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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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四人帮”贴在我的脑门子上的符咒终于给撕掉了，我回头看以前走过的道路又比较清楚了，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也懂得一点，不能说自己读过的书都是毒药或者胡说。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它是谁也垄断不了的，是谁也毁灭不了的。十年浩劫中的血和火搅动了我心灵中的沉渣，它们全泛了起来，我为这些感到羞耻。我当时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文学，否定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真的这样想过。现在我把那些否定又否定了，我的想法也绝非虚假。万幸我在入迷的时候并没有把手边的文学资料全部毁弃，虽然我做过的蠢事已经够多了。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自己也受到了惩罚，我再要写《激流》一类的作品就有困难；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一九六六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我想起来了。当时也有人偷偷地问过我：“难道我们的祖先就没有留下一点值得重视的遗产？难道‘五四’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就全是废品、全是‘四旧’？难道你几十年中那许多作品就全是害人害世的毒草？”我答不出来，一方面我仍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已经给“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不敢“乱说乱动”，惟恐连累亲戚朋友。活命哲学是我当时惟一的法宝。
一九七九年春天起我出国三次。我出去并非镀金，也不想捞取什么，我只是让一些外国朋友看看我并不曾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还能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在国外我才发现人们关心中国，多数读者想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认识我们国家，了解中国人的心灵。好些国家中都有人在搜集我国现代文学作品和有关资料；或者成立研究会、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我们的“文革”期间被视为粪土的东西，在国外却有人当做珍贵文物收藏。
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我参观了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他们的过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你不要，别人要；你扔掉，别人收藏。我们的友邦日本除了个别作家的资料馆外，还有一所相当完备的他们自己的“近代文学馆”。日本朋友也重视我们现代文学的资料。据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这方面的资料美国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欧洲有些学者还要到美国去看材料。荷兰莱顿有一所“西欧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成立已经五十年，虽然收藏我国现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广泛地搜集。我说句笑话，倘使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将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学整个勾销，不然就厚着脸皮到国外去找寻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料。
现在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听说日本的“近代文学馆”是日本的作家们创办的，并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日本作家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创办和领导的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我们只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我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
现代文学资料馆（2）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我那些美好的梦景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的愉快的微笑并不是毫无原因的。
四月四日杭州
怀念方令孺大姐（1）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几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外出，也很少伏案写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楼，或者在阳台上散步；或者长久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或者站在廊前，两只胳膊压着栏杆，隔着里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这样看白堤在我还是第一次。那么多的人鱼贯而行，脚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戏。颜色鲜明的公共汽车，杨柳的新绿和桃花的浅红，都在那幅幕布上现了出来。
我记起来了：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萧珊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动身去车站之前，匆匆赶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为了看一树桃花和一株杨柳的美景，桃花和杨柳都比现在的高大得多。树让挖掉了，又给种起来，它们仍然长得好。可是萧珊，她不会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里有心思游山玩水？！游山玩水，那是三十年代的事情，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几乎每年都去杭州，我们习惯在清明前后游西湖，有一两年春秋两季都去，每次不过三四天，大家喜欢登山走路，不论天晴下雨，早晨离开湖滨的旅馆，总要不停步地走到黄昏，随身只带一点干粮，一路上有说有笑。同游的人常有变更，但习惯和兴致始终不改。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云山、龙井、虎跑、六桥、三竺仿佛是永远走不完、也走不厌似的。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感情！我还记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陆蠡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宪兵队里，丽尼则把生命交给自己的同胞。当时同游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黎烈文后来贫困地病死在台北。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六十年代中从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经没有登山的兴趣了。我也无心寻找故人的脚迹。头一年我常常一个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滨坐一两个小时，在西湖我开始感到了寂寞。后来的几年我就拉萧珊同去，有时还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连几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车站迎接我们，过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挥手送我们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后不去杭州，我总感觉到好像缺少了什么。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们也只是谈一些彼此的近况，去几处走不厌的地方（例如灵隐、虎跑或者九溪吧），喝两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谈谈、走走、坐坐，过得十分平淡，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感到了友情的温暖。
