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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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人们可能对我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期：祖国的观念曾经爆发出极其辉煌的光芒，并且照到最荒僻的角落，使人的心怦怦直跳。我决不想否定这一点。人不管怎样愚昧，终究不是草木，因此共同的不幸总能拨响他们在平凡生活中寂然无声的心弦。我还碰到过一些人，他们对一八一二年的事件记忆犹新，他们曾经用自己的故事深深地打动过我年轻的心。那是一个伟大的考验的年头，只有全体俄罗斯人民的一致努力能拯救而且的确拯救了祖国的危亡。但是我这里说的不是这一类辉煌的时刻，而是没有理由需要激发感情的平日。在我看来，无论是在辉煌的年头，还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祖国的观念同样应该是她的儿女们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观念，因为只有清晰地意识到她，人才有权自称为公民。
一八一二年，这是一部人民的史诗，只要俄罗斯人民存在，它便将一代代传下去，永世不朽。但是我是另一个与一八一二年相似的历史时期（一八五三年——一八五六年的战争①）的目击者，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四十年的空隙之间，爱国主义的感情，由于缺乏哺育和生活上的磨练，已经大为逊色。大家的脑子里都还记得那代替打火石的染色木柄的隧发枪②、士兵军靴的纸板靴底、缝士兵服装的烂呢子、破烂的士兵皮袄，等等。最后，还记得起的是接替民团军官的经过，以及和约签订后买卖士兵退役证的生意经。当然，人们可以反驳我说，所有这些可耻的勾当都是个别人干的，无论是地主们（然而，他们是建立民团的首要的主持人），还是民众，都和他们无关。我很乐意假定，干这些事的最大的罪犯是某些个别人物，但是当他们干这些坏事的时候，不是有许多人在场而没有哼一声吗。笑声四起，可是谁也不曾想一想，那些行尸走肉的家伙在笑什么……
①即克里米亚战争。
②俄国士兵当时所用的枪，只能射三百步远。
对祖国的概念尚且如此模糊，什么社会事业便更谈不上了。
我应当说几句称赞当时的地主的话，那就是：他们尽管自己的教养不高，对孩子（不过主要是对儿子）的教育却抱着关心的态度，总是竭尽可能，使他们受到正规教育。即便是景况最差的地主，也要想方设法实现送儿子入学的良好愿望。他们不多吃一块面包，不给家人多添一件衣裳，四出张罗，求爹爹拜奶奶，踏破世界上权势人家的门槛……不用说，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官立学堂和官厅的肥缺上，因此，士官学校一直是大家追求的首要对象（那里比较容易取得官费）；但是官费刚到手，他们又在谋划进大学的事了。应当说句公道话，这些将要接替老纨挎子弟和老尉官的青年人确实比老一辈略胜一筹。遗憾的是，在这些教育家的心目中，地主的女儿们却居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因此也就不存在稍微象样儿的女子教育的问题。普通女子中学是没有的，贵族女子学校为数甚少，要进去更是困难重重。再说一遍，归根到底，主要之点在于人们觉得女子根本不需要受教育。
至于当时我们那一带的地主们的道德原则，那么简直可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农奴制的气氛，具有极大的侵蚀力，任何人一旦沉溺在这种气氛中，便会失去个人特征，而根据个人特征本来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正确评断的。框框对于所有的人固然都是适用的，可是在总的框框之中，还必须描绘出彼此之间几乎并无轩轻的某些个人的面貌。自然，要写出个人身上的一些细节是好办的，不过，这些细节的内容虽然因偶然形成的环境而有所不同，却总是同时带有亲属们身上的特点，根据它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源头。然而，本书中已相当清楚地叙述了当时有教养阶层的丑恶德行，因此我没有必要回到这个题目上去。我补充一点：闺阃生活，或者一般地说，对两性关系的卑鄙看法，乃是万分令人发指的。流毒所至，往往造成悲惨的结局。
