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海岩-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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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幻想，实际上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但幻想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她，现在正是需要幻想的时候，幻想常常会成为奋斗和起飞的动力，人没有幻想就完了。
当然，幻想有时也会被现实击碎。在何伯伯家安顿下来以后，她第二天便按照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了中央歌剧院。这是一座挺大的院子，大门口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她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起来。
“到底是国家级剧院，门口还设了岗。”她津津有味地琢磨着，顺着院子里一条弧形的马路来到剧院的楼门前，不由得呆住了。
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做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喀。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
“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
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把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
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凑起来给你听听嗓子，我好大面子呢。”李阿姨颇为得意地说着，把她领进一间钢琴室。她前屋子里的几个人看了一眼，除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还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的派头外，其他几个简直就像卖酱油的，和她过去想象的风度大相径庭，她情绪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谱递给了钢琴师。
唱了两支曲子，一支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一支是法国歌剧（卡门程米开拉在山洞唱的那段咏叹调。唱完之后，便由那几个人问话，全是些泛泛的问题，学唱多久啦，跟谁学过啦等等，最后，还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讲了讲她对米开拉那段咏叹调的理解偏差和换声点、装饰音的毛病，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些了。
走的时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门口，拍着她的肩膀问：“你什么时候回南州啊，替我问你妈妈好。”这一句话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关于“也许还有门儿”的话，也不过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她对李阿姨没有做半点儿感谢的表示，顾左右而言它地说：“这破地方，还用得着设双岗吗？”
李阿姨瞥一眼院门口的岗哨，“这院子是部队的，我们在这儿临时占了一个楼，岗是他们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辞走了。
一连两天，她门也懒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来过一次电话，请她去家里玩玩，她敷衍了两句，推辞了。何伯伯一家人见她没精打采的样子，都先后过来说过许多宽解的话，何伯伯的爱人胡阿姨根据她在北京市委搞过一段人事工作的经验，鼓着多肉的嘴巴说：“你妈妈托的那个李阿姨在剧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办事可不怎么牢靠。往北京调工作，哪儿那么简单呀，即便剧院收了你，户口怎么办？进户口归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调动走劳动局这条系统，可演员是按干部管理的，干部调动走人事局这条系统，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条条，说不定在哪儿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么好调呢。要我看，你还不如先去南州歌剧院呢，再说那儿上台锻炼的机会也比这儿多，这儿都是些名家，难得轮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宽处劝导她，而她的心情却反而更加阴沉恶毒起来，心里骂着，“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罗唆！”
星期天，她仍旧没有心思去转转，但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这也怪自己过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也罢，就先设法把去南州歌剧院这件事办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儿是够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凤尾”来，“鸡头”也许更多一些优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
“你？噢，冯先生！”
“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
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鹏馆”里吃的。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木很有钱。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
在“听鹏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了。
“你考试怎么样，还顺利吗？”
“别提了，”她挥挥手，“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就是当代十大女高音来了，也照样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说：“这种事，要是在国外就好办多了，一切凭本事，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当然，国外也有国外的不好资本主义嘛。”
从颐和园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冯先生余兴未尽，建议到民族宫去跳跳舞，她谢绝了。
