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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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架子上的不只是甜腻好吃的巧克力牛奶，还有那装牛奶的圆滚滚很占面积的塑胶
瓶子。立在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市场中央，我眼中千千百百件好吃好用好看的食
品用品装饰品同时是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你绝对没见过气色那么败坏的家庭主妇，孤独而失落地站在洗衣粉和马桶刷子
之间。
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而且快乐地活下去。在一个阳光很亮的早晨，我在自家邮
箱上黏上一张小纸条：“请勿投入广告！”在这个一板一眼、不大会转弯的国家里，
听说这样一张纸条就够了。
然后我上市场，手里挽着一个大肚竹篮。先在药房停一下，买一瓶咳嗽糖浆。
“要袋子装吗？”药剂师问。“当然不要。”然后踏进眼镜行，买两罐药水。小罐
装的， 表示待丢掉的塑胶罐太多， 那么就买大罐的。“要袋子装吗？”老板问。
“不要。”市场里，挤满了东挑西拣的女人。牛奶，有玻璃瓶装，有塑胶罐装，有
纸盒装，我把玻璃装的放进篮中；玻璃瓶可退，不必造成我的负担。慢慢儿走．包
装华丽庞大的不要，包装层次繁复的不买。红萝卜、大白菜、青葱、红椒、黄瓜、
芹菜，全可以光溜溜、赤裸裸地躺进竹篮离开超市前，没忘记把所有的包装纸
盒和塑胶外壳当场剥下，丢进商店为客人准备的几口大桶中。
往回家的路上走。左手握着一把芹菜，右手挽着一个沉沉的大竹篮，三岁的飞
飞一旁跟着，一只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裙角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路面——妈妈、
孩子、竹编的菜篮和芹菜，这，这岂不回到了三十五年前台湾的乡下生活吗？
4
一扇窗。艳红的天竺葵从窗台瀑泻下来，不可收拾地一大片缤纷色彩。
楚戈端着相机，对准着这扇窗，左一张，右一张，边照边若有所思地说：
“住里边的人其实自己看不到，它是美给过路的人看的。”
席幕蓉在另一个夏天来到。看见另一扇窗，眼睛一亮，操起相机就照。什么话
都没说。
我总是几分得意地带朋友来这个乡走走看，这实在是个美丽的小乡。可是，我
其实并不那么得意的，因为——虽然住在这里——这毕竟不是我的故乡、家乡。古
街、老宅、窗、花，都是他们的。
我的家乡呢？
那扇美丽的窗子的主人，你说，是个艺术家，品味超出寻常。
可是我知道不是。主人是个木匠。这古街老巷里住的大多是工匠师傅之流，所
谓普通人。
那咱们家乡人在贫困艰苦中长大，还没有闲情去专注于环境住宅之美。你不服
气地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再宏观一点，两百年是怎么过来的？
连窗子都得来不易，如何奢谈窗台外的天竺葵？
可是，你不能不让我沉默地发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一个为了炊火可以
把长城的石头挖掉的民族，一个为了方便可以把连城的凤凰木连根拔起的民族，变
成一个在某些时候愿意为“美”作些妥协和牺牲的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
条件，照你的说法，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台湾的贫困艰苦早成过去，钱，在灯
红酒绿的街上流动着，却并不走向天竺葵。你想必也去过万华夜市那家台南担担面。
金碧辉煌的装演大刺刺地告诉你——用四种文字——你手中法国的金筷子多少美金
一双、眼前英国来的瓷器、德国来的酒杯、哪里哪里来的桌子待子桌巾桌灯要多少
多少钱，多得教你目瞪口呆。担担面提醒你我们共同的卑微的过去，金杯银匙（全
部来自那些出天竺葵的地方）鼓舞你为我们的现状骄傲、为我们的未来雀跃，然后
打个满足的饱嗝。
你真相信一旦摆脱了贫困艰苦，对美的漠视就自然会改变吗？恐怕没那么决。
这一年来，异乡这儿的街坊邻居明显地感觉到治安恶化的威胁，三天两头地听说左
边有边谁家谁家遭窃了。我们离家度假时，总预期着回来时家中可能巳被搬空；隔
壁老太太，更是惯常地在厨房台子上压张一百块钱，“这样，”她说，“小偷有点
收获，就可能不会因怒而破坏家具。”不安全感到这个程度，够强烈了吧？
