为中产阶级。
　　　　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别说买房，我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伊水的房子还在增殖，她希望北京的房价涨得越高越好，她的一套房子涨够八辈子花的才乐。
　　　　伊江有钱没房，我呢，没钱也没房，所以，我和伊江都希望房价跌！跌！跌！尤其是我，希望房价跌到一分钱一大土篮子楼房才好。
　　　　我们都是站在各自的利益上看事的。伊水没有替我们着想，让房价跌跌跌，让我们能尽早地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也没有替她着想，让房价涨涨涨，让她赚了再赚。姐妹之情、姐弟之情在同利益的对比上，是那么地微不足道，那么地不值一提了！
　　　　我妈是盼着每个儿女都好的，但是她也常说错话。比如，在伊水家，电视上说房价降了，妈妈拍手称快：“降了好！这家伙让他们涨的，太不象样了！”一回头，看见了伊水，伊水正用怪异的眼神看着妈妈。
　　　　作为中产阶级的伊水，买了房子，就没有换车的钱了，她的那台老车，去年就到了报废的年龄，按照规定，每年务必要年检两次，修理费、年检费、保险费都加起来，要三千多块钱，把那台车卖了，也不值这些钱。为此，伊水不检车了，能不修就不修，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开了一年多了，除了老天爷给洗了几次之外，她没再洗过车。车身上的漆掉得东一块西一块的，那上面的锈，像人身上长的流脓淌血的疮，玻璃上还有鸽子、燕子或鸟什么的拉的几摊屎做点缀，谁见了都想往远了躲。
　　　　这台车使我出入小区时，很是风光。保安人员每见到它，麻木、暗淡、无光的脸上都像开出一朵花来，离着老远，大门就为它打开，并抬起手来，向它致敬——这是我在开好车时从未受到过的礼遇。
　　　　别看这台车不咋地，却有人怕过它。在大门口坡起时，突然熄火，它的后面尾随了一个“大奔”。我们谁也不想看到一台破车因溜车而撞到大奔的惨景——它撞了也就撞了，把大奔撞坏了哪儿，可不是一百二百能打发得了的。出于对大奔的爱护，保安人员、大奔司机，几乎是同时奔向了破车的后面，一鼓作气，把它推到了安全地带。
　　　　开着这台车，比骑着一台“猛里蹬”自行车还现眼！
　　　　“伊水，你把它卖了吧，我们跟着它都丢人！”
　　　　不但妈妈劝她，我们也劝她。
　　　　伊水却一往情深地说：“俺家的钱都是它给挣的，我对它还挺有感情的呢！再说了，用它接个孩子了，买个菜了，也挺方便的。”
　　　　我问伊江：“这台车，如果被警察抓着，最严重的处理结果是啥？”
　　　　“吊扣驾驶证，罚款两千。”
　　　　驾驶证不能给警察，好几千块钱来的呢；行使证也不能给，越给，罗乱越多。我们经过了思考，统一了认识：谁开这个车，万一哪天幸遇了警察，这俩证都不能往外掏，其他的人以找别的车为理由，先撤出去，司机再以找证件为由，溜之大吉。车，我们也不要了，归警察吧。
　　　　“警察不得寻思这台车是咱们偷的呀？”我说。
　　　　伊江说：“那也比损失几千块钱强啊！”
　　　　我又去劝伊水：“你卖了它吧！开着车，提心吊胆的，弄不好，你连一千块钱也得不着。”
　　　　伊水还是没有卖了它——一个中产阶级的破车！
　　　　尤湖的胆子是最大的，他敢开着他们的这台车上三环，上二环，上长安街，上它不应该去的地方。
　　　　我说妹夫：“你开着它，连那些地方也敢去？你不怕给录象啊？”
　　　　“录就录呗！这车的手续都不全了，扣分罚钱，也找不着咱。”
　　　　伊江开着它，灭火率是最低的。他带着我们，在北京的边缘地带四处转悠，寻找闲置的库房。我们已找了三天，看了几处，定下来了：八十多平米，新房，环境好，干净。
　　　　瑾儿说：“库房的房租一年一万，我们住的房子，每年六千，家附近的几个库一年八千多，生活费一年两万，伊望的入托费一年五千，别的还没算呢，一年得多少钱？不挣钱哪行啊！”
　　　　我说：“人都快成了钱的奴隶了。”
　　　　瑾儿：“人就是钱的奴隶！挣完钱花钱，花完钱再挣钱。不知道谁为谁挣呢！像蜜蜂。”
　　　　丁一坤单干了，他逮了一个大份儿，净挣一万两千块钱。他也像涨了几个台阶，高人一等了，“换手机！挣了钱就换手机！”
