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人-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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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他就呼呼大睡了，而我怎么也睡不着。意想不到的自白，以其纯朴与崇高震撼了我。如果这自叙的主人公本人不就在旁边睡觉，如果他那布满了一层露珠的假脚没有倒在地上并在乳白色的晨曦中清晰可见，那么这一切就好像是一篇优美的童话故事。
……此后我再也没有碰见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但是，无论战事把我扔到哪儿，我都随身带着那两本练习本——那里面有我在奥廖尔城下所记录的有关这个飞行员的奇特经历。在战争中，在战斗间歇的日子里，以及后来我在解放了的欧洲各国奔波的时候，我不知有多少次要动手写一篇关于他的特写，但是每一次都搁置了下来，因为我所能写出的仿佛只是他整个生活经历中的一个暗淡的影子。
有一次，在纽伦堡，我曾出席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会。当时，对赫尔曼·戈林的审讯工作就要结束了。这时，苏联方面的公诉人所提出的问题，把“德国第二号纳粹”逼得紧靠墙壁。他在大量罪证面前哆嗦了，用不情愿的声音勉强地对法官陈述说，以前百战百胜的法西斯大军在我国广袤的疆域上打战时是怎样在红军的重创下肢解、崩溃的。戈林一边为自己洗刷罪行，一边抬起那双没有生气的眼睛，向高空望去，说道：“这真是天意。”
“你是否承认，你们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结果也使德国遭到毁灭，犯下了滔天大罪？”苏联公诉人罗曼·鲁坚科问戈林。
“这不是犯罪，而是命中注定的过失。”戈林愁眉苦脸地低下眼睛，闷声闷气地说：“我只能承认我们的行为太轻率了，因为只有在战争的进程中才能弄清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况且有许多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不知道也不理解苏维埃俄罗斯人。他们过去是一个谜，现在仍然是个谜。任何一个出色的间谍机关都无法揭示出苏联真正的军事潜力。我讲的不是大炮、飞机和坦克的数目，这个我们大体了解了。我讲的也不是工业力量和工业动员力。我说的是人。在外国人看来，俄罗斯始终是一个谜，连拿破仑也没有搞清楚这个谜，我们只是重犯了拿破仑的错误。”
我们骄傲地听着这种迫不得已的“坦白”——关于“谜一般的俄罗斯人”，关于我们祖国“神秘的军事潜力”。谁都相信，苏维埃人是有能力有才华的，是富于奋不顾身和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的，在战争期间它们是如此地让全世界震惊。这些特征，对所有戈林之流来说确实是解不开的神秘之谜。况且，对德意志人是“优秀种族”这一可怜“理论”的发明者来说，他们哪里能够理解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人的精神与强大力量呢！于是，我突然想起了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就在这儿，在这个用橡树装饰的肃穆大厅里，他那被淡忘了的形象一下子就站立在我的面前，非常鲜明、执著。因此，我特别想在这儿，在纽伦堡，在这个曾是纳粹发源地的城市，讲述一个普通的苏维埃人的事迹。这个人和千千万万个苏联人一起打垮了季台尔的陆军，戈林的空军，击沉了赖达尔的舰队，用自己强有力的攻击击溃了希特勒这个野蛮国家。包着黄色书皮的那两本练习簿，其中一本上写有《第三航空大队飞行日记》字样，笔迹是马烈西耶夫的，我随身把它们带到了纽伦堡。从审判会上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翻阅那些旧笔记，又坐下来创作，以期把我所知道的有关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的一切——从他同伴的讲述里，从他本人的话语中所得知的——原原本本地描写出来。
当时有许多我没能记下来，四年来我又忘掉了许多。由于谦虚，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当初有许多事就根本没提。因此我就必须周密地思考、补充。在那个夜晚，他热情、清晰地描述了他的那些朋友们。这些人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都被磨损掉了，我又得重新塑造他们。在这儿我不可能严格地遵循事实，便把主人公的姓稍稍地作了改动，对那些在他建功立业的艰难历程中出现的人——与他同行的，给予过他帮助的，我都给起了新的姓名。如果有人在这部小说中认出了自己，那就请他们别责怪我。
我要把这部书题名为《真正的人》，因为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确实是一位真正的苏维埃人。这种人是赫尔曼·戈林以前所一直不能理解的，甚至到了可耻的死亡关头时他也始终不能够明白的。所有那些忘记了历史教训的人，那些暗地里还幻想走拿破仑和希特勒道路的人，他们直到现在还是不能理解的。
这部作品——《真正的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真正的人》这部书写完之后在准备印刷时，我很希望在它出版之前让其主人公读一读。但是，在我看来，在乱糟糟的漫长的战线上，他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无论是找和这个飞行员的共同朋友，还是我求助的政府机关，都不能帮我找到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马烈西耶夫。
小说已经在杂志上刊载出来了，许多电台都在广播它。有一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很希望见见您。”听筒里讲话的是个男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好像很耳熟，但想不起来是谁。
“那您是谁呢？”
“我是近卫军少校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
过了几个小时，他就用像熊一般的有些摇摆的步态来到我跟前。他灵敏、愉快，还是那样精神饱满。四年的战争几乎没使他有什么变化。
“……昨天我呆在家里看书，收音机开着，但是那时我醉心于阅读，没有留神广播的内容。突然，我妈妈激动地走到我跟前，指着收音机说：‘你听，孩子，这里讲的正是你。’我便仔细地听起来——不错，讲的正是我，正在播送我过去的事。我很奇怪：谁能写出这个？要知道，我好像没踉任何人说起过这些。接着，我突然回忆起我们在奥廖尔城下相遇的事——那一整夜，我在窑洞里给您讲了我自己的事，而不让您睡觉……我寻思着：这是怎么回事，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几乎是五年前……然而收音机播送的只是一个小片断，播了作者姓名，于是我便决意要找到您……”
所有这些内容他是像连珠炮似地讲出来的，与此同时，他开朗地微笑着，有些害羞。这种笑和以前马烈西耶夫式的微笑一样。
我们的这次会面像是军人通常的久别重逢那样。谈的是战斗，讲的是我们都熟悉的军官，用一些褒义语句悼念那些没有活到胜利的人。关于他本人，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还是不太乐意谈。但是，我最终还是知道了他又成功地打了许多仗，跟着他所属的近卫军飞行团胜利地参加了1943—1945年的全部战役。我们分手之后他在奥廖尔城下又打下三架敌机，后来在参加保卫波罗的海沿岸的战役中，他的作战清单上又添了两架飞机。一句话，为了在战争中所丧失的双脚，他同敌人慷慨大方地清算了这笔帐。他被政府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还讲到自己家里的事。于是，我便高兴能在这方面补充上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战争结束后，他同自己心爱的姑娘喜结良缘，而且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儿子维克多。她的老母亲从卡梅欣来到了马烈西耶夫身边，眼下她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照料着小马烈西耶夫。她为自己的孩子们的幸福而高兴。
我在异地创作了关于阿列克谢·马烈西耶夫——真正的苏维埃人——的小说，现在生活本身还在写着它的续集。
纽伦堡—莫斯科
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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