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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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会」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它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 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对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做「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字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大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未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位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训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灃。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灃，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灃、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预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