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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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模样儿，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高高的个儿，直直的身材，昂着脑袋，戴一顶旧毡帽，拿一根拐杖，迈开坚定而威武的步伐，进了我家面临商业广场的院门，向账房走去。他的整个神态充分流露出他的正派，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信任。他一碰见我，便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道：
“怎么样，你大概挺讨厌我们这里的老鸦吧？没关系，在我们这里住些时候，仔细瞧瞧吧。说不定，你妈妈会把后沼镇交给你管理——住惯了，哪儿不一样。到了那个时候，恐怕老鸦也是挺可爱的东西了。”
他对母亲也很诚恳，不拘小节。
“听我的话吧，太太，趁我还活着的时候！”他对她说，“等我死了，再想跟盖拉辛商量事情，可就找不着他啦！”
“你不说这话，我也会听你的呀，”母亲打趣道。
“可不是，我决不会劝你做傻事，前几天我说的那块地，就是波杰夫卡荒地上的那块，从前本来是我们的，可是伯爵的农民霸占它，到现在有十来年了。那块地好极了，草长得可肥啦！”
“你们干吗不抓住时机，当时干吗不去告状呢？”
“向谁告状？谁替我们打抱不平？可如今，你看，早过时了。你要是去和他们讲道理，他们就对你说：不行，早过时了——这就是他们的道理！”
“嗯，等着吧，等着吧！说不定我们还能打官司赢回来！”
“上帝保佑！愿圣母娘娘保佑你！……”
等等，等等。
这类对话时断时续，而且谈话的范围常常不仅仅涉及波杰夫卡那一块地。不过，为了不致于泄漏内情、暴露母亲的计策，谈话总是进行得非常机密。可是却没法瞒住莫吉里采夫；缺了他，是任何官司也打不成的。因此，对手往往能相当详尽地探听到母亲的计划和措施。
田庄管理人员的报告通常很短，而且大多在收缴代役金的时候进行。在后沼镇一年收一次代役金，收到的都是些零钱。母亲毕毕剥剥敲算盘，查账簿，登记进款。然后她把蓝钞票归蓝钞票一堆，红钞票归红钞票一堆，打发走地保之后，便将钱放进她往来于各处庄地时随身携带的钱箱里。
十点光景，桌上铺开了田界图，于是，开始了真正的工作。会谈时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吉里采夫，但盖拉辛姆什卡也几乎是每会必到。卧室的门紧紧关着，在隔壁房里只能听见嗡嗡的俄语声。……母亲打发我出去玩儿。
“去吧，好孩子，出去玩儿吧！”母亲亲切地说。“到前花园里、到树林子里去溜达溜达吧。要是发现采蘑菇的娘们儿——你就把她们轰走！”
这是我感到最无聊的时刻。我没有带书来；我不敢到账房去；马厩和车棚上了锁；赶车的阿连皮乘这个空闲的机会，不是到那家免费招待他喝茶的馆子里去享清福，便是到账房里看审办罪人去了。我们从红果庄带来的唯一的一个仆人忙得不可开交，只听见他弄得杯盘刀叉哗郎郎直响，在厨房和宅子之间，来回奔忙。我漫无目的地徘徊着，终于开始感到饿了，因为在这里也象在红果庄一样，午饭以前是不给什么东西吃的。若是在红果庄，我还可以偷偷跑到厨房或者地窖里，弄点吃食，可是，这里的厨子我不熟，不好意思向他要东西吃。总之。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使我厌烦死了，也使我产生了种种不健康的幻想。唯一的娱乐是；有时，一只小乌鸦从窠里掉在草地上，我便去追赶它，却又不敢捉住它：别叫它咬下一块肉来！我也怕蛤螟，树丛里有很多蛤螟，个儿又大，要是跳起来咬住我的脸，怎么得了！总之，我们是在与外界一切有生物相隔绝的环境中教养出来的，因此任何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都害怕。这个毛病在我长大成人后还留在我身上；直到现在，只要一看见老鼠、蛤蟆、蜥蜴，我的神经立刻便会受到相当强烈的刺激。
终于听到叫唤我的声音了。母亲在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出来吃午饭。午饭吃的是新鲜菜，可惜做得不高明，没有一点味道。他们一边吃一边继续商谈他们的事儿。我当然不能参加这种谈话。有时，母亲显得很快活，这就是说，莫吉里采夫又想出了“一着”妙计。
“这一下非叫他干瞪眼不可！”母亲兴致勃勃地说，“你等等！我脑子里也有‘一着’差不多的绝招，不过还得考虑考虑。等一会我也许能告诉你。”
