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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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使她的行为走向另一极端（恕我试以行为科学来解释历史）——她开始相信只有与她有血缘近亲关系的小圈圈，对她最为忠诚。只有生活在这一小圈圈之内，她才有安全感：她每晚才能睡得着觉，不致发生梦魇。
朋友，你说叶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了吗？非也。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状态！不信，你去分析一下蒋中正、毛泽东、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辉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 paranoia，她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小亲贵组织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不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调入京城，来和载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以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
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八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所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王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一万二干名枪兵。（见该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专栏。）
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在毛泽东时代那就是「八三四一部队」了。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牵往菜市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和「白莲教」（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的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要录》有节录，页一三。）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曰，载《史料续编》上，页五九六。）
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后为首的一小撮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 「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义和团」与「红卫兵」后映前辉
大体说来西太后之扶植「义和团」与六十年后毛主席之玩弄「红卫兵」，简直是后映前辉，一模一样的。他二人自以为掌握了兵权政权，对一个民间的群众运动就可发可收，终于亲贵骄纵、大权旁落、一发难收，最后闹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的结果也没有两样！
慈禧太后是统治大清帝国至四十八年之久的女王。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汉的武帝之外，也没个男主比她统治得更长。所以她深通统治的艺术。她在中央政府里所表现的那一套纵横捭阖的本领，可能还在后来的蒋、毛二公之上，她统治大陆的时间，也是蒋、毛二公的总和。但是她有个缺点也和蒋、毛二公一样—— 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街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訢；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訢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訢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卫的行为也两模一样。—— 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要悬赏杀尽中国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现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帮如何乱政；她的红卫兵是怎样蔓延的。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虚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对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肋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五六。）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敦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证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不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当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纪录。（见，载《山东义和团案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册，页六五九、六六一。）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慌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的。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二十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十万两），敦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的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佑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闹革命」！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妒，他们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卫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页一一〇，引抄本《闻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情况了。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和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胆。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遣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轻重伤二十三人；余九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专栏报导。）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砍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寃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乡；下及民国，它也是傅作义将军死守、张学良少帅猛攻的历史名城。此时也是足与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万黄巾所窃据。官军旅长被杀；守土之官也在绝食待命。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向朝廷的当权派摊牌：你大清王朝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总得有个抉择，有个交代！朝廷年来的混沌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其实事到如今，关于和战、抚剿的抉择，地方与中央，满族与汉族之间，早已泾渭分明。南方的汉族督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朝中有嘴无权的汉族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光禄寺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