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传 作者:刘文山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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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大门打开了，克里夫顿70号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贝娜齐尔百感交集，她原已深信再也见不到这幢房子了，不是它被充公，就是自己在监狱被悄悄绞死，再也回不来了。然而，现在自己真真实实地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
人们发现了贝娜齐尔，纷纷向她奔来，将一串串花环挂在她脖子上，花环快要盖住她的耳朵了。贝娜齐尔急忙说；“留着给参加婚礼的客人用吧。”他们却说：“不，不。这些花是为你准备的，你能回来，我们有多高兴啊！”
贝娜齐尔充分享受着这短暂的自由，她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戚拥抱，尽情地哭呀、笑呀。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同新婚的萨娜姆聊到天亮，然后又同母亲和亲戚谈笑。贝娜齐尔擦洗了卧室的四壁，希望洗刷掉她曾经经历的屈辱。
“他们不会把你送回监狱了，是吗？”表弟阿卜杜尔·候赛因问道。
当婚礼正进行时，一个家仆跌跌撞撞闯进来说：“警察在门口。”屋里顿时死一般寂静。贝娜齐尔以为这是冲自己来的，可管家说他们找母亲。
“让他们进来。我不想看到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警察破门而入。”布托夫人平静地说。
“你们想要干什么？”警察一进门，布托夫人便问。
警察显然也知道他这时来很不是时候，他的出现与这里的气氛很不协调，他怯生生地递给布托夫人一则军法管制今。那不是逮捕令，仅是禁止布托夫人去旁遮普省。贝娜齐尔和客人们长长地松了口气。
在婚礼中，律师穆吉布告诉贝娜齐尔，他明天一早要去见信德省内务秘书，他将要求当局把她留在克里夫顿70号，因为她的拘留期只有一星期了。
贝娜齐尔对这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客人们走后，她便收集了一些报纸杂志，并准备了清洁巾和杀虫药，等待着警察的到来。贝娜齐尔给哈佛和牛津时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写了封信。布托夫人曾告诉她，彼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主管南亚事务，他最近来过巴基斯坦，调查美国的安全利益问题。他曾要求到卡拉奇中心监狱去探望贝娜齐尔，但当局没有给他任何答复。
“呆在这儿。”当贝娜齐尔端着茶走进妈妈的房间时，布托夫人对女儿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听听穆吉布带来的好消息。”不一会儿，穆吉布回来了，他告诉贝娜齐尔，内务秘书拒绝了他的请求，对他说除非她承诺不违反政治禁令，要不然还得去监狱。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贝娜齐尔重又回到了卡拉奇中心监狱。三天后即9月13日，一位狱吏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但又毫不意外的通知：区军法管制执行官下令将贝娜齐尔在卡拉奇中心监狱的拘留期延长三个月。
贝娜齐尔开始每天做祷告，现在她希望祈祷能帮助她获释。她把获释的希望寄托在9月30日，但没有实现。她又把希望寄托在10月初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巴基斯坦的日子。
贝娜齐尔认识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撒切尔夫人还是反对党领袖时，贝娜齐尔和父亲在拉瓦尔品第总理府见到了她。当贝娜齐尔任牛津辩论社主席时，在伦敦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里再次见过她。
然而，一场意外的事发生了，并引起了又一次大逮捕。
1981年9月25日，齐亚·哈克政府的一名部长乔杜里·扎胡尔·伊拉希在拉合尔遭到伏击，他被打死。同车的前拉合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毛尔维。穆斯塔克·侯赛因受了伤，他曾宣判布托的死刑。
贝娜齐尔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陡生几丝快感。“现在他的妻子、女儿和家人将明白悲伤是怎么回事了。”贝娜齐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高兴，因为穆斯林不为别人的死而高兴。生与死掌握在真主手中。但当我得知坏人没能逃脱惩罚时，心里还是觉得得到了一丝安慰。”
暗杀发生的第二天，米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宣布这起事件是由“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干的。于是各种报纸充斥着恐怖主义分子、谋杀犯、政治刺客等标题。当局又一次开始大逮捕，人民党的一个又一个年轻领导人被捕。据报载，仅哈里普尔监狱就关了103名年轻人，另有200名被关在附近的城里。