　　　　瑾儿说：“又够他得瑟几天的了！挣了一万就那样，挣了十万得啥样？”
　　　　淘气儿上学又是令我发愁的事，初中毕业，他有几个走向。一个是可以和北京的孩子享受同等待遇，考中专。我不想让他上中专，想让他上大学。因为中专的费用很高，念完了，还得上大学，还不如直接上高中，再上大学。他上高中，如果回老家念，可以省下很多的钱，但是在老家也没人管他，我又不放心。在北京念高中，我们是外地的，费用比北京的孩子高很多，我们住的附近的高中一开口要三万，三年的，一次性交齐，吃、住还没算。我上哪儿去弄这钱？虽然弟弟说过要资助我，但我自己家的问题还是想自己解决。上完高中，还有一笔费用，就是上大学，我问了一个大学生，他说费用大约十万左右，有比这便宜的，也有比这贵的。
　　　　又是钱！
　　　　没有钱，淘气儿初中毕了业，就得走向社会。
　　　　市场经济，用钱说话！
　　　　有一对老夫妻看见了我们的书，要给他们的孩子买些古典名著。
　　　　妻子说老伴：“你给他们买，他们也不看！年轻人这个忙啊，抓不着个影，也不知道他们都忙的啥？”
　　　　我说：“都忙活钱去了！”
一九三
　　　　老两口就乐，说我说的对。
　　　　钱，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人生活的中心和目标？钱，又从什么时候起，支配起人来了？
　　　　我在家里拣到了一个团徽，问淘气儿：“这是谁的？”
　　　　“我的。”
　　　　“你哪来的团徽？”
　　　　“我入团了。”
　　　　“啊？你啥时候入的？”
　　　　“早就入了。”
　　　　“这么大的事，你咋不告诉我一声？”
　　　　“那有啥说的！”
　　　　“你咋入的团？”
　　　　“我们老师说有几个团员的名额，问我们谁入？”
　　　　“有要入的吗？”
　　　　“谁入那个呀！我们班没有一个要入的。最后老师点到谁，谁就得入。一共四个，有我一个。”
　　　　“你写入团申请书了吗？”
　　　　“写了。”
　　　　“你咋写的？”
　　　　“在网上下载一份就得了呗！”更快捷、更省事了！
　　　　“下载完了你就交上去了？”
　　　　“啊。”
　　　　“来，我问问你：你为什么入团？”
　　　　“我们老师说，入了团，在中考和高考录取时占优势。同样两个人，分数一样，一个是团员，一个不是团员，肯定录取团员。”
　　　　我问他：“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入团的？”
　　　　“就是为了这个呀！不为这个，老师让我们入，我们才不入呢！”
　　　　这就是他入团的动机！如果非团员比团员的分数高出一分，他和老师所说的团员的优势就没了。
　　　　人变得功利和现实了，包括孩子。
　　　　我问他：“团的知识你学了吗？”
　　　　“没学。”
　　　　“连个手册也没发给你们吗？”
　　　　“没有。忙着中考呢，交了申请书，就入了，接着就考试了。”
　　　　信仰危机，不只是在团员中，在党员中也很严重。
　　　　我记得有一个对党员的不记名的问卷调查中，问：你相信共产主义能够在人间实现吗？
　　　　提出来了，就已经是个问题了。正因为相信的人少了，才有了这个疑问。
　　　　有一个党员在卷子上打了个对号——就是相信能实现，后面还附上了一句：那是佛的世界。
　　　　党员队伍中，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有多少？表面上信，而实际上不信的有多少？假如把党员一个一个地用测谎仪测，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应该是惊人的。把入党作为积攒政治资本、捞取个人实惠的人不是没有。在领导干部的提拔中，党员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
　　　　很多党员出于一种自保的本能，而不说实话——党的多次运动把人锻炼出了这种本能。当一种政治运动来的时候，只要基调定下来你是错的，你就百口莫辩，没有人去为你辩护，或者说没有人敢为你辩护，也或者说即使是有人为你辩护了，他也会成为受迫害的一员了。文革就是个例子。谁敢保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