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诈骗生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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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清早6点，我在城郊结合处一个派对上偷了一张信用卡，叫了辆出租车径直开到格拉斯哥皇后大街火车站，搭最早一班车去了爱丁堡。我走上威福利车站台阶，来到巴莫拉尔酒店门外。仪表堂堂的生意人们从里面涌出来，手拎皮制旅行包和西服袋。我身穿牛仔裤、T恤衫，昨晚没洗澡，手里没有任何称得上行李的东西。一天刚开始，王子大街人行道挤满了上班族，马路上公车和出租车川流不息。我闪身躲开一个打手机的男人，硬着头皮往前走，上台阶，通过旋转门，来到接待台前。女接待员看到我走近，面色愈来愈警觉。她正要开口，却给我抢了先……
“请开个房间；”
她皱起眉头。
“我用……这个付款。”说着我掏出新卡，重重放到亮闪闪的玻璃桌台上。
十分钟后，我坐进一间小屋，面对一个保安。他皮肤发红，浑身冒汗，随着呼吸慢慢平稳，肩膀一上一下。惊恐之下一通奔逃后，我也累坏了，一只手还在一个街灯柱上刮伤了。
二十分钟后，我身处盖菲尔德广场警署，警方对我提起控罪，然后放了我，好让我去偷更多东西。
4b巴莫拉尔事件让我深受打击。我不愿再想伦敦，再想邦德街，再想在那些地方见过的人。那段日子本应是非凡生活的开始，本应标志着我进入另一个世界。但现在我却到这般田地，绞尽脑汁这里取现30英镑，那里鼓捣50英镑，好混过一天。我不得不天天出去偷信用卡，每天花好几个钟头盯着某个牺牲者鼓鼓囔囔的口袋，亲眼看到他本人。我渴望回到以前通过笔记本弄卡的时光，不必像现在这样，光天化日之下为攫取战利品而弄脏双手。但我做不到。我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从哪里弄到信息，而且无法静下心来做好功课。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四处奔波。
然而有件事是我能做到的，那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于是我把谨小慎微扔到脑后，几周工夫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套阿玛尼西装、几件品克衬衫。原先我把威登包放在了家里，因为它跟我平常的打扮根本不相配。这时我让它重新服役。一天晚上，我在格拉斯哥假日酒店披挂停当。身穿阿玛尼站在镜前，一肩挂着威登包，一肩挂着笔记本电脑，一时间我自己都呆住了。先前那个眼神躲躲闪闪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了富商。无论什么场合，这人肯定都能应付裕如。目光稍微还点游移，但我可以再下些功夫。
5我躺在艾尔城一家非常昏暗的旅馆床上，喝着速热巧克力饮料，看介绍利物浦一家叫做阿达菲酒店的记录片。显然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老去处，虽然被时光磨去了一些棱角，对特定年纪的人群还是很有吸引力。第二天，我上了去往利物浦的火车，在阿达菲酒店开了间总统套间。真不如还是呆在艾尔。这里的房间有股霉味，黑黢黢的，我一点不想久留，冲了个澡就直奔老城。
现在我在大多数场合都穿阿玛尼西装。披上这层皮，我就能以积极一点的心态看待自己可怜巴巴的生活，再说它也挺适合我的新说辞，那就是，本人是个酒店顾问。虽说这一职业挺不靠谱，却很少有人探问究竟，而且酒店顾问身份也能解释我的穿着、旅行、大手大脚刷卡的习惯。这天晚上在利物浦走进一家光鲜酒吧时，我也是穿着这身衣服。侍者态度蛮友好，不紧不慢为我调鸡尾酒的当儿，我便向他兜售自己的酒店顾问背景。那天不是周末，整晚上酒吧里基本就我们两人，一夜过去，处得满不错了。我给了他可观的一笔小费，告诉他第二天还去喝酒。
“早上好，德文先生，不好意思打搅您，但信用卡的付款细节出了点问题，能麻烦您下来一趟么？”
第二天早上在阿达菲酒店，我就是被这样一个电话吵醒的。德文先生的卡片躺在床头柜上，但德文先生显然已经发现卡不在他手中。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套上衣服，收拾好东西，小心翼翼打开门。没人。真是万幸，我心中暗想，一边穿过走廊，拐进消防楼梯，走下五层楼出门便来到酒店后面一条小胡同。身边的钱还够吃顿午饭，不过没用信用卡好使了，行李倒成了累赘，让我很难下手再去弄卡。我在好几个酒吧守株待兔都没等到机会。随着时间流逝，恐惧渐渐袭来。天色愈来愈晚，我终于找到了昨晚去过那家酒吧。算我运气好，当班的还是同一个侍者。
