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列。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但它却说明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影响。庞大的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在美国不断监视波斯湾的构架中一直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沙特领导人已经透露说，一旦与伊拉克的战争结束，他们将要求布什总统把所有的美国武装部队从这个王国里撤出。实际上，许多沙特人似乎认为，美国与伊拉克新打的这场战争最好的一点，并不在于消灭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于消除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这样，奥萨马·本·拉丹也许会看到他很久以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沙特与美国联盟的终止。
与沙特阿拉伯一样，约旦和埃及也在烦恼。在会见约旦领导人时，我感受比较深的是，他们认为华盛顿误解了该地区发生的事时所表示出的那种失望。开罗的阿勒…阿拉姆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穆奈姆·赛义德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赞同，并作了最好的表述。一次在吃早餐时，他解释说，美国人往往把伊拉克、伊朗、原教旨主义、恐怖和巴以冲突问题视为互不相关，可以一个个加以解决的问题。他说，对阿拉伯人来说，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是，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伊拉克问题，倒不如说是巴勒斯坦问题。他说，实际上，打击伊拉克只会加剧中东局势的恶化。尤其是，它可能抑制不了，反而会刺激原教旨主义和阿以之间暴力的产生。他强调说，你们这些美国人不理解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感受得到的那种深深的不公正。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拥有原子武器，阿拉伯国家却不能？为什么以色列能够无视联合国决议而不受惩罚，萨达姆却必须要立即受到进攻呢？为什么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击沉美国“自由”号海军军舰并利用像乔纳森·波拉德（此人目前在监狱服刑）那样的美国人来刺探美国情报却照样没事儿，而侨居美国的阿拉伯民族的人就因为是阿拉伯人就得定期地被召集起来询问是否参与了恐怖活动呢？另外，他说，阿拉伯人并不把萨达姆视为如同恐怖一样的大威胁。他指出，为了逼迫伊拉克，美国选择了一条省事的办法，即袭击一个它可以轰炸的首都。他继续说道，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与温和的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系起着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抑制伊斯兰革命浪潮以及在1991的海湾战争中结束萨达姆威胁的作用。而现在，他说，阿拉伯人把美国本身视为导致该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力量。
这一观点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受到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赞同，2003年2月他在由116个成员国组成的不结盟运动会议上说，美国现在不再仅仅为反恐而战了。他说，相反，它是在为控制世界而战。他强调指出，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失望情绪漠然处之。他还谴责了令穆斯林大为恼火的极其明显的双重标准，并争辩说，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努力正在造成不公正和对其它种族及肤色的人民的压迫。就是这个马哈蒂尔，不足一年前还曾因坚定地支持美国向恐怖开战而在白宫受到盛情款待。
南亚
巴基斯坦1947年从印度分离出来时留下的后遗症，还有冷战，再加上反恐战争的出现，这几者交织在一起，在南亚造成了混乱局面，也许使该地区成了当今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惨痛分治，使数百万人丧生，并造成了克什米尔分割带来的连续不断的痛苦。在过去的50年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过三次仗，虽然两国都很贫困，却一直在竞相研制极其昂贵的武器。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也纠缠其中。
尽管印度一直是民主政体，巴基斯坦经常是军事独裁统治，然而，由于印度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对美国与其前殖民统治国英国的密切关系存有戒心，因而它在冷战时期倒向了苏联。这样一来，美国就靠拢巴基斯坦了。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欣然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诸如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一类的联盟。但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一直时热时冷。在冷战初期，由于美国想在亚洲寻找盟友，两国关系很热。后来，1962年中国进攻印度时，由于华盛顿向印度提供了一些援助，印度与美国的关系热了一段时间。可是，巴基斯坦不久就成了中国的盟友，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尼克松则希望打开中国之门。