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诈骗生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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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前停了一两秒钟再次向我道谢。
“别客气，谢天谢地你没事。”我说。我真的谢天谢地。
从铁路公司安排的便宜酒店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把我的医生角色换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我们没谈多久，她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但显然她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能听出来她似乎要告诉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奇*书*网^_^整*理*提*供）终于她插了进来：
“他们在找你，艾略特，警察。”
“我知道，没事的，都摆平了，”我撒谎说。
10从大学宿舍和最初用信用卡取现的日子到现在，差不多有18个月了。如今，每当身处格拉斯哥市中心，我可以停下脚步，在脑中调出一幅清晰的地图。它会告诉我附近有哪些酒吧，每个酒吧用什么机器，跟哪些银行结算。我还知道不同银行的不同取现政策。比如：汇丰银行的机器不需要银行授权就可以取现最高30英镑，巴克雷银行和其他几个银行则每便士都要查对。同样，我也熟悉各种机器，知道每一个停顿和每一声提示音代表什么。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卡拿得稳稳当当，什么时候该把它一扔发疯般夺门而逃。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走到街对面，好躲开某些酒吧和商店，因为我在那些地方是个熟面孔，而且不能说是个让人喜欢的熟面孔。
但这天我不在格拉斯哥，而是身穿阿玛尼西装走在阿伯丁市中心，衣服口袋里揣着全城最好一家酒店房间的钥匙。路过宏大的法院大楼时，我决定进去看一眼。我对法院和法律系统向来就有兴趣，考虑到我所从事的行当，有这方面的兴趣应该是种好事吧。法院前庭里，身穿袍子的律师熙来攘往好不热闹，身后跟着各色人等，一脸负罪感，衣衫不整，闷声不响。我满心崇敬看着这些律师，对他们的袍子、他们深知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的态度心向往之。
离开法院大楼，我来到一家当地酒吧，点了顿丰盛的午餐外加一瓶昂贵的红酒。小酒吧生意不错，两三个年轻侍者挺卖力地忙乎着。用餐完毕，我叫了杯啤酒，用信用卡付账时让侍者替我取现一些钱。我口袋里有两张信用卡，都在一天天老去，我得抓紧时间用它们弄点现钱。
十分钟后，等起先招呼我那个侍者收拾杯子时，我把他同事叫过来，依样画葫芦再点了一份。他灌满一扎啤酒，然后把卡插进机器，电话响了，他过去接电话。机器正打收据，起先那个服务生回到了吧台后面。
我坐在吧凳上呆若木鸡，眼睁睁看着事态发展而无能为力。他取下打出的收据，拿起卡仔细查看，然后朝我走来。到我跟前，他停下步子，手掌撑在吧台上，身体前倾把卡递给我。在他身后，机器开始“哔哔”作响。
“伙计，你如果还想离开这里，最好赶快……”他越过我的肩头看着什么，声音逐渐低下去。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胖男人正拎着一大箱土豆条和软饮料进来。这人嘴里叼着一支烟，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打开的门外，能看见一辆客货两用车，行李箱开着，里面放着很多纸箱。
“怎么回事？”他看看我们，又看看响个不停的机器。
“我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听起来完全不像我自己。我滔滔不绝，告诉他们我是从曼彻斯特来的律师，信用卡是我客户的，他授予我全权合法使用他的卡。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胖男人不知所措，这时门外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
“嘿，小伙子，能过来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他朝路过的两个警察喊，我的心“扑通”沉了下去。
