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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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内部的情绪
冷战中首轮大的对抗之一发生在西柏林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西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的中心，是由美、英、法三国军队占领的一块自由的飞地，周围都是苏军。苏联当局很想把柏林全部接管下来，但又不愿意直接攻打，所以便实施了封锁。他们不给这块飞地提供补给，也不允许西方通过他们占领的领土运送补给品。美军情急之下，开始了如今已成为传奇的柏林空运行动，每天将数千吨补给运至藤佩尔霍夫机场，看你苏联人敢不敢出来阻止。这一着果然奏效。此后四十年间，直到柏林墙倒塌后这座城市的两半最终合为一体为止，西柏林一直是一盏自由的灯塔。柏林人与美国历届总统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1963年，肯尼迪总统对这座城市说“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时，曾激起热烈欢呼；1987年，里根总统呼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除这面墙”时，听到了同样热烈的欢呼声。可是，布什总统2002年5月访问这座城市时，听到的却是嘲弄，而不是欢呼。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了找到原因，“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就美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舆论调查，于2002年春夏两季在44个国家访问了38万多人。对美国人来说，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令人感到不安的一面。这次调查的结果一方面表明，世界各地对美国怀有深厚的善意与羡慕之情，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以上感情在逐渐降温，不信任与不喜欢美国的情绪在上涨。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某些地区对美国人的看法与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看法相去甚远，而那些最了解我们的人赞许之意急遽下降的幅度却最大。除了阿根廷和中东那些国家之外，在接受调查的所有国家中，对美国总体上持好感的人占调查对象的一半以上。然而，持好感的比例实际上已全面下降。例如，1999年，78％的德国人说他们对美国有好感，而到了2002年，该比例已下降至61％。在英国，持好感的比例从83％下降到了75％。印尼从75％下降到了61％，日本从77％降到了72％，阿根廷从50％降到了34％。有几个国家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对美国持好感的人从62％升到了63％，而俄罗斯则从37％升到了61％，尼日利亚从46％升到了77％。不过，总的来说是呈下降趋势。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埃及和黎巴嫩这样的国家，大约70％的调查对象将美国列入不喜欢之列。如第一章所言，许多调查对象对美国人民持好感的比例大大高于对美国这个国家持好感的比例。例如，约旦人对美国持好感态度的仅为25％，但对美国人持好感态度者却占53％。
在对世界最严重的危险这个问题的看法上，美国及其邻国差别悬殊。在美国人看来，头号危险是核武器。其它（除了日本之外）没有哪个国家将此列在第一位。在美国关注的问题中，污染和环境问题排位最低，但其它所有地区对这两项的排位都很高，尤其是在亚洲。艾滋病和传染病也是其它地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但在美国受关注的程度却没那么高。宗教与种族仇恨在欧洲、中东以及东南亚与非洲很大一部分地区也属主要关注之列，但在美国亦非如此。
美国最受人羡慕的是它的技术与科学。各国调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在这一项上划了赞成。美国的流行文化同样是个大赢家，只有印度、孟加拉和几个中东国家等少数地方例外。2/3的欧洲人和拉美人，以及一半以上的亚洲人都说喜欢。然而，似乎无人赞成美国习俗和思想的传播，这似乎有些矛盾。一半以上的加拿大人，2/3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以及3/4以上的中东人对此持不赞成态度。美国关于民主的思想得到的反应更是好坏不一，但在某些方面比较令人担忧。在非洲和除印度以外的亚洲，这些思想为人接受的程度相当高，但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意见却是双方基本持平。例如，英国43％的人喜欢美国的民主思想，42％的人不喜欢。加拿大是50％对40％。
