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活着就老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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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慧的公关，独步天下。她的做势能力异常强悍，第一个提出美女作家这一概念，第一个为了捍卫这一概念不惜亮出胸膛，第一个多方走动设法让《上海宝贝》被官方查禁。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被官方查禁比得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冯至文学奖牛逼多了。宋朝柳咏写的“且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被皇帝看了，说以后就让他浅吟低唱吧，功名利禄就不要想了。从此柳咏就成了“奉旨填词”，到处臭牛逼。史料暗表，这件事，柳咏使了老大的银子，托了七八个知名太监才办成。卫慧的牛逼不让柳咏：盗版卖得火爆，国际版权卖得盆满钵满，借着名声以学者身份讲学硅谷、纽约，吸引了当地华人社区所有著名的老色鬼和意淫爱好者。难怪圈里有人议论，“不知道卫慧和出版署是怎么分帐的？”
同时代作家可以放心的是，卫慧红不了很久。写文章光靠脱，靠市场营销和公关，是不行的。脱第一次，大家叫好。再脱就是露阴癖，大家会叫警察的。让同时代作家羡慕的是，卫慧一定会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定位置。那种地位仿佛毛主席像章在中国制造史上的地位，工艺谈不上，但是有历史意义。卫慧的历史地位，是社会的发展阶段造就的，其文化史的地位将远远高于其文学史的地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人家抢占了先机？希腊先哲早就告诉过我们，不要做第二个在月亮上行走的人，因为人们只会记得第一个。
卫慧这种质量的文字存在反映了这个年代。外国作家中也有美女：睡遍黑白两道（包括亨利米勒在内）的安纳宁（Ana？s Nin），睡遍千山万水（包括30年代上海滩阔少文人邵洵美在内）的项美丽（Emily Hahn）。但是这些女作家知书达理恪守妇道知白守黑，从不把女人的美丽和文字的美丽掺在一块儿练。她们明白，女人的美丽，一分姿色二分打扮三分聪明四分淫荡，文字的美丽和这些不搭界。以前物质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一间屋子又当客厅，又当餐厅，又当卧室，又当书房。现在物质生活好了，客厅、餐厅、卧室、书房，可以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四间房。但是现在，精神生活条件还有限，没有公开卖的《花花公子》，没有选美比赛，没有合法的三级片，卫慧之类的文字只能又当小说又当色情杂志又当毛片，真是辛苦她了。
狐狸自信能吃到葡萄，但是说到底，葡萄还是酸的。
2002/3/17
妍媸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
冯唐
从第一次见黎宛冰开始，就听她不停唠叨：“成名当需早，成名当需早，冯唐你应该把你的小说赶快出版。”我知道她在劝我的同时也在激励自己，于是就在回答她的同时也尽量安慰自己、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大器晚成，厚积薄发。”最近，黎宛冰终于出版了她的小说处女作《人人都说我爱你》，黎姐姐已经三张的岁数了。春节前，样书印出来，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黎宛冰召集聚会。有免费新书，有免费啤酒，圈子里各路神仙道长、魑魅魍魉都到齐了。书的装帧爽洁中一点旖旎：中文题目，颜体肥满。英文题目，拼写正确。黎宛冰一张小照片，穿个小花坎肩。书放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挺为黎宛冰高兴。
从第一次见黎宛冰开始，就听她不停唠叨：“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你别撇嘴，要是比尔盖茨替我包装，砸下上千万的美金，我这个长相就是绝代佳人。”黎姐姐说这话儿的时候眼里桃花一点，胸前奶光一闪，旁边站立一个微笑点头的德国中年男子。我当时觉得她说得真有道理。现在她的小说出版了，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如果说黎宛冰好看，就是骂她是美女作家。如果说不好看，也少不了得白眼。不如借马叙伦评杨度的态度，妍媸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
《人人都说我爱你》是一部人人都该看看的小说。
