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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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近代中国第一座海军官校,第一期有学生约六十人,于同治五年清历十二月(一八六七年阳历二月)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课程则由基本数理化,及英法文与古典汉文开始。轮机术语用法文(当时欧洲大陆乃至国际法的标准语言);驾驶用语则英语也。盖斯时英国掌海上霸权,英语欧美通用也。纵迟至今日,国际机场指挥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语言仍为英语也。
由浅及深,学制五年,学科术科与舰上实习并重。学生结业后,再随轮实习三年,便粗具一轮之长(驾驶或维护)的资格了。然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现代海军将才的培训,其严格有如此者。反观数十年后,我们「黄埔一期」搞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就可毕业。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当李鸿章在欧洲大买其舰艇时,他需要大批专才来当「监工」;来「接舰」时,这批南洋培训的海军学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场;他在天津自办其水师学堂(一八八一),也就不愁没有师资了。
严复、刘步蟾和黎元洪
且举几位「马尾一期」的佼佼者,让大家结识结识:
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结业者,名为严宗光。他后来改名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则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翁同和、谭嗣同、载湉、乃至陈独秀、胡适之等早期就丢掉「四化」,专搞「五化」的魏京生们,就受其影响了。
严复和他的同班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窝「格林威治」。——再插句闲话。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去伦敦也住他个把月,我保证可把这批小格林威治们的成绩单,翻它个篓底朝天。没这个机会,就只能和野史馆长摆摆龙门了。设有差错,旅途匆忙执笔,尚乞读者教正之也。
严宗光后来被李鸿章罗致了,去当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这学堂里,老严教了个湖北学生叫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小黎在甲午前二年(一八九二)毕业,被送往德国留学。逾年归来,被分发到刘步蟾当管带的「定远」主力舰上当个「炮弁」。——他如被分发到骑兵部队里去,那就变成「马弁」了。所以炮弁者,马弁之弟兄也。
后来这位黎炮弁又被转战至「」广甲」舰。广甲被日舰击沉时,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陆军来。想不到他捡回的小命「贵不可言」。武昌城一声炮响,这位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竟被革命军强迫做了革命元勋。其后又做了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分两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读者欲知其详,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顶刮刮的《黎大总统墓志铭》,价值数千块袁大头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师严复就没那个好命了。严复学贯中西(非笔者过誉吧)。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鸿章也嫌他古怪,敬而远之。严宗光因而觉得要做官,还得走「正途」考科举。提调不干了,乃「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福州乡试,想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扬眉吐气一下。谁知三考不售.只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其怀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刘步蟾:刘氏则代表他们同学中,另一个极端。步蟾显然没有严复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学术科的成就可能远超过严宗光。他于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个现代名词),五年毕业,三年实习期满,一八七四年(日军侵台之年)即由总教习日意格,发具船长证明书,证明他可以独立作一舰之长。这时正是李鸿章要购舰造船买炮,成立新式海军之时,苦无人才。此时步蟾大致二十岁左右(严复刚二十岁),英姿焕发,一下便被李鸿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学格林威治,并在英国舰队见习。归国后立刻成为北洋大臣身边的红人——也是理所当然嘛!此后他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时,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员工赴德监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舰」返国。未几北洋舰队完成编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阶是总兵(位同今日的师长),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为中国海军中的第二号将领。此时刘步蟾年龄不过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之下,李鸿章对刘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满清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满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
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镇远管带的林泰曾;出任致远管带的邓世昌;来远管带的邱宝仁;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三十人。这三十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一八九〇年就发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校就读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在前篇拙文里,笔者曾提到,在近百余年的中国里,李鸿章实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当国者,曾经领导我国参加过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
我们应当了解,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一四九二),到二次大战结束(一九四五),在白色帝国主义的五霸七雄(后来又加上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我们这个地球 ,实在是个「土匪世界」(引李登辉总统的一句石破天惊的名言)。那儿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强权从何而来呢,曰:武装也;军备也。在李鸿章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飞机和原子弹。列强要横行世界,就只能靠强大的海军了
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大英帝国要维持「日不落」的权势,在海军实力上还要确保它的「两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呢!换言之,大英帝国的海军实力,要超出其它任何两个列强合并起来的战斗力量。
同治九年(一八七○)以后,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一再讲,洋人的神气,神气在有「铁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无铁甲,你得闭起乌鸦嘴。
李鸿章是近百余年来,我国仅有两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来。笔者曾替顾维钧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威灵顿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自己没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和周恩来就不同了。
李鸿章也是近代中国搞以夷制夷的祖师爷——搞以夷制夷,连周恩来都未搞好。李鸿章当然也成绩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铁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专搞买空卖空,哪里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鸿章立志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
老实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一八七〇~一八九五)的大清帝国,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是绰有余裕的。大清帝国毕竟是个大帝国嘛!它和今日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共和国一样,虽然也是一穷二白,但潜力是无限的。甲午之前慢说像上述的日本「吉野号」那样的巡洋舰,就是再买它三五条「定远」、「镇远」那一级的主力舰,也是轻而易举的。
君不见一项〈马关条约〉(一八九五)我们就赔了两万万六千万两。六年之后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我们不又赔了四万万两?合计,七年之内一下便赔掉六万万六千万两!——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没钱买船?!
