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海岩-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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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战兢兢地做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心理状态和处世哲学在他身上，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性格侧面了。坐监狱那会儿，在田保善这帮家伙的压迫下，他并没有一时苟全，而是拼命地争斗过。现在出了狱，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与世无争地过日子了，什么事儿都别锋芒太露，宁可示人以无为，即便是在盛极的时候，也不要失去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不能有一丝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说的那样，得意洋洋的人总是让人讨厌的。
可是，看到那些不管就容易毁误的事情，他总憋不住还要去管，这也许是一种双重人格吧。
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给马三耀挑的这个“刺儿”是挑对了。可现在冷静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觉得自己那个死认真的脾气是个坏毛病，这毛病是他性格上的另一个侧面，肯定会有人看不惯，以为他是想爆出点儿不寻常的声响来呢。可这毛病也是难改呀。
汽车在红灯路口停下来，随着一阵呛人的烟气，坐在后排座上的大陈把脑袋探了过来。
“科长，是怎么样个检举人，纪处长在电话里没提吗？”
段兴玉手里把握着舵轮，眼睛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答道：“没提，他在局里开别的会，大概刚才刑警队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件事，马局长就说叫我们五处出面同检举人谈一谈，纪处长在电话里只交待了这么多。”
陈全有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卷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个盗窃案件，为什么让我们插手？难道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
“怎么没可能产‘坐在他身边的严君说道，”江总工程师的笔记本里掉出来的那个小条子就很可疑嘛。咳咳！“她连连咳嗽了几气，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少抽几口行不行？“
“也说不定那字条是老头儿自己无意中弄掉的呢。”大陈把烟扔进烟灰斗里。
“和检举人谈完了再看吧，”段兴玉轻轻松开离合器，汽车穿过路口，“谁知道检举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又说。
汽车开进刑警队的院子。
他们先到办公室里，段兴玉看了检举人和马三耀谈话的记录，然后他们四个由马三耀陪着来到了刑警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没进门的时候，马三耀在周志明的脖子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小声说：“这人你认识。”
认识？谁呢？他肚子里打了个问号。果然，一走进那间陈设简单的接待室，他还没看清检举人的脸就认出了那身很刺目的黑色小西服。
施季虹也看见了他，抢先和他打招呼：“噢，你也在这儿呀，原来你是干这行的。”
他笑着点点头，没说什么。
经过马三耀极简短的互相介绍，他们和施季虹面对面坐下来。
施季虹坐在一把款式陈旧的高背木椅上，显然对这类场面很不习惯，有点儿局促地对马三耀问道：“怎么着，是不是要把刚才同你谈过的跟这几位再谈一遍？”
段兴玉翻弄了一下刚才的谈话记录，很客气地对施季虹问道：“被检举人是你的未婚夫，对吧？”
“是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很久了，啊，他知道。”施季虹用手指了一下周志明，随即更正说：“我不是检举他，我只是向你们反映一下那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况，究竟是不是他，那要靠你们调查甄别了。”
“你为什么没有在案发后立即报告，而要等到今天呢？”段兴玉的问话是很尖锐的，语气却依旧礼貌温和。
施季虹已经开始从局促中松弛下来，恢复了争时那种雍容自持的态度，像外国人那样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说道：“我知道你们会这么问。怎么说呢？其实那天夜里我完全是偶然的失眠，也完全是偶然地走到窗前，又无意地站在那儿往窗外看。当时，我还以为见了鬼呢，或者是看花了眼。要知道，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会不会是由于一种生物电流的作用使我把一个在夜深人静翻过江伯伯家窗子的贼看成是卢援朝了呢，我想大概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钻进被子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边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子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种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姐》，我是演B组的阿霞的，我这是头一次参加专业演出，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点儿，呕——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道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出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眼，谁知道难不准呢？我没把握就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出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
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
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催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处，虽然够不上一部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性格也赚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处。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春节结婚，家具都打得差不多了，懊，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
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头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
“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他。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
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直。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
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
“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
“能想想吗？”
“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
“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
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
“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
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
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
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
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
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
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
“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
二楼会议室里，11·17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地。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祥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新载，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颀长而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
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林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
侦察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察情况，甚至连侦察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察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哩喀，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察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
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
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缓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么？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
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
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划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读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察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