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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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的弥撒做得特别庄严。弥撒有两次：早弥撒在墓地教堂里举行，晚弥撒在镇上那座农民们誉之为大礼拜堂的教堂里举行。弥撒由两位神甫和一位助祭共同主持。法衣和教堂里各种圣器闪着金光，装在富丽堂皇的镀金绘银的框子里的圣像闪闪发亮。右边唱诗班唱得不怎么谐和，因为有些无法拒绝他们参加的财主钻进了这个唱诗班，但左边唱诗班却唱得再好不过了。神甫们的仪表之优雅，保养之得法，以劳役制农民为主要教徒的教堂里，确属罕见，会众无不赞赏。两位神甫装腔作势，“用莫斯科音”①发出呼唤声，很难听懂那是什么意思，可是农民们特别喜欢这个调儿。助祭的嗓门虽不怎么响亮，但只要用点力气，也能相当出色地高呼“万岁”②。做一次弥撒的时间不少于一个半钟头。
①可以举约翰·兹拉托乌斯兑在圣诞节早祷时宣读的布道词为例，来看看这种装腔作势的发音是个什么样儿。他把“囗？”念成：“囗……”而且一定要把声音拖得长长的。——作者
②正教徒祈祷完毕，一再高吁“万岁”，表示祝福。
一共有三位神甫，全是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学者”，不象红果庄的伊凡神甫是从教堂低级职员提升上来的。此外，还有两位助祭和六位教堂执事。教堂旁有个庄园，庄园附近有个大村庄，是特地拨给神职人员作为产业的，因此村子也就叫做神甫庄。神职人员过着富裕生活，穿戴整洁，从来不必亲自干什么地里的活儿；有的雇了长工，但大多是把自己的份地租给农民。教徒们的捐献足够他们维持生活；加上教堂又有相当多的公款，他们拿去放债，收了利钱大家分。即使官厅不补贴后沼镇的神职人员（比方象补贴红果应的神职人员那样），上述的收入也尽够他们花销。
可是神甫们互相嫉妒，时常发生争吵，因为各种进款无论如何没法分配得象做算术那么精确。他们也袭用了一般分配领地遗产的办法。先分富裕庄户、再分中等庄户、临了分贫苦庄户的做法，不但适用于本镇，也适用于本镇所属的各个村庄，这样一来，每一个神甫在任何一个村庄里都有自己的教徒。因为这里的村庄大多是小村落，所以有时为了一两个教徒不得不徒步走七、八俄里。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来平衡大家的进款，仍然不时发生这样的事：同是唱一次圣歌①，一位财主布施二十五个戈比，而在另一个神甫的进项中，却是二十戈比。这便是纷争的起因。
①神甫在圣诞节期间挨家去唱教会歌曲。
总之，应当说，后沼镇的神职人员生活虽然有相当的保障，他们的贪心却远比红果庄的神职人员强烈。不过，后沼镇教堂的下级职员相当穷苦，他们总怀疑神甫们私吞了共同的收入，特别是唱圣歌的进款。有些收入，比如主持婚礼仪式的收入，是侵吞不了的，因为这种费用讲定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唱圣歌的礼金没有一定之规，人家总是把钱交给神甫，神甫随手揣进衣袋里。这使下级职员很不放心。神甫可能借着离开一会儿的机会把钱塞到靴子里——这种花招还少吗！有一次居然出了这样一桩事：几个早就怀疑神甫侵吞收入的助祭和执事一走出村庄便直截了当地要神甫把衣袋统统翻过来。他们觉得衣袋里的钱少了，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立刻把神甫按倒在地上，脱掉他的靴子，仔细搜查了一番。遗憾的是果然不出他们的意料，于是他们役收了从神甫靴子里搜出的全部赃款，以示惩罚。罪人自然也没话好说。
就地势而论，后沼镇毫无特色。镇子坐落在一片洼地上，一遇连阴雨，便变成沼泽，大街小巷形同脏水沟。只是镇郊地势较高，地面为一个雨水冲成的深谷切断，那深谷被划成许多小块，做了菜园。可是这些菜园里除了卷心莱秧，别的莱一概不种。看来，卷心莱秧在那一带很享盛名，因为常常有人从老远的地方到后沼镇来买。菜园的收入，象别的地方麻田的收入一样，归村姑们所有，她们靠这项收入给自己添制衣服。
后沼镇给我个人的印象不好，甚至坏透了。我熟悉红果庄熙熙攘攘的人群。无论是庄地管理工作，还是在饭厅、马厩和牲口棚附近奔来跑去的家奴，都能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园子里每一个角落我都熟悉，一些事情我还记得；不仅每个家奴，而且每个庄稼人我都认得。我喜欢说话，喜欢问这问那。沉重而粗暴的农奴制度使我渐渐靠近了被压迫的群众。这可能是一件怪事，但我直到现在还是认为：农奴制度在我一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只是因为我经历了农奴制度的各个发展阶段，我才能彻底地、自觉地、激烈地否定它。