这只是数百件事例中的一些。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像上面所说，毕竟过去好几年了。有些故事可能是好几个事件的组合，也可能不是，这些事情很容易混在一起。有些案例则分毫不差，因为我做过总结，文字材料就在我牢房里。实话告诉您，确实还有些事我记得一清二楚，却不想提起，虽说我挺后悔干了那些事。不过，从上面的故事，您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我偷遍全英国那几个年头（1999年过去，2000年到来；2000年过去，2001年到来），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蹲监狱是迟早的事，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最后是以什么罪名把我送进去的。想想满天飞的一张张逮捕证——因为抓到我现行，因为我制造的麻烦，或因为我屁股后面的一连串犯罪事实，而签发的那些逮捕証。想想英伦三岛各个城市的地方检察官如何逐渐把种种蛛丝马迹汇聚到一个人头上。想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30多个警察在笔记本上用粗体字记下了我的名字和有关描述。想想所有那些酒吧和酒店的员工，他们一看到我的影子就会立刻报警。想想几十个深受我祸害的人，每天一边忙生意，一边还对我的恶行耿耿于怀。想想所有这一切吧，他们会以什么罪名收拾我？
假冒他妈的什么医生。
您能相信吗？
监狱俚语“怪胎”原先是个官方缩写，表示“非普通犯罪分子”。后来不知怎地，囚犯们把它拿过来，当成性变态、强奸犯、性攻击者、侵犯儿童者的标签，谁要是一身而兼多任，那就十恶不赦。哪个倒霉狱友戴上这类标签，立刻名誉扫地。在牢里走动时，这等人总得时时回头探望，不定哪个角落就可能有人跳出来把他们痛揍一顿，甚至戳上一两刀
有幸还是不幸，“怪胎”的名头现在搁在了我身上，直接带来的一个不愉快后果就是我知道了自己现在身处的危险。我企图跟那些听说我是“怪胎”的狱友们争论，可结果不是挨一顿臭骂，就是隐隐约约受到威胁，弄到最后，只是越抹越黑。
我发现一个监狱现实…——如果一个对你不利的谣言散布开来，你的处境就很不妙，而且只会越来越糟。虽然兰卡斯特农场只是一个关押青少年罪犯的监狱，但里头的人对监狱规矩都很在乎，所有小伙子铁了心不理我，而牢头们心知肚明，袖手旁观，任由事态发展。
我并不是对付不了这种情形——在我自己的世界里独处，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折磨我的是始终存在着身体侵害的威胁。在天井或廊道上散步，一个人在桌边吃饭，或呆在IT课教室里，我都能感到周围含而不露的威胁。我常常三下五除二完成IT课作业，速度极快，结果大部分时间都在替牢头们打备忘录。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干这种事只会为我招来更多的憎恨。
我不再给家里打电话，除非实在没办法，非得让他们寄什么东西来不可，因为我知道无法向妈妈隐藏我的不安，不管她承认还是不承认。唯一真正的逃避就是从监狱图书馆借来的书，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每星期只允许借三本。我无法控制自己不把它们一扫而光。结果每个星期快到尽头，就剩下好长一段日子无事可干，备受煎熬。
夏天快到了，晚上八点被关进牢房时，外面还很亮。我的牢房冲西，可以看到天空变红，窗上铁条的影子在牢房地板上慢慢拉长。无书可读的日子，我会侧身躺着，看阴影从石头地面缓缓移过。天黑后我就仰面躺着，绝望地尝试什么也不想。直到天快亮，睡梦才姗姗迟来，然后莫名的危险又伴随新的一天而开始。把我救出这个折磨人周期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明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个坏我名声的牢头可能还是想得挺周到，他把我放在怪胎尺度上偏下的部分。在狱友和我之间好像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协议，只要我不招惹谁，他们就不来麻烦我。另一个救星是来自詹姆士•；麦克林的一封信。他非常大度，祝我一切顺利，并且建议我利用服刑的时间多加准备，争取未来过得好一些。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在监狱里多四处看看，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从某个程度上讲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回顾那一两年偷东西的情形，反省自己做过的事情，然后明白了错在哪里。我错在给逮住了。
突然我又感到精力充沛了。手头有这么多私密时间，几乎每晚12个钟头，没人能抓到我，谁也不能加害于我。我为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找理由时，需要的不正是这个吗？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用来完善一个系统，逃脱最后被抓的宿命。
我现在不再害怕晚上八点钟牢房门“砰”地一声关上，留下我一个人胡思乱想，与阴影做伴。我开始把时间花在监狱日记上，盼望无所事事的晚上赐给我的隐私和机会。在牢房中，我会坐在床上，一边看太阳在铁窗外慢慢西沉，一边回想自己做过的一切——从第一张卡和拉格斯车站月台上的警察开始，直到现在。我会躺在黑暗中回想在想象公司那些日子，然后一直回溯到我最龌龊的盗窃行为。