友情有多种多样。“温暖”两个字用得太多了，说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仿佛在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我感到轻松而舒适；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长姐面前，可以随心谈话，用不着戒备。令孺同志大我八岁，比萧珊大得更多，我们虽然尊她为大姐，她却比我更多小孩脾气。我对她的了解是逐渐加深的。但有一点我的看法始终未变：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我现在说不清楚我在什么时候认识她的。我先读到她的文章，在我编辑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绍给我的。文章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隐约记得一位善良的女诗人在吐露她的胸怀，她苦闷，彷徨，追求。但我认识她的时候连这个印象也淡化到没有了，教授代替了诗人。我看见她不用说是在靳以的家里，他们同在复旦大学教书，都住在重庆北碚的夏坝。我同她交谈不多，只是觉得她是一个容易接近的知识分子。她同靳以已经很熟了。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儿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称她“九姑”，靳以也这样称呼她。我跟她相熟，却是解放以后的事。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还有令孺大姐三个人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一起去过沂蒙山区。后来我们又到苏北的扬州和盐城，这样我和她就熟起来了。但是关于她的过去，我知道很少，我向来就不注意朋友们的身世，我想了解的常常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无怪乎在“文革”期间我经常受到向我“外调”的人的训斥：交朋友不调查别人的出身和成分。我不能满足“外调者”的要求，因为我只能谈个人的印象。关于方令孺大姐，似乎没有人来找我调查过她的情况。倘使别人向我问起，我就会说：解放后她不再彷徨、苦闷；虽然吃力，她始终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乡下访问时，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农民家里，旁边放着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几天。我们一起活动了不到两个月，她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还加上一个“坦白”。这以后我也习惯像靳以那样用“九姑”称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们少有见面的机会，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紧张，却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在北京开会，我倒遇见她几次，忽然听说她要给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她自己下不了决心。我当面问她，她说在复旦大学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儿女婿外，单位里都是生人，前任文联主席又是犯了错误给撤职的。换一个新环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会去杭州，用不着我给她打气，我也不曾到复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萧珊去新安江参观，这是解放后我们第一次去杭州，在那里同她相聚，真像见到亲人一样。她老了些，身体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几次讲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却到北京治病去了。我这次去杭州是为了写一篇发言稿，大约在两个月以后第三次全国文代会要在北京召开，文联的同志们要我在会上讲话。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拿起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确没有干扰，可以说我不曾遇到一个熟人。虽然有那样多的时间，可是我坐在书桌前，写不上十个字就涂掉，然后好像自来水笔有千斤重，我动不了它。这样的经验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时写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尽”了。坐在房间里我感到烦躁，就索性丢开笔出去看看走走，有时在湖滨走两三个小时，有时在西山公园的竹亭里坐一个上午，只是望着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么也不想。我住过三个招待所，挨了若干日子，最后在花港写完了我那篇发言稿，标题是《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我在文代会上读它的时候仿佛它是一气呵成似的，其实为了那些“豪言壮语”，我花费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怀念方令孺大姐（2）
一九六一年访问日本回来，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访日文章，在上海连静坐拿笔的工夫也没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还是在花港招待所里完成了任务。我写了几篇散文，还写了短篇小说，因为我有真实感情和创作欲望，我在写我想写的作品。我这次大约住了三个星期，招待所里还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来，也是来写作的。每天吃过晚饭，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盖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光线十分柔和，我们走在绿树丛中，夜在我们四周撒下网来。我忘不了这样愉快的散步。盖老当时还活着，他经营自己的生圹好多年了。有一次时间早一点，我走进墓道登上台阶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着盖老本人，那么康健，那么英武，那么满意地看刻着他大名的红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谈话好像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我们一路走下去，亲切地握手告别。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同他交谈，五年后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参加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听人说盖老已经靠边受批斗，我也不便多问。在我自己给当做罪人关进“牛棚”之后听到小道消息：盖老给迫害致死。连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当时还不肯相信，若干年后才知道真实情况比人们传闻的可怕得多。不用说他无法睡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坟墓里面，连墓道，连牌坊，连生圹，连石桌、石凳全化做尘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对联还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