我要了杯鸡尾酒，付账后身上剩下的钱全给侍者做了小费，然后在吧台前拨了个电话。
“他怎么？”我难以置信。“20分钟后他该来接我去机场的。我的信用卡还在他手里呢！”
酒吧侍者抬头看了看，似乎有些兴趣。
“那我怎么办？”我生气地责问。“我上哪儿过夜？”我摇着头，手插进头发。“哦，天哪！”我叫道，挂断电话，把手机放进外套口袋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那位侍者家沙发上，侍者就站在我身旁。一个女人在他身后狐疑地瞥着我身边的西装和旅行包。
“嘿，伙计，”侍者说，挺难过的样子。“我们得上班去了，你看……”
“好，没问题，”我说。“我这就走。”
6我在曼彻斯特，从一家著名酒店的前台偷了两张信用卡，还在一家画廊从一个男人身上偷了一张，当时他正脱下外套，对儿子讲解。卡到手后，我徒步走到火车站，搭上去伦敦的火车。我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机器启动，出现我从互联网下载的一张屏保图片，太阳照在一小块沙滩上，光滑如丝，了无足迹。两棵棕榈树间，一张吊床垂下。我正待多看几眼，画面已切换到启动界面，我选了接龙游戏。
一路我都在玩游戏，车到伦敦，我下车走进优斯顿站繁忙的前庭。站在那里，我并未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可是突然间却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思绪和压力像矢雨一样袭来，我一时几乎晕厥过去。我把包扔到地上，双手掩住脸。衣服下面，能感觉到一粒粒汗珠渗出，与此同时，这场毫无来由的攻击缓了下来，逐渐成形。明白了原委，我垂下手；可是这明白，其可怕丝毫不亚于不明白。我站在那里，看着所有人匆匆从我身边走过——他们去往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计划不同的生活，用手机跟不同的人通话——这时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我无事可做。
7这晚我在“谍影”酒吧，那是自称格拉斯哥档次最高的一家。打从在想象公司上班那些日子，我就是这里的常客，做起东来没完没了，风光无限的同时，也惹得不少人烦。当晚我醉得有点过分，胆子也忒大了点。我一连买了三轮酒，而且是用三张不同的信用卡、以三个不同的姓名付账。即便在最松懈、最不摆谱的地方，如此胆大妄为也难有好果子吃。
我递出第三张信用卡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收卡的是前两轮买单的同一个侍者。如果起先我谨慎些，这人或许不会注意到姓名的不同，但我刚才实在太放肆了。从镜子里能看见他走向刷卡机，然后半道停下来。他转身朝我走来，我则起身拼命冲向门口。酒吧里满是人，我连推带拉穿过一群群人，不远处大门已经在望。我闷头继续前冲，离门只有一两米处，还是让保安给逮住了。
那天晚上，躺在警署的拘押室里，我心想这回肯定要蹲监狱了。对我的控罪越来越多，而且多半我已经缺席了一次庭审。上次回家时，我看到床上有一沓像是官方的信件，直到离家也没打开。可吃完早饭，一切又和先前一样：提起控罪，在文件上签名，然后释放，重获自由身。连钱包里的钱都还给了我。我叫了辆出租车去皇后大街车站。司机把车开下马路牙子。
“去那儿干嘛了，”司机说，一边朝警署扬扬头。
“看一个客户，”我回答。“我是律师。”
“哦，是吗，嗯哪，”司机不咸不淡。
“他偷了好些信用卡。”
司机抬头看看我，“干嘛使？”
“喝酒，买衣服，下馆子，还买了台笔记本电脑，”我说，看着车窗外寒冷清晨阳光中上班去的正常人，“还住高级酒店。”
“高级酒店！”他很吃惊，提高了嗓门。他大笑一声，从镜子里看我一眼，然后又一声大笑。
“这杂种，还真有胆儿！”
8经过一连好几周的不懈努力，我积攒了近三千英镑现金，为迄今最大胆的出击做好了准备。头二十块钱花在了从优斯顿车站出来的出租车上，我对要去的地方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奇^_^书…_…网｜引得司机不时偷看我，搞不清这个毛头小伙子是何方神圣。地方到了，我起身下车，两个侍者上前帮我拿行李。其中一个推着行李车离开，另一个跳到我前面去开门。“欢迎来到里兹大酒店，先生，”他满脸放光，做出一个“请进”的漂亮的手势。