一来因为太累，二来是这几天在何伯伯家里灌了一耳朵关于跟外国人去民族宫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败坏的话。她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去排队买火车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吗，太巧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我们又能同路了。”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我是请了假出来的。”
“后天？好，我帮你买车票，我在饭店里订票很方便。”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送去？”
“你太客气了，我还付得起这点小小的盘缠。”
“不不，实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费。”
“我们是朋友了嘛，你这样认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导费呢？嗅，我明白了，现在国内的人是不是还害怕和外国人接触？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当然不勉强，我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
“不是，完全木是这个意思，您想到哪儿去了，如果您高兴，我当然很希望有您这样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真的。”
“谢谢，你知道吗，我最怕一个人坐火车，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寂寞，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在颐和园门前停车场的路灯下，冯先生心满意足地笑了。“好，现在我送你回家。”
二十九司树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离开自新河的。一年多的光阴在匆忙中一闪而过，当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坚硬的土地时，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他现在住的场部招待所的这栋讲究的小楼，正是过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调查组的“行馆”，他当时还以第八副场长的身份，暗调查组去过砖厂呢。多快，一晃两年了。
几乎是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农场的简陋宿舍就开始门庭若市了，甚至连那个平时从不和他说话的农场第一把手陈政委，见了面也躬身含笑，带着几分敬意。在这个偏处一隅的劳改农场里，改朝换代的气氛和枯荣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还要来得快。马树峰本来是下决心留在农场好好搞一阵的，他毕竟已经了解了这块土地，对它有了感情。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突然从南州市打来长途电话要他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动身启程，总觉得该把这儿的工作做个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势有个着落再走才好。直到从北京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亲自来电催促，他才不得不抛开一切事务，连行李也没有打，只身回到南州市来了。
刚回来的那阵子，他，还有准备担任市委政法部长的乔仰山，先是以工作组的身份参加了市公安局党委常委的工作。因为当时李直一和施万云对甘向前的底细不清楚，开始还是指定甘在常委内牵头，所以，头两月局里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甘向前在公安局经营了十年，只要他这棵大树不倒，下面的猢狲也就绝不会散。别的不说，光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就非常掣肘。比如他马树峰前面刚在局政治部讲了，凡属在十一广场事件中立功受奖而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律暂回原职的话，甘向前后面接着就在大会上宣布：十一广场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性质一样，是中央定的性，立功的照样使用，受奖的照样光荣！针锋相对的态势，越来越表面化。难怪局机关大楼里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上赫然写了“甘向前到底是‘牵头’还是‘甜头”’这样几个字，很是辛辣。他也曾抱着一线希望，以不念旧恶、不计前嫌的态度找甘向前谈过，结果不行，一谈就崩！
“我当然是有意见的！”甘向前很激动，“平反工作不能翻烧饼，不能对过去的结论一概否定嘛。别的不提，我只举一个例子，据说连周志明的案子有人都想翻，这成什么了？不要说徐邦呈脱逃的疑案未了，难道连他销毁证据的事也要一风吹吗？再说他在地震期间还有策动犯人越狱的新科，又该怎么说？”
对于311案的失败，公安部调查组兴师动众而来，不了了之而去，马树峰是早就打算重新调查的，只因始终大事缠身，一时尚不能顾到此处；对于周志明销毁证据的案子，他倒没有什么新解。这些年的事情，真伪杂陈，乱七八糟，没有第一手材料他一概木表态。而且市里后来对复查平反工作又做了新的分工，公安局只搞未决犯，投入劳改的已决犯统统归检察和法院系统甄别，他也就把这事搁在一边了。这次回自新河的路上他还想着，不知道这个周志明是不是还在这地方。
很早就想回自新河看看了，但是自从他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以后，要想躲开自己那间办公室，是绝没有可能的。直到现在，甘向前撤职审查，局里的形势完全明朗，各业务处的班子也基本上配齐，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起步了，他的这个愿望才算实现。
昨天晚上下了班，他只随身带了个秘书，轻装简从，孤车一乘，直奔自新河来了。
一路颠簸，夜里十二点到了场部。不知是谁先往这儿打了电话，场长、副场长，一溜七八个，迎候如仪，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了招待所的小楼。这使他十分扫兴，本来盼望着体会的那点旧地重游的亲切感，全被这种官场的繁文缩节淹没掉了，可惜。
今天一大早，他没等有人来拜就离开招待所，先到场长办公室来了，场长也是个刚复职不久的老家伙，一见面就发牢骚，——劳改局迟迟不给场里派新政委，搞得现在生产、管教、震灾后的基建，还有揭批查运动、搭配各分场的班子、落实党的改造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还有生活，全场一万多干部、职工、家属和犯人的吃喝拉撒睡，事事都得他这个当场长的躬亲主持，吃不消！马树峰听着，也只能心里叹气，“你叫我怎么办？”他说：“抓紧找年轻的，接班！”
这真是个要紧的事，局常委的班子几乎快成敬老院了；下面这些干部也是青黄不接。找什么样的人来接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公安人员，这是他近来时时盘桓于心头的问题。
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的当然不行，唯唯诺诺，难得糊涂的也同样木行，一定得要那种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来接公安事业的班，要真正有责任感的人！这些年叫“四人帮”搞的公安人员的责任感都到哪儿去了？像那个本来并不复杂的311案件，为什么叫一个外行加极左的甘向前就给活活搞砸了？那些当处长的、当科长的、当侦察员的，你们可不是外行，为什么不敢坚持原则，据理力谏呢？
一想到这些，马树峰心里就沉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