“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太太，递一份跟案子毫无关系的状纸上去，——你瞧，却胜诉了！”莫吉里采夫也自吹自擂地说道。“因为这时对手如坠五里雾中。他边读边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他准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于是他开始作茧自缚，越缠越紧，不可自拔。这时我们再给他出个哑谜儿，让他去猜。”
“妙极啦：“
但是有时候，母亲却闷闷不乐地坐在桌旁。这分明是因为莫吉里采夫有什么事没顺着她，或者是她以她自己特有的神经过敏，对他生了疑心。这时，大家便默默不语地吃着饭。怪不得莫吉里采夫常常劝说母亲：
“您别疑心，相信我吧，太太！您自己以后会看出来的……”
“我现在就看出来了，”她气虎虎地顶嘴道，“我现在就看出，你是个神学专家，说得天花乱坠，可就是没有一句实话……至于你，干吗耍倔脾气！”她拿我来出气了，“干吗绷着脸，干吗不吃：小祖宗，这儿可没有甜蛋饼和奶油糕。人家给你什么就吃什么，不吃给我滚。”
后来大家不再说话，很快吃完了午饭。
饭后，母亲回到卧室里，莫吉里采夫也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于是整个宅子里沉入了静寂的睡乡。阿加莎仍然坐在母亲卧室门外一张矮板凳上，也打着盹儿。我依旧一个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将军好还是当主教好呢？——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但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过无数次了：忽而觉得当将军好，忽而觉得当主教好，可是后来，连这个问题也不再引起我的兴趣。寂寞，寂寞，寂寞！那些在空旷的广场上玩羊拐子游戏，不知道人世间的孤独为何物的乡下孩子比我快乐一百倍……
不言自喻，我是怀着多么难忍难挨的心情，来计算那区分晨昏的午饭、晚茶和晚饭之间的间隔的啊。
晚上又有许多事要办。快喝晚茶的时候，厨子来请示明天午饭做什么菜。但是母亲知道，她在后沼镇能吃到什么样的菜肴，完全取决于偶然的机会，所以老是这样回答；
“我能吩咐什么呢，亲爱的！上帝送来什么，你就给我们吃什么吧！只要能填饱肚皮，就谢天谢地啦！”
“今天没有弄到鲜牛肉，来个腌牛肉烧汤，您看行吗？腌牛肉倒挺不错。”
“嗯，就烧个腌牛肉汤吧。”
“热菜……他们送来了几只小乌鸡……”
“乌鸡就乌鸡好了。有汤喝，有菜吃，也够啦。”
奇妙的是，虽然拐角村（“好姑姑好姐姐”过去的庄园）离后沼镇只有五俄里路，而且那边的家务管理已经上了正轨，但母亲从来不叫人上那里去拿点食物来，她借口说，老是去要这要那，可能弄乱了帐目。因此，谷物和奶品就地卖给粮食贩子，家禽在冬季里全部运到红果庄去。
富裕农民时常请母亲晚上去喝茶、吃夜宵。在这种场合，她必带我同去。母亲可说是天生的财迷，因此她对后沼镇的富裕农民特别亲切。她甚至借钱给其中几位去周转，当然，利钱要得很高。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她终于站稳脚跟的时候，放债也成了她一笔可观的收入的来源。
接待的礼节，在农民家里是非常讲究的。
全家人站在宅院门口恭迎母亲（第一次光临时，主人端着面包和食盐站在前头欢迎贵客）；然后让她走在大家前面，到了屋里又请她坐在圣像底下。但是，无论母亲怎样敦促，主人自己——即便是老人——却不肯就座。
“腿又不是花钱买来的——站站得啦！”主人回答道。
接待我们的房间，当然是整个宅子里最宽敞的房间，早打扫得干干净净，圣像前点了神灯。桌上铺着雅罗斯拉夫特产的花台布，摆着食品。也就是我上面说过的那些所谓“小店美味”。高脚杯里斟满了白酒，有时还有伏特加，倒好了茶。说不尽的客套话。
“请原谅！”
“别见怪！”
“别客气！”
谈的是生意经：买卖啦，承包啦，物价啦。有几位农民为官厅收购麻布、皮革、士兵呢等等，他们便讲述必须耍些什么花招才能使承办的商品顺利脱手。时间在相当活跃的谈话中过去，只是房间里空气很坏，非常问人，因为主人一家子认为陪客陪到底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连窗外街头上也麇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十点光景，我们回到家中，我上床睡觉时已经疲惫不堪，几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样过了三、四天（母亲到这里来很少超过这个期限）；临了，在吃过一顿较早的午饭后，一辆双套马车驶近台阶前，载走了英吉里采夫，次日黎明，我们也离开了后沼镇。
“怎么样，你喜欢呆在后沼镇吗？高兴吗？”母亲问我。
“喝，好妈妈！”我高声答道，竭力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面孔①。
