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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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烦躁不安，对人严厉，不时召见一些人，有时则独自呆在别墅或办公室里，一连几个小时不见动静。铁木辛哥人民委员同时被任命为大本营首脑，他感到这个职务十分尴尬。周围的人们也明白，实际的领导作用和全部权力反正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的。而他的举止却火气大得有些反常；大家都看出了他的压抑和极端忧郁。斯大林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传染了总参谋部的领导。结果在最初的三四天里没有如实地权衡正在形成的局面（直到６月２５至２６日才一本正经地谈到防御，谈到修筑防御地区，动用预备队。大本营给部队发出的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只能被认为是在绝望和不了解情况下作出的姿态，是一种不择手段、不计场合而只求取得些许成功的意愿。我在这里引用大本营的几份文件，它们表明大本营干预的是战术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同志：
拉库夫地区敌军坦克已无油料。大本营曾命令立即对敌坦克加以包围并歼灭之。为此动用第２１步兵军及第２、第４４步兵军之一部。应立即抓住敌人并击破之。为空中进行打击做好准备。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８日紒紣矠
为了解决战术任务而建议动用三个步兵军的兵力？！如果考虑到这些日子里方面军的处境，那就不难看出，这份命令也同其他许多类似的命令一样，是无法执行的。
再看大本营的另一份文件。
西北方面军司令员：
人民委员曾命令由您负责不迟于今天傍晚将敌人逐出德文斯克，毁掉桥梁并牢固地占领防御阵地，不让敌军在德文斯克地区渡到西德维纳河北岸。为加强进攻部队，可使用由１１２步兵师调来的加强步兵团。如果ＫＢ式坦克已经到达，则至少使用一个排以加强攻击力量并扫射敌军火力点。６月２８日２１时报告执行情况。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８日紒紤矠
我们看到，大本营连使用一个坦克排的兵力都做了规定
斯大林夜间回到近郊的别墅后，就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可是他不能入睡。他起身走过客厅、饭厅。在列宁像的上方依旧亮着一盏电灯。漆成仿橡树的深色墙壁恰好映衬着斯大林阴沉的情绪。他漫无目的地在几个房间里走了走，瞟着电话机（别墅里有三架克里姆林宫的“自动电话”，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似乎是在等待着，同时又害怕听到可怕的新消息。他打开值班助理的房门：里面坐着的是鲁缅采夫少将。他急忙站起身来，探询地看着斯大林。别墅主人用茫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将军的身影，轻轻地关上门，又走回自己房里去了。
斯大林在挂着窗帘的窗缝边站了一会儿，注视着夜间花园的轮廓。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图哈切夫斯基很久以前写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未来的战争将是发动机的战争。装甲坦克部队的集中可以形成强大的突击拳头，要抗御它们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人很聪明，然而他想搞宫廷政变如果让图哈切夫斯基处在巴甫洛夫的位置，也许很多事情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可是现在想这个有什么用？斯大林驱开了往昔的阴影，希望一觉解千愁，但是“睡梦”难成：现实太令人胆战心惊了。
斯大林仍旧不能平静下来。米高扬关于１９４１年６月最后几天里斯大林举止的叙述在我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回忆录里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还有他——米高扬，决定向斯大林建议成立国防委员会，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它手里。国防委员会应当由斯大林来领导。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5）
大家决定上他那儿去。他当时在近郊的别野里。
这时，莫洛托夫说，斯大林这样垂头丧气，他对一切都没有兴趣，丧失了主动精神，心情很坏。沃兹涅先斯基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他说：“维亚切斯拉夫，你来领头，我们跟着你。”他的意思是如果斯大林仍旧这样一蹶不振的话，那就由莫洛托夫来领导我们，我们就跟他走。我们相信我们能组织好防御，能够真正地大战一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消沉情绪。
我们来到斯大林的别墅。他正在小饭厅里，坐在圈椅上。他看着我们，问道：“你们来干什么？”他的神色有点奇怪，他提的这个问题也有点奇怪。要知道本来应当是他来召集我们的。
莫洛托夫代表大家说，应该集中权力，以便迅速地解决各种问题，尽快把全国都动员起来。这样一个机构应当由斯大林来领导。斯大林惊异地看了大家一眼，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好吧，”他说道紒紥矠。
我们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外部世界和封闭的、往往是神秘莫测的内心世界——之中。外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内心世界则要困难一些。如果能够认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某些东西，那么对他的整个为人也就更加了解了。对斯大林来说，正在逼近的这场灾难不仅是对我国每个公民能够造成的那种危害，还是斯大林以之自许的人间上帝的毁灭。“领袖”正在从比其他人更大的高度上跌落下来。对于一个相信自己是出类拔萃、有洞察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来说，脚下出现的裂隙确实是一个无底深渊。斯大林处于深刻的精神震荡之中，几乎到了麻木的地步，这样过了几天，他才开始清醒过来。
斯大林可能认为，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到他这儿来是否打算撤销他的全部职务？甚至是想逮捕他？因为最方便的就是把一切过失都“推卸给”一个人。他斯大林早就相信，任何失误和失败都应当有一头“替罪羊”。应当让人们出出气，把有过失的人痛骂一顿。但斯大林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的威望太高了，以致他们好像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想法。斯大林甚至在“垂头丧气”（按莫洛托夫的说法）的时候，在他们眼里也是伟大的。如果他们读过别尔嘉耶夫的书，他们就会想起他的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只能从高处跌落，所以一个人的跌落本身就表明他的伟大。”紒紦矠这种伟大是他们自己为“领袖”塑造的，而现在则希望他仍旧留在原来的高处并领导他们。
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试图在击溃西方方面军的德军进攻的道路上投入第１３、１９、２０、２１和２２集团军，加上突围出来的残部，建立一道新防线。一度丧失了自制力的斯大林忽然由冷漠消沉一变而为精神亢奋，６月２９日他两次突然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他恶言恶语地把一切都归咎于各个军事领导人。
