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苏东坡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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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从遣,团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塞。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答之下的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揽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婉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喜色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展,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鸳,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笑,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
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二月十一当地神抵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齐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只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他唱出下面的诗句:船头研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福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须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籽、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
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客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霆低垂,邱阜便隐而难见。阴霆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
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璃头肪,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圆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
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
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象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西湖天下泉,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送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楼,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
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
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
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
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