于是巴基斯坦领导人主动提出，可以作为通向北京的一条渠道，这样一来又促进了巴基斯坦与华盛顿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确实十分密切，以至于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美国竟倒向了专制的巴基斯坦而反对民主的印度。此后，华盛顿似乎多少忘记了该地区的存在，直至1974年印度的第一枚核装置爆炸。虽然美国曾经培训过印度的科学家并提供过关键性核材料，但在爆炸之后，尽管印度许诺不会使这一装置武器化，美国还是中断了向印度的核燃料供应。此举反而使印度更紧密地投到了苏联的怀抱，而苏联则很高兴成为印度的重水供应者。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在1971年与印度开战之后，便开始了它自己的核发展计划。尽管加拿大和德国为其提供了关键设备，美国则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表示它对一项并不明显的核武器计划的反对。然而，到了1981年，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对华盛顿来说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了。为了训练、武装穆斯林游击队并为其提供物资，美国需要一个后方地区，而巴基斯坦正是理想之地，它是一个穆斯林国家，那里有许多部落与住在阿富汗的相同，而且讲的语言有些也相同。这样，里根政府尽管逮捕了一个企图将两吨锆偷运到巴基斯坦的走私犯，但还是解除了对巴基斯坦的制裁，并重新开始向它提供慷慨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以报答它对穆斯林游击队的帮助。1983年，中国据报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份炸弹设计方案；作为回应，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对巴实施经济制裁，除非白宫能证明巴基斯坦并没有启动核武器计划。在后来的5年里，白宫做了这样的证明，但在1990年，当巴基斯坦由于害怕再次与印度交战而制造了几个核武器的核心部分时，白宫最终对它实施了制裁。然而，该计划一直持续到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进行了一系列核试爆。华盛顿再次表示出了它的愤慨。
苏联崩溃后，随着大批印度企业家在美国的硅谷发财后回国创立新的公司，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开始变暖。2001年，小布什政府宣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并与印度展开了更多的军事合作，以此向中国发出它已被包围的信号，这时美印关系更热了。与此同时，在巴基斯坦的指导下，塔利班控制了1989年苏军撒出后被美国丢弃和忘记的阿富汗。当塔利班把妇女罩在面纱之下，使她们离开工作、学校、甚至医院，向奥萨马·本·拉丹提供设施和帮助，并把一个地地道道中世纪式的政权强加在阿富汗人民头上时，美国一直保持沉默，直到“9·11”事件发生。
突然间，我们又需要巴基斯坦了。由于穆沙拉夫总统保证，在反恐战争中他是“与”美国站在一起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又开始流入巴基斯坦。实际上，穆沙拉夫敢这样保证，足见其大胆。他自己的军队及秘密特工部队里就深深地埋藏着伊斯兰激进分子及塔利班的支持者，而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特别是毗邻阿富汗那几个省份，均倾向于支持奥萨马。考虑到穆沙拉夫政权又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暗杀或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过去存在，现在也仍然存在。然而，如果说穆沙拉夫是胆大，那么也可以说他是狡猾。当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支持者抓住了《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珀尔并将其杀害时，巴基斯坦的国内安全部队掌握并且很有可能参与了杀害活动。2002年2月穆沙拉夫造访华盛顿时，他几乎肯定知道此事。可是，他告诉美国公众说，他相信丹尼还活着。为了自己能活下来，也许他不得不这么说。不管怎样，当今的形势是，尽管穆沙拉夫在美国的支持下仍然当着总统，但他并没有控制他自己国家的西部省份或所谓的部落地区，而且他似乎也无法控制他的一些继续支持克什米尔地区恐怖活动的内务部队。这一活动很容易导致与印度的战争，但是美国告诫印度要冷静处理，因为华盛顿需要穆沙拉夫支持它在阿富汗的政策。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在伊拉克和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正在使巴基斯坦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现已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正如巴基斯坦一位重要的出版商对我所说的那样，类似塔利班的集团极有可能杀掉穆沙拉夫并夺取巴基斯坦及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如果你觉得有点骇人听闻，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世界新秩序
世界新秩序的形态虽然还未定型，但却越来越令人不安。这一新秩序并不完全是美国反对整个世界，就像我那位马来西亚朋友所预见的那样。但是，美国与它在韩国、欧洲、日本、东南亚以及拉美那些老朋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上升至危险的程度。与俄罗斯、印度及中国这些老对手的关系实际上倒有所改善，不过仍然存在不可预知性。的确，整个世界秩序已变得不可预测和不稳定了。我们需要扪心自问，那是否真的就是我们的本意？
第十章 山巅之城