看点之一，直指女人心。在现在的社会，不用刻意敞开心扉，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已经汹涌而至：古今、中西、文理、正邪。信息爆炸本身是个很恐怖的词汇。我上医学院的时候，为了让小白老鼠理解中国现代读书人的处境，上午给它听崔健，下午给它听莫扎特。一三五给它听《枪和玫瑰》，二四六给它听瞎子阿炳，星期天不休息听新闻联播。三个月后，小白老鼠疯了。描述这种处境，古典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和现代的“意识流魔幻现实”等等都显得苍白无力。黎宛冰采取的方式近乎禅宗：不要时间，不要地点，不要人物，不要情节，不要意识，不要魔幻，直指女人心。比如：“仲夏夜的微风有着醪糟的薰然气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男女之间的微细的化学反应总是在这样的时刻发生，用大量奢侈的词汇和欧式长句也无法抒发的感觉。小B体内的酶在源源不断地大量分泌，经过半瓶的红酒之后，小B的心绪透明而混乱，这时她已经把自己危险地暴露于这个男人老于世故的眼光之下，可是小B不自量力地对自己说，如果男人里面也有尤物的话，他就是。”再比如：“小B惊奇地想，他居然也结婚了。然后，就陷入了一阵突发的烦恼中，她的烦恼在静止的时间中加剧着，直到流出泪水，她恨恨地想，这么多年了，这个人居然还能让我流泪。但这泪水并不为任何人，在泪水流出的时候，她发现笼罩了她这么多年的，初恋的神秘的魔力永远地消失了。现在他是一个再平庸不过的男人，和她的青春一样平庸。她任由自己沉浸在泪水中，岁月，她曾经有过的最柔和的岁月全部倾倒过来，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为了那样糊涂的痴恋和痛苦。它们不会再来骚扰她的安宁了，为此她使劲地呼吸着这忘却的空气。”
看点之二，凸现生活。我固执地认为，作家有义务记录下他们所处的生活状态。画鬼容易画人难，描画生活状态是最要功夫的。所以几乎所有当红或红过的前辈作家写神、写鬼、写帝王将相、写六朝粉黛、写日本鬼子、写上海滩流氓大亨，就是不写眼前，不写他们所处的生活状态。作怪永远容易，“于无声处听惊雷”永远困难，听出趣味来更难。同样一本小说，二十万字左右的东西，我读老舍，大笑了三次。王小波，两次。王朔，两次（限于其四卷本文集之一和二，其余多为垃圾）。石康，一次。我读黎宛冰的《人人都说我爱你》，大笑了一次，偷笑了一次。黎宛冰借着记者身份，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了：边远山区、老少边穷、邪教形成、互联网骗局、行为艺术、愤青、流氓作家。比如：“这个小城和中国的大多数小县城没有多少区别，唯一能标明它是座城市的是，一个街心的广场，广场上有一座矫揉造作的雕塑，这些僵硬的人手心向天，你争我夺地顶着一只球。我在小城里总见到这样的雕塑，以各种形式顶个球：工农兵顶个球，民主和科学顶个球，人类和动物顶个球，虚构和现实顶个球，男人和女人顶个球，它们分布在许多城市里，变成标志城市文明的丑陋景观。”再比如：“我对村长说：您唱歌真好听。村长笑着说：这算啥，新郎倌唱得才好听呢，他唱的都是流行的。”又比如：“我们刚刚来到喝晚茶的地方，天空开始飘下鹅毛大雪，季康抒发着70年代末的文学情怀，来吧，就让这场雪好好地荡涤人间阴暗，他夸张地张开双臂，和我们每个人都拥抱了一下，我们轮番拥抱，尽显革命战友的情谊。”
至于这本小说能不能让“人人都说我爱你”，我有两点担心。第一个担心是故事性不强。虽然故事完全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描述生活状态，但是故事是大众的阅读期待。我有一天回家，看见老妈在聚精会神看电视剧，电视剧里三男三女，多角恋爱，之后老妈在饭桌上不厌其烦地向我描述了这个多角故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于是我得出结论，“老妪能解”从白居易时代到今天都是流行的必要标准，而“老妪能解”的必要条件是有故事。第二个担心是逻辑不够流畅。比如结构可以转承起合得更紧凑，比如语言可以修剪得更干净。
从出生年月来看，黎宛冰属于七十年代。无论七十年代的作家如何挨骂，舞台迟早会被他们占据。无论他人如何贬低和否认，七十年代的作家没了太多“苦大仇深”，有了足够的中西学养，少了条条框框，多了万卷书万里路的历练，后现代新古典，更完整意义上的小说文字早晚会在他们笔下产生。黎宛冰的《人人都说我爱你》是这艰难过程中一步。
2002/2/18
如何成为一个怪物？
冯唐
我羡慕那些生下来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人。这些人生下来或者具有单纯的特质。如果身手矫健、心止似水，可以去做荆轲。如果面目娇好、奶大无边，可以去做苏小小。或者带着质朴的目的，比如詹天佑生下来就是为了修一段铁路，比如孙中山生下来就是为了搞一场革命。我从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我把自己象五分钱钢蹦儿一样扔进江湖上，落下来，不是国徽的一面朝上，也不是麦穗的一面朝上。我这个钢蹦儿倒立着，两边不靠。