调查的三个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未能解决贫富之间的问题，而且还在将差距拉大？美国在制定国际政策时是否考虑他国的意见？如果再有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会不会更好？关于第一个问题，占压倒多数的回答是美国没有解决，并认为它在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只有埃及、巴基斯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明显例外。关于第二个问题，如第一章所言，各地绝大多数人都说美国不注意倾听他国的意见，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在美国75％的调查对象都认为美国相当忧他人之忧。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预料之中的，但分歧的大小和普遍性很说明问题。不过，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再有一个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国家，世界上的危险会更多。尽管这一点令人宽慰，但也掩盖不了不满之意。最后一点尤其令人不安，那些最了解美国的人（加拿大人，英国人及其他西欧人），往往是打分最差，或者是在赞成比例方面下降最大的。
这些统计数字只是将美帝国之内臣民对美国人的不满和我在世界各地所听到的数千次谈话的内容量化了。美国和欧洲政府、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领导人一年一度聚集在一起召开比尔德堡会议，在春季的一个长周末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2002年的年会是在华盛顿举行的，时间刚好在总统发表西点讲话那个周末。在会上，欧洲人表露出了不相信、气愤、乃至失望等情绪，甚至大有遭到背叛和羞辱之感。正如法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位前任代表所言，美国实际上要的是以某种保护关系“监督欧洲”。欧洲一位前任专员强调指出，“假如美国以为意见一致可有可无，便会强烈损害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里艰苦奋斗才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这种想法不单单是反全球化的，实际上，与美国模式本身也是背道而驰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位金融家也说，“单方面随意实行政策，等于是取消制约、协调和法制机制，从根本上动摇美国所主张的一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实际上是在说，强权就是真理。”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驻华盛顿大使强调指出，先发制人这一战争原则，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有核武装的印度或巴基斯坦也决定采取这种战略，你又将如何呢？”他问道。
这种反映不独欧洲有之。比尔德堡会议结束不久，我在纽约与墨西哥、巴西、法国、瑞士、欧盟、新加坡、日本、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共进晚餐。他们到达时实际上早就超过约定的晚8点，原因是安理会的一场争论把他们都耽搁住了。争论的焦点是美国要求给予美国公民特殊待遇，以此作为美国赞成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一个条件，而这个机构原本是美国自己提议成立的。到了东道主在上西区的公寓后，他们仍在愤愤不平。他们认为，防止因政治动机加害美国人的那些预防措施本已十分详尽，他们已经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又要求什么特殊待遇，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也太过分了。一位拉美国家大使说，“美国对全世界都不信任，只相信军事力量，根本没有与他国合作的观念，总是什么都围绕着自己转。”有一位欧洲大使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说，“过去美国是世界的一盏灯塔，但是它行事似乎越来越不考虑他国，也不考虑它之所以成为灯塔的那些原则了。这一点让我们大家感到万分沮丧和失望。”他们大家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个人对美国立场的反对，甚至厌恶。不过，他们大都也承认，他们的政府可能会让他们去按美国人的意图行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其它国家过得不痛快，谁也不想在任何事情上得罪世界上最大的强国，除非碰到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当美国在协议里加上特殊待遇条款的提议在安理会付诸表决时，他们都会捏着鼻子说一声“赞成”。但是，他们是决不会忘记这一耻辱的。
在更大的范围内也可以发现同样不满的情绪。亚太经合会2002年10月在洛斯卡沃开会时，总裁峰会装了一种很有特色的瞬时民意测验系统，它可以将观众对主持人所提各种问题做出的回答迅速投射出来让大家看到。其中两例特别有趣。一例是这样：据知10万美军在日本、韩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已部署达50年以上了，要求观众说出预计这些部队还将在那里存在10年、25年还是50年。将近2/3的调查对象选择了25年或50年。后来，又要求观众从以下威胁中投票选出对地区安全最大的威胁：恐怖主义、崛起的中国、日本再度军国主义化、大批民众越过边界、水资源短缺、艾滋病以及美国的霸权主义。虽然近60％的观众选的是恐怖主义，但美国霸权主义仅随其后，占30％，遥遥领先于其它选项。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左翼激进分子，而是来自亚太地区的800名高层商界领袖。可他们却说，除了恐怖主义外，最可怕的是美国霸权主义。
