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巴金-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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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会有人研究他的创作的道路。他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旧中国。它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新的读者。作品放在面前，读者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我只说我想说的话。我在北平的那个时期和靳以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与《文丛》的时期，我们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谈，而且谈得投机。以后我们从内地回到上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过分歧，但是难得发生争执。他对我的作品不一定全满意，不过也少发表尖锐的批评。我对他的《青的花》一类的作品也有意见，但后来我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多了解他过去的创伤，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走上文学道路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在当时写小说并不受人尊重，他的初恋遭到失败，就因为他不肯放弃文学的事业。
他不仅终生坚持写作，而且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又搞起了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从《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现代文艺》、《小说月报》（与周而复同志合编）一直到《收获》（中间还有些日报的文学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最后在医院病室里他还在审阅《收获》的稿件。我们两人对文稿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多年来我看见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埋头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读者面前，我深受感动。我做编辑工作就远不如他，我做得很草率，他是我所见过的一位最好的编辑，要是他能活着编选自己的集子，那有多好！不过洁思理解她父亲，她做这工作也很认真负责，而且注入了深的感情，她不会使她父亲的读者失望。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
否定肯定，一反一复，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靳以离开我们二十三年，我无法知道他现在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说出我今天的意见。作家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读者也有权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财富。凡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励人积极地对待生活的或者给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觉到自己和同胞间的密切联系的作品，凡是使人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作品都会长久存在下去。靳以的作品，至少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会是例外。
《靳以选集》序（2）
三月二十二日
怀念满涛同志（1）
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艺评论的）读了我的《探索集》，写信来说：“我觉得你律己似嫌过于严格，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事不是个人可以负责的。”
他的话里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首先，我对自己并无严格要求，倘使要求严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总是事后拿悔恨折磨自己。说到责任的问题，我想要是我们能够丢开“明哲保身”的古训，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待人处世，那么有些事可能就不会发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换一个面目。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满涛同志。
我和满涛同志间并无私交。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写《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在我编的一种丛书里收了一部满涛的译稿，就是契诃夫的四幕剧《樱桃园》，它是李健吾兄介绍来的，我只知译者懂俄语，喜欢契诃夫，所以译得好。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看见满涛同志，见面的次数不多，大都是在学习会上，偶尔也在戏园里，见面后我们只是点头握手，至多也不过寒暄几句。
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关于胡风问题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现了给满涛信里的几句话，讲到什么“组织原则”，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为他担心。不过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并未吃到多少苦头，过一个时期又出头露面，仍然是市政协委员，他译的书也还在出版。他喜欢看川戏，川剧团来上海演出，我总有机会在剧场里遇见他。
于是来了所谓的“十年浩劫”。我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十年只是一瞬间。”其实那十年的岁月真长啊。这之间我听到不少关于熟人们的小道消息。我也曾想到满涛，后来我听说他在干校做翻译工作，再后又听说他身体不好，同时我看到了他和别人一起译成的小说。人们说他工作积极。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协上海分会给“四人帮”的爪牙彻底砸烂，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专搞翻译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愿意，而且仍旧是“控制使用”，这正是对我这个不承认“人权”的人的惩罚。我借口身体不好，一个星期只去两个半天参加政治学习。头一次去参加传达什么文件的全体会议，走进弄堂不久看见了满涛，他也发现了我，很高兴，就到我身边来，表示欢迎，边走边谈，有说有笑，而且学着讲四川话，对我很亲切。这样的遇见或谈话我们之间有过几次。我初到××室，很少熟人，满涛的笑语的确给我带来一些温暖。我听人说，他身体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听说他工作积极，总是争取多做。我便劝他注意身体。他笑笑，说，“不要紧”。
又过了一些时候，时间我记不准确了，大约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总之是在“四人帮”活动猖獗的时期，一天上午我在××室四楼学习，开始时学习组长讲了几件事情，其中的一件是关于满涛的。据说满涛原来给定为“胡风分子”，应当接受监督劳动，当时由于疏忽没有照办，但是二十年来他表现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监督劳动了。不过据某某机关说这项“反革命”帽子是张春桥领导的十人小组给戴上的，不能变动，应当拿他当反革命分子看待，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一下子发愣了。哪里会有这种道理？二十年很好的表现换来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只因为当初给张春桥领导的小组定成“胡风分子”。我又想：满涛怎么受得了？！然而没有人出来发表意见。我那时还是一个不戴帽的“反革命”，虽然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学习会上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讲一句真话。而且我知道我们的学习组长的想法不会跟我的相差多远，即使是他，他也不敢公开怀疑某某机关的解释。