当然四万万两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债主们退款,还要让我的老师胡适之,我的朋友杨振宁、何炳棣去放洋留学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老太后当年赔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们到现在还没用完呢!甲午战前我们没钱买船?!我们再买五条(定远级主力舰)、十条(吉野级巡洋舰),也游刃有余呢!
有钱为什么不买船,要等到打了败仗,再去「赔款」呢?!
朋友,这便是上篇拙文所说的:专搞「四化」,不搞「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此地着重「往往」二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搞社会科学的人,不应该把话说得太「绝」。
须知,四化者,科技现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现代化也。「政治现代化」不一定要搞什么鸟「民主墙」嘛!但你至少也该搞个干净而有效率的现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当时德国和日本那样。像我们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摊烂拘屎,总归是不够资格参加世界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虽然都是「土匪」、「强盗」,但是盗亦有道也。
现在且看看我们李中堂,如何在这场世界军备竞赛中先败下阵来,后来才打败仗,才赔款。
海军衙门是个大「肥缺」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二洋一统、分建合操。中央政府应有个研讨战略、统一指挥,以及筹画预算、部署后勤的总机关。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例如英国的海军部( Admiralty),德国和日本的「大本营」和「参谋本部」;今日美国的「五角大厦」(Pentagon),乃至目前北京和台北的「军委会」、「国防部」一类的机构,在清末,就叫做「海军事务衙门」或「海军衙门」了。
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他本来就当仁不让的。可是这次却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国海军成立之初,那些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不幸的是,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早把这个高踞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上文已述之,海军是多么技术化的现代兵种。这种腐烂的满族亲贵,如何能插手其间呢?
但是现在这个「海军衙门」可就不同了。它是个高高在上,设于皇城之内,外表上似乎只是个专门管人事、管钱包的大「衙门」!而这衙门所管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在他们的眼光里,这衙门是比大清朝廷之内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抚司道,任何一个衙门都更要有银子的新衙门。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最「肥」的大「肥缺」。 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大清王朝发展至此。也可说是「气数已尽」吧!就在这紧要关头,那个比较贤良而识大体的慈安太后,忽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权独揽,渐渐的便原形毕露了。
三年之后(一八八四),她就把恭亲王奕訢赶出总理衙门。奕訢是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的创办人。二十多年与洋人折冲樽俎,使他颇谙外情,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开明政治家,同治中兴的名臣之首——没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仅次于慈安)的第二号人物。恭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无忌惮了。
在这种政潮中,居心叵测而推波助澜的,还有个举足轻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国官僚体系(Chinese bureaucracy)之中的一个公开的间谍。他掌握了中国的关税。中国政府向外国购买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签名。他不是袁世凯的古德纳;更不是蒋中正的端纳。他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权威的。加以他在中国官场厮混数十年,早变成中国政治的老油条。吹牛拍马,纵横捭阖,无一不会。以一个白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代理人,再加上熟谙中国官僚的那一套,这位洋大人也真是「双取骊龙颌下珠」,为中外少有的枭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国海军成立之初,他就设法排斥其它列强(美德法)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要把中国海军变成大英海军的附庸。他这项阴谋,慈禧和她的近支「懿亲」像醇亲王奕譞(慈禧的妹婿、光绪的生父)等人,哪里知道呢!可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訢,就洞若观火了。不幸恭王早就是慈禧的「刘少奇」,迟早是要滚蛋的。他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什么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