相反地，后沼镇在我眼里象一片找不到满足儿童求知欲的精神食粮的荒漠。在乎时没有集市的日子里，镇上是一片死寂；人们全躲在家里，只是偶尔有人走过庭园，到账房去办事，或者在商业广场对面某一家很少开门的店铺里，可以看见几个人坐在那里下棋。日子在百无聊赖的闲散中过去，临了，这种闲散的生活甚至弄得人非常厌烦。不幸，我和阿加莎也难得交谈几句，因为她必须经常坐在母亲的房间外面，听候吩咐。我常常去找她，但是我不敢大声说话，因为怕打扰母亲。
不仅如此，甚至在我长大成人，偶尔到后沼镇时，我仍然看不惯镇上的无所事事的生活。
这就是我能讲的后沼镇的全部情况。如果我描绘的这幅图画显得枯燥，不够生动，还得请诸位原谅。
不过，我觉得，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写出“波谢洪尼耶遗风”，这幅图画毕竟还不是多余的。
总之，母亲感觉到仿佛有一种出自本能的要求，使她在新买来的庄地上尽力克制自己，不能象在红果庄那样随心所欲。但是后沼镇的产业十分合她的心意，所以她又显得心情愉快，精神抖擞。
县法院的小官吏彼得·朵尔米东迪奇·莫吉里采夫常常同她交谈。
母亲在到后沼镇的前夕，派了一辆双套马车进城去请他，他第二天便来了。莫吉里采夫是一个助祭的儿子，出生在离后沼镇七俄里的一个市镇里。那个教区很穷，父亲无力供给儿子上神学校；因此彼得小时离开县立小学便进地方法院当了录事。他做了十四年抄抄写写的枯燥乏味的文书工作，熬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十四品①文官，但是他仍旧被人当做录事，不过他心里却抱着当股长的模糊的希望，虽然从办理小讼案的角度看来，他的才能也不过尔尔。在我写到他的那段时候，他已经快三十岁了，他早说过自己不会当部长，却并不灰心丧气。他珍惜他在法院的差事，倒并非看重那点微薄的俸禄，而是因为这差事使他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和打官司的主顾们搭上关系。他的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不是薪俸，而是各方人士委托他办理诉讼案件的酬金。所有的地主，不单是本县的，还有邻县的地主，知道他足智多谋，下笔神速，常常托他代书状纸，因此，他的寓所俨然成了一座特殊的公事房，竟有两名小录事供他驱使。
①俄帝时代最低级的文官。
早在母亲插足后沼镇以前，他在这里便揽下了一些永远打不完的官司。无论是领主，还是富裕农民，遇到棘手的事都请他出谋划策，虽然他们也知道，他的良心可左可右，准备同时为两造效劳。他常到后沼镇来，对镇上的僻街陋巷，了如指掌。他熟知每一个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农民的景况；对于使业主们头昏脑胀的、混乱的土地状况，他比业主本人和他们的亲信田庄管理人清楚得多。
总之，他是个非凡的活动家，很会支吾搪塞，洞悉诉讼的奥秘，凡事很有自信，对任何疑难问题都能对答如流。有时候，母亲问他：
“你告诉我，根据法律应该……”
“根据法律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他们（也就是对方）不是也可以照你说的，‘根据法律’说话吗，那样一来，这法律成了他们的法律，就不利于我们了。”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搬出另外一条法律。一条不管用就用另一条。可以查《法律大全》①，找枢密院的指令。太太，您尽管放心，包给我好了。”
①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斯彼兰斯基编纂、一八三○年出版的《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
母亲沉思着。好半天她都不能接受这个迅速而出人意外的回答，但临了她还是相信了：既然有各式各样的法律，再加上枢密院的种种法令，那末，官司的输赢就看你怎样运用这些东西。谁比对方“更会抄录”条文，更会查用法律，谁就能取得胜利。
“我们比方说吧，”她说，“你能找到第二条法律，人家就会找出第三条来对付你。”
“那还可以在第三条法律的解释上做功夫，或者设法使他们撤回他们根据第三条法律提出的申诉。只要头脑灵活，笔下来得，其它一切自然好办。主要是不要慌张，要沉着应战，只要不错过上诉的限期。对手看到案子抱来拖去，没个了结之日，官司再打下去，恐怕花钱太多，这样，他就会软下来。那时节，你哪怕拿条绳子拴住他，他都不想再打下去了。结果，他不是放过了上诉的限期，就是托人疏通，私下了案。”
总之，莫吉里采夫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说得母亲越听越高兴。可是那位几乎每次参加这种会谈的总管盖拉辛·杰连古奇老头子，对莫吉里采夫随机应变的手段却怎么也放心不下，最后常常说；