这个世界所渴望的是迈克尔·赫什所说的美国人对“广泛的理想主义”的看法。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说，美国所感兴趣的是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所做的错在哪里的问题。可是，恰恰相反，正如一位中国外交官所说，“美国专横霸道，而且这样做时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2002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有篇报道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内容是关于尼日利亚石油资源的。这篇报道记述了谢弗龙/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终端站的经理们在尼日利亚乌格博罗多的豪宅的奢华与石油工人住的棚屋之间的悬殊差别，他们分住这条小溪的两边。这些工人在一次和平抗议中夺取并占领了这些富人的宅第。整个情况非常复杂，这与尼日利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当然也有很大关系。当地一位名叫维克托·奥穆努的市政官员对此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不错，尼日利亚政府是失败了，但是我们知道是美国人在左右政府的政策。如果他们心里装着公众的利益，他们为什么不能引起尼日利亚政府的注意呢？美国人号称是自由的斗士，号称要提升人类的素质——可是在我们看来，他们是魔鬼。你能说他们比萨达姆·侯赛因或者是奥萨马·本·拉丹好吗？他们来了，拿了，走了，却没有还回来。”
多年来在国务院工作的官员，驻沙特阿拉伯的前大使查斯·弗里曼措辞比较委婉。他说：“美国本来是一座山巅之城，可是头上笼罩的烟雾越来越多”。他接着说道，“我们既需要向恐怖开战，又需要向傲慢开战。”
第三章 美国的花招
行事依我言，请勿仿我行
2002年8月6日，乔治·W·布什签署了《扩大贸易谈判权限法案》，该法案旨在增强他的政府谈判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能力。布什说，“美国返回促进自由贸易舞台上来了。”他还保证，他要“利用这种新的权力，为美国家庭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在对美洲委员会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开放贸易不只是经济机会，也是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进一步解释了以上看法。他说，“现实情况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从长远看可以增强劳动者的权利和人权，有助于环境的改善，让所有的人在经济上平等地获取更大的财富。”他还说，布什政府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原因很简单，贸易确实起作用。它给了人们希望，帮助他们养育孩子，给他们头上一片屋顶。他们一登上阶梯，就再也不回头了。”布什和鲍威尔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新意或别出心裁的东西。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以来，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一直是所有美国总统的政策和祷文。
可是，你把这番话讲给西非马里国科洛科罗的莫迪·桑加雷试试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布什的签署仪式马上开始的当儿，桑加雷把单铧犁套在两头牛身上，开始耕他那15英亩棉花地。他得花1４天才能犁完，这才是第一天。即便是辛苦地干着这艰苦繁重的劳动时，他对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多大好处也不敢存什么奢望。今年给马里棉农开的价比去年的最低记录还低10％，去年在偿付了所有生产成本之后，桑加雷家还剩下不到2000美元，这笔钱要用来养活24口人。现在价格又降了，进口化肥和杀虫剂的成本又不断上涨，家里可能没办法供有些孩子念书了。
《华尔街日报》的同一篇报道还写道，就在桑加雷流着汗犯愁之际，在地球的另一边，密西西比州的甘尼森，肯·胡德踏进他那带空调的拖拉机，坐在有气垫的座位上，调了调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想查看一下他那1万英亩的大农场上早已破土而出的棉花苗需要喷洒多少化肥。尽管世界的棉价在降，胡德家还是在买地。胡德是全国棉花委员会主任，他说，“我们有很多理由保持乐观。”鉴于美国棉农家庭的平均净值为80万美元，我们不难理解胡德为什么有信心。
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那种信心从何而来，莫迪·桑加雷和肯·胡德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大差距。既符合逻辑又马上能为人接受的解释是竞争与生产率。在另一篇讲话中，布什总统强调说，“美国的农场主和牧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