还有几句关于宗教信仰的话要说一下。我可以证明，我们的村邻一般是笃信上帝的；如果偶尔听到他们说句把不三不四的话，那也是出于无心，只当俏皮话说的，何况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当场就已经被别人毫不客气地斥之为说空话。此外，相当多的人显然并不理解最简单的祈祷的真意，但这决不应归咎他们对宗教不够虔诚，只能说是由于智力发展不足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缘故。
我对地主群作的总评，是以我小时候亲眼见到的事实作依据的，在进一步描绘我记忆所及的各个地主的肖像之际，我认为还须补充一句：上述一切我讲得十分坦率，丝毫没有存心贬低他们，或者伤害他们的意思。人到暮年，夸张的嗜好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讲真话、仅仅讲真话的强烈愿望。既然决心重现过去的、不太遥远却已经一天天更深地沉入遗忘之渊的图画，我提笔写作就不是为了争长论短，而是为了道出真相。何况我也无意去挖掘那已为历史法则所埋葬的东西。
描写我所写到的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作家，在我国文学中是不乏其人的。我敢肯定地说，他们的回忆录归结起来一定和我的结论相似。也许色彩不同，但事实及其实质必然相同，因为事实是没法涂脂抹粉的。
已故的阿克萨柯夫以他的《家庭纪事》①无可置疑地丰富了俄国文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尽管这部作品散布着淡淡的田园牧歌的气息，但只有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才把它看做是对过去的颂扬。只消一个库洛里索夫便足以揭下成见最深的人的遮眼布。稍许深究一下老巴格罗夫本人，你们便会相信，他完全不是乍见之下所显示的那种独立自主的人物。相反，他的一切意图和行动都盖着一层注定的依赖性的外壳，因此，他从头到脚整个儿也不过是一个绝对地受着农奴制秩序摆布的玩偶。
①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在他的代表作《家庭纪事》（1856）中，企图美化农奴制关系；把老巴格罗夫描写成“公正的”、“仁慈的”地主。但除了这个人物外，作为一个例外，作者也的确写了另外一个“恶棍”地主典型库洛里索夫。
不管怎样，我自认为，在俄罗斯舆论界未来的史学家们将要利用的一系列材料中，我这部纪事决不会是多余之作。
27 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
我们这个县在省里的名声不好，在贵族会议的选举中扮演着很不体面的角色。我们县里的地主没有一个当选过省贵族长，而且对于县贵族长这个职位也很少有人感到兴趣。对社会公益持冷漠态度，则是普遍的现象；去参加选举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这需要自己掏腰包，而我们那一带的地主又没有闲钱。因此出席贵族会议选举大典的人，大都是所谓“贤达之士”①（通常由贵族长供给他们旅费），以及本人也想当选一官半职的地主。
①“贤达之士”通常系指那些出卖自己的选票的贵族。出卖选票是贵族长选举中极为普遍的现象。
由于这些条件，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斯特隆尼柯夫三年一任，一连当选了许多任本县的贵族长，从来没有遇到过竞选对手。每隔三年，他带着他的远征队兴高采烈地出发到省城去，设法保持住自己的法定选票（大约不少于七票；如果得不到这个票数，本县就会被宣布为非独立县而合并到邻县去），并在远征队的成员们中间分派好各人的职位，然后回到家乡，各霸一方。这已经成为习惯，谁也不会想一想，除了斯特隆尼柯夫，还有什么人能当贵族长；除了格拉札托夫，还有什么人能当法官；除了梅塔尔尼柯夫，还有什么人能当县警察局长。
斯特隆尼柯夫念过高等学校，但是他笨得出奇，懒得不可救药，以致学校当局一再想将他送回给他的父母。念到高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母亲死得更早一些）。这个年轻人没有多加考虑，不等毕业便离开学校，进了驻扎在我们县城里的龙骑兵团，从士官当到骑兵少尉，然后解甲归田。二十二岁上，他娶了我们县里一位女地主，接着就被选上了贵族长。