这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满涛，只有一次学习结束我下楼，在楼梯口遇见他，我想打个招呼，他埋着头走开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忽然要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又无法向人打听。后来我无意间听人说，这里的负责人看见满涛态度好，工作积极，想给他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就打了报告到上级和某某机关去请示，万万想不到会得到那样的答复。这可能是一种误会吧。但是这里的负责人却不敢再打报告上去说明原意，或者要求宽大。于是大家将错就错，让满涛一夜之间平白无故地给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
我不声不响，又似怪非怪。我当时正在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书中就有与这类似的记载，可见“四人帮”干的是沙皇干惯了的事情，但是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讲一讲道理，好像大家都丧失了理智。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不久毛主席逝世了，我们都到出版社的大礼堂去参加了吊唁活动。过两三天在我们的学习会上，组长宣布室里要开批判满涛翻案的小型会议，每个学习小组派两个代表参加。关于翻案的解释，据说我们出去参加吊唁活动的时候，满涛给叫到××室来由留守的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并训话，满涛当时就说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不会乱说乱动”。这便构成了他的所谓翻案的罪行。这样荒唐的逻辑，这样奇怪的法律，我太熟悉了！造反派使我有了够多的经验，我当然不会再相信他们。但是我仍然一声不响，埋着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暗暗地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惟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烧身。我只是小心地保护自己，一点也未尽到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尽的职责。幸而下一个月“四人帮”就给粉碎了，否则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怀念满涛同志（2）
总之满涛给保全下来了。他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大的损害。有一个时期人们甚至忘记给被冤屈者雪枉，为受害者治伤。但是这一切并不曾减少满涛的工作的积极性。用“积极性”这样的字眼并不能恰当地说明他的心愿和心情。人多么愿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别林斯基在等待他。他已经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啊。他本来可以翻译很多的书。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就只有短短的两年！他死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龙华公墓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见到不少的熟人。这追悼会也就是平反会，死者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在灵堂内外我没有讲一句话。肃立在灵前默哀的时候，我仿佛重见满涛同志笑脸相迎的情景。望着他的遗像，我感到惭愧。我想人都是要死的，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活着不能多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满涛同志遭遇不幸的时候，我没有支持他，没有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只是冷眼旁观，对他的不幸我不能说个人毫无责任。
三月二十五日
说真话之四（1）
关于说真话，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说现在的确有要求讲真话的必要，也有人认为现在并不存在说真话的问题。我虽然几次大声疾呼，但我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
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经这样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这样。我只能讲我自己。在我知道话有真假之分的时候，我就开始对私塾老师、对父母不说真话。对父母我讲假话不多，因为他们不大管我，更难得打我。我父亲从未打过我，所以我常说他们对我是“无为而治”。他们对我亲切、关心而且信任。我至今还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春节前不久，我和几个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师提前两天放年假，老师对我父亲讲了。父亲告诉母亲，母亲就说：“老四不会在里头。”我刚刚走进房间，听见这句话连忙转身溜走了。母亲去世时我不满十岁，这是十岁以前的事。几十年来我经常想起它，这是对我最好的教育，比板子、鞭子强得多：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负了读者们的信任。
对私塾老师我很少讲真话。因为一，他们经常用板子打学生；二，他们只要听他们爱听的话。你要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编造假话容易讨老师喜欢，讨好老师容易得到表扬。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这样混日子比较轻松愉快。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据个人的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
近年来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装的地方戏，戏中常有县官审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关于这个我也有个人的见闻。我六七岁时我父亲在广元县做县官，他在二堂审案，我有空就跑去“旁听”。我不站在显著的地方，他也不来干涉。他和戏里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认罪行，就喊“打”。有时一打“犯人”就招；有时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板子分宽窄两种，称为“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亲还用过一种刑罚，叫做“跪抬盒”，让“犯人”跪在抬盒里，膝下放一盘铁链，两手给拉直伸进两个平时放抬杆的洞里。这刑罚比打小板子厉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杀猪似的叫起来。我不曾见父亲审过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亲就只做过两年县官，但这两年的经验使我终生厌恶体刑，不仅对体刑，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感到厌恶。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
奇怪的是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谓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可比满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我脑子里至今深深印着几张造反派的面孔，那个时期我看见它们就感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当时对我爱人萧珊讲过几次），今天回想起来还要发恶心。我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惟恐学得不像，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造反派”用起刑来的确有所谓“造反精神”。不过我得讲一句公道话，那十年中间并没有人对我用过体刑，我不曾挨过一记耳光，或者让人踢过一脚，只是别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后常常想起旁听县官审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岁小孩，而且每天给逼着讲假话，不断地受侮辱受折磨，哪里还能从容思索，“忆苦思甜”？！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