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除了时下的各种危机之外，目前争论最多的就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战略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们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我们先说战略问题。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美国奉行的是两种相互依存的战略——遏制和经济全球化。美国和它的盟国达成的默契是：盟国不仅可以获得美国的投资，而且可以进入美国巨大的市场，还可以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必须接受一种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结成的伙伴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国为长，但也并不总是头号伙伴。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解释的那样：“美国的势力并没有扰乱世界秩序，因为美国用一套广为理解和接受的共同规则把自身约束住了。”换句话说，其它国家之所以把自身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等同起来，是因为美国“使自己的势力无法造成损害”。本杰明·施瓦茨和克里斯托弗·莱恩在2002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共同撰文，将此称之为“再保险战略”。文内描述了外国对美国的疏远感、恐惧感和背叛感，指出造成这种感觉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势力增长的幅度相对过大。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得非常恰如其分。他说，“我热爱这个国家［美国］与许多欧洲人的想法恰恰相反，美国势力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美国’的，而纯粹在于‘势力’太大，即便是大天使下凡，握有这么大的势力也是件危险的事即便是民主存在于超级势力之内，也会滋生各种诱惑。”加顿·阿什过去虽然从来未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间的分歧发表过评论，但他这番话也许是对的。我认为，这番话值得引起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是在美国的战略原则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讲出来的。这种转变使得美国势力在世人的眼中越来越“有办法造成损害”了。
美国在战略原则上的这种转变，始于老布什政府末期。当时，切尼手下一个由沃尔福威茨牵头的研究小组先是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很快就泄露给了《纽约时报》）。文件要求政府制定一项旨在阻止任何挑战势力崛起的战略。当时，这种战略原则被看作是几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的非正式想法，因而未被接受。但后来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讲话中将其作了阐释，这种战略从此便一跃而成了美国的正式战略，并于2002年9月写入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美国认为遏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对手拥有的自杀性心态，加上获得与投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容易，已使遏制首先打击的战略变得不合时宜。所以，新的战略原则指出：“我们不会坐视危险增大，”也不会等到“蘑菇云”升起。相反，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旦我们感到危险大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我们就会先发制人，预防性地实施打击。这项战略原则是打着对付由那些令人失望的国家和“无赖国家”所造成的动乱这一旗号并以此为措辞提出来的。为了消除一些大国担心自己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恐惧，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还谈到了要加强大国间的合作。
但是，该战略原则的第二部分却一改这种令人放心的基调，坚持认为美国要保持自己与其它国家间的实力差距，让所有国家连向美国挑战的念头都断掉。这是一种依靠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获取绝对安全的战略原则，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美国。不过，也只有美国拥有成功地将其付诸实施的人力、机构、自然和技术资源。这种战略原则不仅迎合了美国人那种久已形成的认为美国人生来不可战胜的看法，而且也迎合了美国人对优势武器习惯性的信赖，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人具有的那种认为自己例外和与众不同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上帝特殊的选民，理应可以获得豁免。美国人还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怕他们的必要，因为上帝把“真理”赐给了他们，而“真理”使得美国人拥有自由，乐善不倦。因此，在总统关于“自由战胜其所有夙敌”的言论中，惟我的善恶二元论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切莫搞错，这种新的战略原则实质上是属于帝国主义式的，深受当代拉迪亚德·吉卜林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译者注们的欢迎，而这帮人是《华尔街日报》和其它一些右翼出版物培育出来的。这些出版物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