斯大林面容消瘦、苍白，下眼泡发肿，眼睛由于不眠而布满血丝他终于意识到了悬在全国、以及作为“领袖”的他本人头上的巨大危险的分量。如果不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不动员一切力量，德国人几个星期之后就可能打到莫斯科。可以证明斯大林试图振作起来、控制局势的最初几个步骤对他来说也许是很普通的：他着手撤换军事首长。６月３０日，联共（布）中共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由斯大林领导。国防委员会主席握有无限的权力。祖国面临的致命危险要求集中每一个人的努力。他就任新职后第一步就是撤掉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的职务，并任命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来接替他。同一天，西北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上将下令各部队从西德维纳河一线后撤并占据奥斯特罗夫、普斯科夫和谢别日筑垒地带。斯大林一接到方面军司令员这项命令的报告，立即将这位上将撤职。新任方面军司令员索边尼科夫少将接到斯大林的命令：“恢复原先的态势；回到西德维纳河一线去。”凌乱后撤的部队接到新命令后，既无法进攻，又无法防御。敌人察觉了这种混乱，对第８和第２７集团军的接合部实行突击并突破了防线这些消息并不能增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信心，他既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以便赋予各战略指挥机构在那些悲剧性的日子里迫切需要的信心，使它们能够坚定不移和深思熟虑。
克劳塞维茨关于危险和统帅心理表现的相互关系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这位德国思想家在《战争论》中说：将领的智慧在危险中才显露出来。“直接感觉到自己及其他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会干扰清醒的理智——这是人之常情”。但克劳塞维茨立即补充说，伟大的统帅则相反，危险反倒会使他的智慧和意志更敏锐地表现出来。“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危险和责任感不会增加他精神的自由和积极性，相反，会使他感到沮丧，因此，如果这种感受使得判断力更加活跃，更加敏锐，那么我们看到的无疑是一个气魄宏伟的人”。紓紛矠
今天可以这样说：在战争初期，斯大林没有表现出这种“宏伟气魄”，而这种气魄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许许多多注明日期为６月底的大本营文件，并没有为历史记录下斯大林为坚决掌握局势而采取的某些强有力的措施、步骤和行动。他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这股急流卷裹着，身不由己。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支撑点，以便站立起来，振作起来
战前他是个毫无过失的人间上帝，如今却是在仅仅一周之内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计划、构想、战略估计统统垮台了的、不知所措的“领袖”，两者之间真有霄壤之别这是连斯大林这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大约是在等待他的亲信、军事领导和人民把种种不满向他发泄，因为他是各种失误、输掉同希特勒的这场“赌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军队干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祸首但是苏联人民在致命的危险时刻站得很高，他们并不要同自己的领袖算账。苏联人民的“宏伟气魄”是如此崇高，在这悲惨的时刻，他们并没有着眼于找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人。人民经验的智慧要求把这件事交给历史去做。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写道：“俄国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个阶层中，顺便说说，都表现为不记仇。”紓紜矠
斯大林心理上震惊的顶点是他对明斯克陷落消息的反应。斯大林看完总参谋部早间战报就到自己别墅去了，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去找他。没有资料说明这“神圣的”三位一体谈了些什么。但斯大林很难接受战争开始才一星期白俄罗斯首都就沦入敌人铁蹄之下的想法。在这里我想向读者介绍一件事，对这件事的可靠程度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它存在的可能性是不能否认的。
７０年代后期，大约在１９７６年或是１９７７年，我参加了以苏联元帅基·谢·莫斯卡连科为首的视察组。我们在高尔基市住了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向元帅汇报对我们所视察的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检查情况。汇报之后，我们有几次谈起莫斯卡连科的回忆录和他对我国历史的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一次在谈话中我向元帅提出了一个长期折磨我的问题：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为什么您在书里没有提到您大约２０年前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这是事实？”
“什么事？您指的是什么？”元帅疑惑而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１９４１年７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会见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塔缅诺夫的事。”
莫斯卡连科看着窗外沉默了许久，后来他说：
“现在还不是谈这些事的时候。而且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加以检验的”
“可是您认为贝利亚的话是可信的吗？”
“他关于这件事所说的一切未必能替他自己开脱而且处在他当时的地位，也未必肯捏造出对罪犯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来”
为了让读者明白这里谈的事情，我引用一份文件的片段。１９５７年７月２日，苏联国防部开过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信件。朱可夫做了报告。发言的有高级将领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涅杰林、巴格拉米扬、韦尔希宁、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热尔托夫等人。莫斯卡连科发言时曾说：
在审理贝利亚案件时，我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一起听到了贝利亚的供词，据他供称早在１９４１年，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曾经在办公室里讨论过苏联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问题——他们商量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送给希特勒。而且他们试图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和希特勒接触。这可是任何一个俄国沙皇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站得比这些领导人要高些，他对他们说，希特勒永远不能战胜俄国人，让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心紓紝矠。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