为什么不装铁窗呢？你说。
对呀！我也正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奇怪，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装铁窗呢？
为了同样的不安全感，台北人不都已经决定住在铁窗里头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铁窗是那样一个外观丑陋、内在意义丑陋的东西，这里的人
连那个念头都不会有。或许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吧，我自己，宁可出外回来发现家中
面目全非，不愿意在房子上加上铁窗。我不能为了怕小偷而用丑来惩罚自己。
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罢了。美，在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5
在海德堡一家小店里发现一种从没见过的香油，茉莉花油。沾上一点点，漫天
漫地的茉莉花香扑鼻而来。我愣愣地立在那里，眼泪就涌了上来。莫名其妙的，不
过是一点花香罢了？
可是茉莉花，和家是联在一起的。小的时候，街头巷尾，哪家没有几株茉莉，
在墙角，在夜晚，静悄悄地呼着香气？少女恋爱的时候，难免爱走最黑的巷子，因
为巷子里甚至没有月光，只有和巷子一样绵长的蠢动的茉莉花香，带着致命的魅力，
把人牵引到梦里去。
从此我再也不去别家买香水，再也不买别的香水。
不一定非天竺葵不可；我们原来有茉莉花，只是由于钻营忙碌，把花给甩了。
6
谈什么住宅文化——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茉莉花的意义？
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的仰望星斗。我们，从
黝黑的城市中冒出，也需要一个能够仰望星斗的地方，一点点脚的空间，心的空间。
遇见阿土的那一天
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园的草地上松手放走一个粉红色的气球，气球上系着一
张小纸片，写着两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岁半，住在德国克伦堡麦河街六号，收到气球请来信。”
十二月底，一个下雪的早上，胡须上沾着雪花的邮差送来一封信，给安安的信，
来自波兰。
邻居把波兰文译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飘来的气球。我今年三十六岁，名叫可兰波
斯基。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岁。波兰通货膨胀得厉害，这里什
么都贵，我们什么都买不起。我也失业了，今年冬天不知怎么过。我们住在华沙一
百公里外一个小村子里。收到信后请给我们一个回音。”
安安听完翻译，失望地说，“不是小孩！”兴致索然地走了。
邻居说，“怎么样？要给这什么斯基寄个包裹去吗？这信分明是写给大人看的！”
我摇摇头，觉得疲倦，“不了。于事无补。”
※ ※ ※ ※ ※
中午，雪变成了雨，挟着冷风，扑打在玻璃窗上，一片肃杀之气。
有人按铃。
门口站着个年轻人，德国人。衣裳穿得单薄，早湿透了。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淋
到眼睛里去。他打着哆嗦，嘴唇发紫地说：
“请——请问您——你要不不要订订一份杂志？”
我的天，是个推销员，该杀的。
“我不要， 对不起．” 我让他站在屋檐下面，雨水在他脚边淋成一个小潭，
“我家的杂志有二十来种，读不完的，但是我可以给您一杯免费的热咖啡”
他在发抖，青紫色的手指在胸怀里摸索，取出一张单子，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
了：
“明镜、明星、画报随便订哪一种，一种就就就好”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我准备关门，年轻人突然哭了出来———或许那是雨水，不是泪水，他急迫地
用呜咽的声调说：“我已经走了一整个整个早上，只有两家订，我只要再一家，只
要您肯帮忙。我就有救了”
头发里的水不断滴到他眼睛里，眼睛里又不断流出水来，简直可怜极了，他哽
咽着说：“我明天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缴不起房租，只要您您肯订订一份，我就