我做的准备可以说无懈可击。一切都是用现金预订的（650英镑，早餐和税费除外），用我自己的名字。入住手续毫无麻烦，我跟着门僮到了客房。房间装饰豪华，光鲜亮丽，氛围优美，比想象中还要好。我想白金汉宫应该正是如此，墙上是带花纹的壁纸，一屋子古董家具。我打发了门僮，然后走到俯瞰匹卡迪利广场的双开窗户前。地上，从出租车走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门僮正引他进酒店。我回到床上躺下。里兹大酒店。没人能碰我。没有信用卡牵扯进来，没人需要突然在口袋里东找西找，寻思卡跑哪儿去了。乌云散去，一片清澄。这就是我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忍受煎熬的原因。来到这种地方。在去智利的飞机上透过灰色帘子惊鸿一瞥的那个世界，之后一直忽隐忽现，引逗得我神魂不安的那个世界。它就在这里，在我手中。如果我能干得再好一点，再聪明一点，我就会无时无刻不拥有它。
9刚出曼彻斯特城，在前往格拉斯哥的火车头等厢里，售票员走到我跟前。我朝她笑笑，把信用卡递过去。我竭力全神贯注在报纸上，却很明白她在犹豫，翻来覆去地查看卡片。我能感觉到喉咙愈来愈痒，就在这时她把卡片还给了我。
“谢谢，旅途愉快，”她没多说什么，走了过去。
没过一会儿，扩音器响起来：
“哪位乘客有医护经验，请和乘务员联系。列车上有位乘客不舒服。”
我觉得挺很好笑，因为我口袋里那张信用卡正是一位医生的。倒霉的乘客，我心想，因为我只有最基本的急救常识。我埋头继续看报，但肚子有点饿，四周也见不着服务员，于是起身往餐车走去。我找了张桌子坐下，朝售票员笑笑，她正陪一个看起来很难受的女人坐在一张桌边。她眯起眼睛若有所思，突然，一连串让我心里发毛的念头冒了出来：信用卡，她看过那张卡，她仔细读过那张卡，旁边这位就是生病的乘客，艾略特你这个白痴，马上她就要……
“您是位医生，对吧？”
刚开始一切还好。我用了真名，心想几分钟就可以完事。我坐在生病乘客的对面，她说她难受，呼吸吃力。我说她的病看来是惊恐所致。一会儿，两个真的医生过来了，一个是位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一个是年轻的亚裔女子。很幸运，他们同意我的诊断，中国男人还建议女乘客去医院检查一下。售票员拿起手机，告诉我们将在下一站安排救护车来接。
听到这些话，乘客看上去大有起色，她微笑着谢谢几位医生，特别是我。那两个医生随后离开了，她于是给我讲了更多她的情况。她去英格兰看家人，但是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想起要见到男朋友就很紧张。
“有人能陪我一起去医院么？”
她看了看我，售票员也看了看我，我别无选择……
“好吧，我去，”我勉强挤出笑容。
于是我们几人上了救护车，那位乘客、一个有点起疑的护理人员、一个满心疑虑的卡斯特罗医生，所有人里最恐慌的大概就是他了。
“你多大？”
“27岁。”
“行医多久了？”
“两年。”
“什么领域？”
“神经外科。”
这下那个王八蛋才闭嘴。汽车行驶在坎布里亚乡下，谁都一言不发，看雪花纷扬，飘落在路上。到了卡莱尔医院，护理人员把病人推上担架车，我紧张兮兮尾随其后。病人和我被扔在一个小间没人管，直到一位上气不接下气的护士从拐角蹦出来。
“卡莱尔城外发生了一起大车祸，”她激动万分，“您能不能自个儿检查一下这位女士？我们的医生都没空。”
我跟她说我其实是神经外科医生，为了让我自己安心起见，能让一位普通医生来做检查吗？护士走开了，半天不见踪影。我们俩又聊了一会儿，但局面变得越来越尴尬。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此刻她肯定一点事儿也没有，我呢，就等着什么人随时上来查问我的来路。这时护士又出现了，医生还是没有。我拿了个听诊器，让那位乘客向前倾，把听诊器塞进她后背。这招是我从《伤亡》中学到的，护士一看挺放心。我让乘客做了几个深呼吸，自己使劲皱了一会儿眉头，然后把听诊器还给护士。
“她没事了，能帮我们叫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吗？”
她们俩听了之后都大大松了口气，没多久我和病人就到了卡莱尔车站，不过等着我们的还有更糟的消息。大雪阻路，火车无法北上，铁路公司将派出租车送每位乘客去格拉斯哥。如果车票的目的地更靠北，公司将安排在格拉斯哥住宿一晚。凭着一向的机警，我溜到售票机前买了两张去阿伯丁的票。
我们和另外两人同乘一辆出租车，我和病人坐在后排。她很累了，如此折腾一晚上，她肯定感到颇为窘迫。我偷偷塞给她一张去阿伯丁的车票，告诉她可以凭这个在格拉斯哥的酒店免费住一晚。她看上去有些困惑，于是我补充说这样可以让她再晚一天见到男友。汽车冒雪开往格拉斯哥，我听到她呼吸变得急促，便握住她的手揉搓，让她放松，很快就要到家了。最怕的就是她再度发作，又要拿我的医疗天才派用场。她安静下来，不过神情有点古怪，车到格拉斯哥，在一个红绿灯口她突然要求下车，分手前停了一两秒钟再次向我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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