①这里我顺便讲一件在本篇中没法插叙的趣事。在后沼镇领地上已经变成母亲的财产的农民中；有一个姓波德列卓夫的农民，大家管他叫“老爷”。的确，他曾经用前业主的名人买了五十名农奴，作为他的财产。那地主井不过问他的管理工作，虽然经常有人控告这位“老爷”。那地主在状子上批道：“该农奴等系波德列卓夫之财产，而财产在余看来乃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母亲买下这块地后，便根据法律同波德列卓夫的农奴打交道，也就是对他们defacto（拉丁语：实际上——译者）行使自己的地主权利。——作者
10 美食家姑母
我们这样称呼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阿赫洛毕娜姑母，是因为她殷勤好客、贪图口腹的缘故。她住在P城，离我家约有一百五十多俄里，因此我们很少见面。可是她老人家没有忘记我们，每逢命名日和生日，她准时写信向弟弟和弟媳表示祝贺。他们自然也是一礼一答。
拉伊莎出嫁很早，不满十六岁便嫁给了P市的市长。她是个娴静、善良、温顺而且相当美丽的少女，只是从小就很好吃。她的未婚夫年近五十，在战争中被土耳其军队的炮弹炸断右腿后，装了一条木头假腿，不过走动起来倒非常利索。尽管有这些缺陷，但是由于那少校的官衔，这门亲事仍能使大家看得眼红。马市是个大商埠，位于舟揖称便的河畔，一到夏天，河上停满了帆船，它们通常留在这里过冬，P市有许多财力雄厚的资本家和为数可观的分裂派教徒①，而主要的是还有大批随船来到这里的有身份证和没身份证的工人。总之，这P城一年四季处于繁忙、混乱之中，正是个浑水摸鱼发横财的好去处，要想弄清流弊所在，即便是魔鬼亲自出马，也非折断腰腿不可。
①十七世纪下半叶，俄国东正教团要否改革宗教仪式问题发生分歧意见，分裂为两个教派。官方教派把反对改变旧仪式的教会称为“分裂派”。分裂派教徒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四出逃亡。
显然，这美妙的信念也使少校的心热了起来。不分冬夏，无论早晚，彼得·斯毕利朵尼奇拖着木头假腿橐橐地响，一瘸一拐地来往于市场、旅社、滨江大街之间，造访财主，寻找机会，趋膻逐腥；当然，他总能找到机会，嗅出膻腥。为政十年，到他考虑娶拉伊莎的时候，虽说在公务上毫无为人称道的建树，可是他手里却积攒了很大一笔资财。他待人亲热，有所取索，也决非无功受禄。商人们给他送礼，是“出于爱戴”，出于他肯做他们子女的教父，出于他没有忘记他们的大名，常常不拘形迹地上他们家里喝茶。他们按月给他送“孝敬钱”（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良心），若是他手头拈据，还有特殊馈赠。但馈赠的数目并无一定之规，全凭上帝意旨行事，总以不委屈他为度。他也从来没有抱屈的理由，他甚至坚信，客客气气远比粗暴勒索更为有用。不过，他对待工人却干脆得多，是呀，他和工人有什么好“啰嗦”，多费口舌的呢。“有身份证吗？”“按规定，缴二十五戈比！”“没身份证吗？缴一个卢布，要不然，监牢离这儿并不远。”——仍旧不是勒索，而是“照章办事”。
婚后约莫二十年，他去世了；他的死引起了市民的悲伤。他给妻子留下了许多钱（到他临终前为止，算下来总共有四十万卢布的纸币）和一个五岁的女儿。拉伊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花钱不多，在城厢一处牧场上买了十来俄亩土地，作为安身之处。她造了一幢宽敞的住宅，开辟了菜园和果园。在她这孀居人的圈棚里养了许多家畜和家禽，象乡居似的在这里住了下来。这庄园几乎是个理想的庄园，因为它既有乡居的好处，又兼得城市生活的种种方便。市场近在咫尺，教堂比比皆是，朋友要多少有多少，等列诺奇卡长大了，聘请教师也不犯愁。
她使列诺奇卡保养得完全符合于丰满的俄罗斯美女的标准，留在家里，直到十八岁才拿定主意把她许给陆军中尉克拉萨文，一个性情温和、门当户对的阔少。但是她不让小两口子离开，要他们跟她一起过日子。她的庄园里什么都好；每个房间里都洋溢着诱发食欲的气味，叫人产生努力加餐的欲望，因此，不但家里的人从早到晚吃吃喝喝，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连每个来客也很想尝尝她家的美味。仆役们个个神情愉快，动作利落，唯有真正的好主人才有如此出色的仆役。前室里不时响起门铃声，接着便是这样的对答：
“在家吗？”
“请进！他们刚坐下吃饭呢。”
客人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她家，从来没有发生过短缺食物的事。什么都有：要火鸡有火鸡，要肥鹅有肥鹅。请随便吃吧，如不够吃，可以吩咐伙房烧只仔鸡。只消一刻钟就烧好了。这里跟红果庄不一样。在红果庄半只小鹅要切成许多块儿，供全家人食用，而且还老盘算着怎样留点儿第二天再吃。
可是，一年后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列诺奇卡生产时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