他有相当多的财产，但他本人的庄地在外省，却享用着他妻子在我们县里的产业。他住在她的庄园里，这个庄园坐落在一个大村镇的村头，镇里还有几家小地主。他那幢建筑在山丘上的两层楼房俯瞰着整个镇子，使镇民们不胜仰慕之至。宅子非常宽敞，但格局是老式的，而且被过多的杂用建筑物搞得很不雅观，这些杂用房屋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整个宅子里只住他夫妻二人，无儿无女。不过宅子里有一间两排落地明窗的大厅，这是斯特隆尼柯夫十分引为骄傲的。每年冬天，他在这间大厅里大宴宾客，家奴乐队和家奴歌手在席前演唱助兴。庄园里照例应该有花园，这里却没有，甚至连象样的庭园也没有。
他自不量力，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他拥有好些手艺高明的厨师，他从莫斯科买来了纯葡萄酒和各种食物，随时都能招待贵族老爷们。他的大猎队甚至成了全省的骄傲，虽然猎犬的狂吠声和嗥叫声无休无止地响彻在养狗场的上空，吵得四邻不得安宁。总之，甚至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也有本事不离开这穷乡僻壤一步就花完他自己的收入，而且负债累累（他是个借债的大行家）。
那时候，对贵族长并没有什么要求。很久以后才有了种种“院则”①，可是人们只遵守消化良好而容量可观的肠胃的要求。只要在肠胃没有毛病的时候，有吃有喝，大家对这样的贵族长就满怀敬意了。地主们说：“在我们这儿，只有在贵族长家里才能吃得这样好，喝得这样足，”因此，他们毫无心肝地滥用着他们爱戴的人儿殷勤好客的优点，而后者也就不惜浪费掉成百成百的农奴的血汗，拼命去取悦贵族老爷们。
①即“原则”，系外来语，没有文化教养的地主们把它说成了“院则’。
斯特隆尼柯夫的外表，我不敢恭维。个儿比一般人矮，两条短腿，一个大肚皮，空肚时往下垂，吃饱后挺得老高，紧绷绷的，象只大鼓。从前身、后身、两侧看，都是其胖无比。脑袋小而圆，没有一块不平的地方，仿佛是用车床车成的，由于头发剪得短，这形状便显得特别突出。“心灵的镜子”（脸）是跟哈巴狗用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面部的表情变化多端：空着肚子时，作饿狗咬人状；吃饱后，作亲热态。只要看他一眼，立刻便可以说：这是个生来注定要不住嘴地吃喝的人！的确，他常常在吃，而且吃得很多，吃饱了的时候，他的整个身心便发出一种猫儿般恬静的呼噜声。这时，不管你求他什么，他也决不拒绝。
他的丑陋和他太太的标致，恰好是两个极端。她是个象童话里描写的那种如花似玉的俄罗斯美人，高高的身材，匀称的体态，丰满的胸脯，美丽的鸭蛋脸儿，突出的灰色大眼睛，茶褐色的粗大的辫子。她也非常贪恋口腹。这个共同的特点把他们俩维系得如此亲密，尽管做丈夫的其貌不扬，夫妇俩倒生活得挺和睦。他俩没有时间互相欣赏；白天，他们眼里只有菜肴，夜间太黑，又看不见。唯一的一个引起不和的原因，是亚历山德拉·加甫利洛夫娜没生孩子，费朵尔·瓦西里伊奇常常为这件事埋怨她。
“你怎么老不生育！”他常责备妻子，“说来丢人，我们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你哪怕养个丫头也好呀！”
她理直气壮地顶嘴道：
“我不生，倒做对了。要是养个女儿，象你这副模样，长大了谁娶她这么个哈巴狗似的女人！”
“好了，好了，吃吧，吃吧！说来说去，老是哈巴狗、哈巴狗！如今哈巴狗可吃香呢，人家出三倍价钱买哈巴狗！……肉饼好象烧焦了……喂！来人哪：叫西索卡厨师来一趟。”
争论到此结束。
不能说斯特隆尼柯夫愚蠢（就这个词儿的粗暴无礼的含义一面而言），但他的聪明程度充其量不过如常言所说，不吃蜡烛、不用玻璃碴儿擦脸面已。总之，他胸无大志，不想干什么一鸣惊人的大事，只求平安度日就心满意足。他觉得没有必要致力于他从未涉猎过的知识领域，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知识领域，这样，他便轻而易举地避免了崇尚词藻的才子们所特有的那些谬误。他随时都能顺口说出一句现成的格言，借着格言的保护，十拿十稳，谁也找不出他的毛病。他甚至能在社交界高谈阔论（自然是并不怎么复杂的谈论），但他的谈吐极为别致，可说是信口开河，以致他的许多名言人家无法借光。
“我哪有工夫斟酌词句！”他在那些因为他的语言出人意外而感到不快的人们面前替自己辩解说，“我要办的事多得要命，哪还容我考虑说话！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就得啦！”
尽管他无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但是正如我上面说过的那样，他却是个向人借钱的大行家，因此，说话尖刻的地主们不无道理地议论他说：“该叫这样的人去当财政大臣！”首先，他那无限的殷勤好客，对他最为有利，因为谁也不好意思拒绝一个随时可以上他家里去吃吃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