就——就可以回去交差”
他停住了，就那么湿淋淋地望着我，像只从阴沟里出来的老鼠，腿站不稳，打
着哆嗦，嘴唇发紫。
我看着他，半晌，叹口气说：
“对不起！我实在没时间再多看一份杂志。”
对着他湿淋淋的脸，把门关上。转过身，背靠着门，觉得自己在生气，可是不
知道在对谁生气。
※ ※ ※ ※ ※
下午，竟然放了晴。从窗里望出去，一片湛蓝的天空，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
出了门，才知道那蓝色的晴朗是个假相，因为雨雪初化，蓝天下的世界冷得刺
骨。
大街被打扮起来，红花绿叶配着黄澄澄的灯，像蜂蜜般柔腻甜美的圣诞歌曲在
街上荡漾。橱窗里站着红光满面笑呵呵的圣诞老人，毛茸茸的小兔小狗小熊小猪在
电的操作下很可爱地向人摇尾点头。所有的商品都变成了礼品，包装得精致漂亮。
我看到一只蓝色的马桶，马桶上系着一只巨大的金色的蝴蝶结。
我也是那珠光宝气的人群的一分子；我是出来买礼物的。
扎着金色蝴蝶结的马桶在玻璃窗里边，玻璃窗外边，墙角下，挨坐着一个女人，
怀里搂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母子拥抱，守着地上一只空罐子。
我看看马桶，看看这个女人，继续往前走。
没有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个熟睡中的孩子。冷，冻得他两颊通红，鼓鼓
的。
我又踱了回来，站在女人前面。她裹着围巾，两眼盯着地上的罐子，里头有些
零钱。
我又拔腿走开。
又回来。那小孩张开了眼睛。
又走开。又回来。
我终于来到这个女人面前，蹲下来。
“这个孩子很冷，”我握着孩子肥短的手，“您从哪里来？”
女人有气无力地说：“南斯拉夫。克罗埃西亚。杜若尼克。”
杜若尼克，那个拜占庭时代的老城，被炸毁了一半的荒城。
“您丈夫呢？您没有家人吗？”我问，感觉背后不断流过的人潮。
女人淡淡瞄我一眼：“死了，都死了。”
“您来德国多久了？您住在哪里？”
“四个月了。住在一个营帐里。”
小孩瞪着清亮的大眼。
“这么冷，”我说，“您要不要到我家里去吃点东西？我用车再把你们送回来。”
女人摇摇头：“不能离开。您把饭带来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来了个小男孩，背着个风琴，提着一盒披萨饼。他把身
上七七八八的东西搁在地上，然后对我说：
“她要留在这里赚钱，不能走开，可是，”小男孩笑着，露出两颗大大的兔宝
宝门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饭。”
※ ※ ※ ※ ※
我们在餐馆坐下。阿土点了香肠、薯条、百事可乐，每样两份，持会儿带出去
给女人吃。
“你几岁，阿土？”
“七岁！”阿土说，“你呢？”
“我八岁，”我说，“比你大。”
他满意地点点头，大眼睛一转，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他指的是我刚刚付账时拿出来的百元大钞。
“我的钱也不多，”我解释着，“我有两个小孩要养，一个跟你差不多大。我
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钱——”
“你做什么？”他的嘴巴塞满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做什么？”
“嗯——”说，“写字。”
“哦！”阿土显得惊讶，他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清洁妇，打扫办公室的。”
“我也是个清洁妇没错，”我帮他切香肠，“我还煮饭、洗衣、带小孩，我的
工作有好几份。”
“难怪你有钱。”他点点头。
“阿土，街上那个女人是谁？”
“是我妈妈的朋友，所以我妈要我照顾她。”
“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
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
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
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
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
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
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