其实很早我就知道我只能干好两件事情。第一是文字，我知道如何把文字摆放停当。很小的时候，我就体会到文字的力量，什么样的文字是绝妙好词。随便翻到《三曹文集》：“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就随便想起喜欢过的那个姑娘。她常穿一条蓝布裙子。她从不用香水，但是味道很好，我分不清是她身子的味道还是她裙子的味道，反正是她的味道。第二是逻辑，我知道如何把问题思考清楚。随便翻起《资治通鉴》，是战是和，是用姓王的胖子还是用姓李的瘸子，掩卷思量，洞若观火。继续看下去，按我的建议做的君王，都兵强马壮。没按我的建议做的，都垂泪对宫娥。
我从小就很拧。认定文字是用来言志的，不是用来糊口的，就象不能花间喝道、煮鹤焚琴、吃西施馅的人肉包子。逻辑清楚的用处也有限，只能做一个好学生。
我手背后，我脚并齐，我好好学习，我天天向上。我诚心，我正意，我修身，我齐家，我治国，我平天下。我绳锯木断，我水滴石穿，我三年不窥园，我不结交文学女流氓。我非礼不看，我非礼不听，我非礼不说，我怀了孟子。我忙，我累，我早起，我晚睡。
但是，我还是忘记不了文字之美。
上中学的时候，我四肢寒碜小脑不发达，不会请那个蓝布裙子跳恶俗下流的青春交谊舞。我在一页草稿纸上送她一首恶俗下流的叫做《印》的情诗，我自己写的：
我把月亮印在天上
天就是我的
我把片鞋印在地上
地就是我的
我亲吻你的额头
你就是我的
上大学的时候，写假金庸假古龙卖钱给女朋友买蓝布裙子穿。我学古龙学得最象，我也崇尚极简主义，少就是多，少就是好。我描写姑娘也爱用“胴体”。我的陆小凤不仅有四条眉毛，而且有三管阳具，更加男人。
上班的时候，我看我周围的豪商巨贾，拿他们比较《资治通鉴》里的王胖子和李瘸子，想象他们的内心深处。假期不去夏威夷看草裙舞，不去西藏假装内心迷茫。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我摊开纸笔，我静观文字之美。
两面不靠的坏处挺多。比如时间不够，文字上无法达到本可以达到的高度。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质量，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力量。比如欲望不强烈，没有欲望挣到“没有数的钱”，没有欲望位极人臣。就象有史以来最能成事的曾国藩所说：“天下事，有所利有所贪者成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者成其半。”我眼里无光，心里无火。我深杯酒满，饮食无虞。我是个不成事的东西。这和聪明不聪明，努力不努力没有关系。
两面不靠的好处也有。比如文字独立，在文字上，我不求名、不求财，按我的理解，做我的千古文章。我不教导书商早晚如何刷牙，书商也不用教导我如何调和众口、烘托卖点。比如心理平衡。我看我周围的豪商巨贾，心中月明星稀，水波不兴。百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他们，但是那时候的少年人会猜测苏小小的面目如何娇好，会按我的指点，爱上身边常穿一条蓝布裙子的姑娘。
倒立着两边不靠，总不是稳态。我依旧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年轻的时候，这种样子叫做有理想。到了我这种年纪，我妈说，这种样子就叫做怪物。
2002/6/14
橡皮擦不去的那些岁月痕迹
冯唐
总体上说，和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南方报纸杂志相比，北京的报纸杂志太天安门、太长安街、太中国历史博物馆、太人民大会堂了。北京办报纸杂志的人可以大体分为两类，真弱智的和装弱智的。但是办出来的东西，却出奇的统一和一致：天总是蓝蓝的，姑娘总是壮壮的，黑夜不存在，极个别的几个坏人，留着小黑胡子，脑门上写着两个隶书黑色大字：“坏人”，祖国的形势象是吃了几百吨壮阳药，硬挺挺的想疲软一小会儿都不行。
所以一直喜欢《三联生活周刊》。版式爽静，文笔通顺，信息繁而不贫，涉猎杂而不乱，选题永远热点，发言每每擦边但是总能不踩地雷。铜板彩印，长度也适当，大方便的时候，翻完半本就可以找手纸了，睡觉之前，翻完一本就犯困了。尤其是当三联的《读书》杂志越来越象二流落魄文科学究的学术通讯的时候，尤其是刚发刊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好得简直不象北京出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丰富了我们打击上海人、广东人的精神武器。
逛书店看见一本黄色封面的小书《有想法没办法》。杨葵编的，作家社出的，布丁写的，收集了《三联生活周刊》现任副主编苗炜（笔名布丁）借工作之便，在“生活圆桌”板块上发表过的大多数小文章。《三联生活周刊》靠“生活圆桌”板块加些佐料，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