“嗐，朵尔米东迪奇！你的心听……真可说是劈成了两半儿①！”
①意思是说他脚踏两只船。
莫吉里采夫只是报之以嘻嘻一笑。
虽然如此，母亲却还是机警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因为他那“两边倒”的名声，比他那精明强干的名声，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我不止一次听到母亲一起床便问阿加莎：
“那讼棍起来了吗？”
“早起来了，坐在账房里呢。’
“他哪儿也没去吗？”
“好象没有……”
“好象！你老是‘好象好象’！就不会去看看！到账房去，问问有人看见他出去没有。”
唉！在下这个命令时，母亲是多么痛苦地意识到：在后沼镇还可以监视莫吉里采夫，到了城里，可就对他莫可奈何了。
当然，我并不想研究这些案子的实质，况且，后来我所知道的情况也仅限于大部分官司没打出个结果，母亲倒花了不少钱等等。再说，这些案子的实质，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介绍，我所以说到这些案子无非是想通过它们看看我们在后沼镇具有代表意义的一天的生活罢了。现在我就依次讲讲这一天的事吧。
母亲象往常一样，很早便起来了，但梳妆打扮却比在红果庄细致。她对家事不作任何安排，连午饭吃些什么，她也听之任之。通常，在主人驾到之前，他们在某家饭馆里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厨子，甚或一个回家休假的饭馆堂倌，带回庄园，临时服侍太太几天。接着（母亲事前并不知道），又送来了食物；据我后来打听的结果，这些食物是从店主们那里白拿的。母亲在这种事上面并不清高，不去追究桌上的食物来自何处，所费几何。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件在后沼镇保持了相当长久的风气。那就是：在母亲到达这里的第二天，仆人禀告她，说有些庄稼人来拜见她。她走进大厅的时候，已经有十五、六个人站在那里，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儿。这是后沼镇的商人们孝敬她的礼物。有蜜糖饼干、品种繁多的核桃、葡萄干、黑李干、甜角豆和农民做的糖果。但首先奉献的必是一块特大的、可惜烤得不好的蜜糖饼，上面压印着小马小人等花纹儿，点缀着金箔。
母亲坐到困椅上，用宽厚的口吻说：
“你们这是白辛苦啦。我要这么些东西干什么！”
“请您赏脸收下吧，太太！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自己不吃，请您给少爷小姐们尝尝吧！”庄稼汉们答道，随即一个跟着一个把礼物放到圆饭桌上。然后又相互礼让一番；母亲问他们生意做得怎样，商人们抱怨时运不佳，说是从前的生意再好没有了。胆子大一点的人有时加上一段，说道；
“太太，要是您把其余的地块也买下，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到了那时，商场就会象个真正的商场，还会开办一个真正的旅馆呢！不然，我们这些小铺子又有什么买卖好做……尽瞎忙！”
“确是瞎忙！”其余的人众口一词地附和。
母亲非常喜欢这样的谈话，也许，这时候她认真地想道：
“说的是呀！所有的好人都在这样说！大家都看得起我！也许，伯爵的庄稼汉们也在暗中猜想：‘唉，要是安娜·巴甫洛夫娜把我们买去，那就好了！我们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唔，不行，朋友们，你们等等吧！让安娜·巴甫洛夫娜先养养力气吧！等她养足了力气……”
一刻钟以后，接见完毕；母亲给我一把核桃和蜜糖饼干，便忙着办事去了。
不过，我还是继续讲母亲的一天生活吧。
她在卧室里工作，这间卧室的陈设跟红果庄的那间一模一样。早上八点光景，仆人把茶送到卧室来，母亲开始接见庄地上的首脑人物：总管和地保。后者是个有文化的人物，在衙门里当过录事。这种职位通常由教堂执事担任，薪俸则由公家支付。而且，连总管的薪俸也由公家负担，所以母亲不用开支任何管理费用。
母亲很喜欢这位老总管：她认为他是后沼镇唯一最讲良心的人。她一向用“盖拉辛姆什卡”这个亲昵的称谓称呼他，从来不让他站在自己面前，总是跟他一块喝茶。他确是个正派而威武的老人。那时他已经六十开外，母亲真的担心他会忽然死掉。
“那我怎么办呢？没有他，我怎么得了呢？”她早在担愁了：没有他，我在这儿会象在密林里一样。但愿他能再干十来年！
他的模样儿，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高高的个儿，直直的身材，昂着脑袋，戴一顶旧毡帽，拿一根拐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