我随意选取一些场合，在心中把它们过一遍，想找出什么地方做得对，错又在哪里。有些错误很容易发现，而有的成功纯粹是撞大运。想象公司那些卡应该算是最成功的。它们最接近于一种系统化的方法，跟偷鸡摸狗的局限相比，无疑是个进步。
然而我仍然受到缺乏知识的阻碍。对于信用卡系统本身，我只是误打误撞偶尔了解到一些东西——银行不会追查投递错误的卡，刷卡机有哪些基本功能，等等。我需要更完整、更具体的信息，需要更加接近信用卡的运作过程。
另一样东西也是我所需要的，那就是为自己寻求更多保护——我得让银行花更长时间发现我在干什么。他们越难查到我，卡在我手里能用的时间就越长，而最终某人索性放弃追查的机会也就越大。对于随机的检查，应该有一种安全保护。口袋里揣着那么多印着陌生名字的信用卡，怎能悠闲自在地享受它们带给我的生活？就是这些陌生名字突然让我想到一个办法。有一回，我从达姆夫里斯一家早餐旅馆打电话给一家信用卡公司。此前趁管家老太太取钥匙时，我从前台偷到了一个人的详细资料，打电话就是想用这人的名义订一张卡。
订卡没成功，但在兰卡斯特农场那天晚上，我想起的不是这个。不如说，我想起的是当话务员接转电话时反复播出的录音信息，其中特别有一句现在蹦了出来。“为亲朋好友和同事订一张信用卡副卡吧，好处多多！”信息就是这么所说的。亲友和同事意味着不同的名字。亲友和同事因此也就可能意味着艾略特·卡斯特罗。
你们中有的人可能已经知道，监狱不喜欢送人出门。释放那天，我换上自己的衣服，在等候区整整干等了四个钟头，牢头们却极力装出我完全不存在的样子。他们显然不怎么乐意看到我重新穿上一身昂贵西装，享受从囚犯到自由人的身份转换，得意洋洋斜倚在长凳上。我则拿定主意，让他们明白不管怎么拖延，都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跟一个牢头目光相遇时，我对他报以一笑。他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
“你在他们眼里挺帅，是不是啊？”
“谁？”我说，但他只是哈哈大笑。我家里人，他们已经到了。这可有点令人惊讶，记得头天我还给妈妈打过电话，她可瞒得挺好。天色渐渐放亮，牢头们仍然对我视而不见，聊着足球和女人，要不就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消磨时间。终于，一个牢头拿起电话一边看着我一边说着什么。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眼看要开门放我出去，还想吓唬我！他走过来。
“准备好啦？”
“是啊。”
“好样的，小子，”他说着，领我走出冲着大门那扇门。到了大门，他告诉我继续往前走，我穿过大门时，凭余光看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我一抬头，看到他正指着我，我再转过身，便明白了他把我指给谁看。这会儿我正站在一条长长的用铁丝网圈起来的通道中，末端是另一道大门，大门之外是两个警察，旁边停着一辆车。
“他们要干什么？”我问牢头，可他已经走开了。
原来他们并不需要拖延我出狱，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离开监狱。我心里七上八下，拖着脚步走过通道。近了，更近了，一个警察说：“别紧张，过来吧。”
我穿过大门，警察转过我身子，铐上手铐。
“艾略特·卡斯特罗，你因欺诈嫌疑而被捕……”
天气晴朗，我们驱车前往曼彻斯特。我请他们把后窗打开一点点，刚好开到可以在脸上感觉到阳光和风的程度。我问他们对我的控罪是什么，他们说不能详谈，但可能挺严重。这就够了，我明白那天是回不了家了。
我不能获得保释，几小时后就会因为这项新的控罪而被送到新的监狱拘留。我浑身麻木，脑袋好像因为恐惧过度而无法对这一新的逆转做出反应。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妈妈正坐在巴特菲尔德家里的前屋，眼巴巴盼大门打开，看她儿子走进家门。想到这里我又生气又伤心。我把嘴凑到打开的车窗大放悲声，汽车疾驰向前，我的嚎叫湮没在公路上的风声里，鬼也听不到。
那是2001年6月，警方抓住我，是因为我犯的最大的一次案子。在时而疲于奔命、时而小偷小摸的2000年，一天我正坐在曼彻斯特玛勒麦松酒店的酒吧里。一个生意人踉踉跄跄起身，把外套忘在了椅子上。我捡起外套正要叫他，可觉得一边沉甸甸的，显然口袋里有钱包，于是就没叫出声。
看到两张美国运通卡，好一阵子我简直惊呆了。从来没想到有人会有两张卡——一张个人卡，一张公司卡。当时只想，这个意外发现实在是太幸运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直飞伦敦，住进了摄政王街上的朗廷希尔顿酒店一间阳台客房，500英镑一晚。接下来一连三天，我混迹于邦德大街，享受餐馆、香槟酒、高级酒吧，乐而忘返。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次历险总共花销了多少，现在又一次在曼彻斯特中央车站警署拘留室坐下来，方才明白。值班女律师抬起头，皱着眉头：“一万一千英镑多一点，”语气好像说肯定弄错了。一开始我感到一阵狂喜，在监狱的日子里，好久没有过这种兴奋的感觉了。
一万一千英镑。花在那些个白天，当我为夜晚外出而挑选穿着时；花在那些个夜晚，当我在一家又一家酒吧留下半空的香槟酒瓶时。一时我被成就感淹没，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