在这恐怖气氛中，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巴基斯坦。她在走访了设在巴基斯坦边界的阿富汗难民营后，给齐亚·哈克颁发了证书，称赞他是“自由世界的最后一个堡垒”。
贝娜齐尔深感失望，甚至于愤怒。她不知道彼得·加尔布雷思回到华盛顿后，就提出了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参议院每次开会涉及到巴基斯坦时，他和佩尔参议员都将人权问题和贝娜齐尔被拘禁的案件提出来。他们认为那样可以最终形成足够的压力，使齐亚·哈克当局最终释放贝娜齐尔。
“看来齐亚总统正在对被处死、或者说被谋杀的前总理布托的遗蠕和女儿掀起仇恨运动。我不知道当局是否已就布托家人被监禁和虐待的问题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过交涉。”佩尔参议员质问助理国务卿。佩尔参议员还劝说同僚们修正议案：“在批准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之时，国会希望巴基斯坦迅速恢复充分的公民自由权和建立代议制政府。”
4年后，当贝娜齐尔流亡国外时，曾到美国，对为她获释作出努力的佩尔参议员和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表示感谢。
11月26日，报纸报道说：“在全国范围内搜捕‘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仍在继续，警察已逮捕了几百人。”贝娜齐尔开始做恶梦，她梦见弟弟米尔秘密回到巴基斯坦。他越过阿富汗山口，渡过印度河，回到克里夫顿70号，躲在碗橱里。军人袭击了她家，就在他们打开碗橱看到米尔时，贝娜齐尔惊醒了，她深深地为弟弟担心。
结束拘留的日子到了，但贝娜齐尔知道当局不会释放她。12月11日，延长拘留的命令到达了，然而，佩尔参议员的动议显然在巴基斯坦起作用了。两星期后，副监狱长突然光顾贝娜齐尔的牢房，对她说：“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早晨5点45分警察送你去拉卡纳。”
1981年12月27日，贝娜齐尔又一次回到了老家拉卡纳的穆尔塔扎。尽管院墙内外驻有准军事部队的士兵，但毕竟是家，这让贝娜齐尔感到亲切。尽管当局许诺她每两星期可见三个客人，但实际上只有母亲布托夫人、妹妹萨娜姆和姑姑玛纳能获准来看她，而且不许谈政治。
每过三个月，当局便照例来宣读一次对贝娜齐尔延长拘留的命令。贝娜齐尔对那句话已倒背如流：“军法管制副执行官认为，为了防止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从事违犯军法管制有关规定的行为，或为了巴基斯坦的安全，为了公众的安全或利益，或为有效地执行军法管制令，有必要对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实行拘留。”这不断延长的拘留使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度过了长达一年多的软禁生活。
贝娜齐尔越来越为母亲着急。自从布托夫人去卡拉奇中心监狱看望女儿时说医生怀疑她得了肺癌，到现在已有四个月了。布托夫人要求当局允许她出国治病，但当局不加理睬。谣传说内务部无能为力是因为齐亚·哈克把布托夫人的档案带在身边到北京访问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当局仍未允许布托夫人离开巴基斯坦。又一个月过去了。布托夫人的医生非常失望，便开始进行化疗。布托夫人把这一消息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非常难过。
布托夫人的病越来越引起关注。萨娜姆打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人民没有忘记妈妈。我们经常接到问候她的电话。法赫丽也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在外交场合、咖啡店、汽车站和电影院，母亲的健康情况总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为母亲祈祷。布托夫人的遭遇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人们喊出了口号：“我们没能救布托先生，我们怎么也不能眼看着布托夫人被整死。”
只有女性才真正理解女性，才真正理解痛苦，也只有女性才更懂得同情。布托夫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广大女性的愤慨。表妹法赫丽打来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你猜怎么着！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妻子和姐妹们参加了为挽救姑姑生命举行的妇女游行。”
“警察逮捕了她们吗？”贝娜齐尔又惊又喜。
“他们没敢。他们一来，游行的人就都跑进了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家里，关起了大门。”
贝娜齐尔并不知道母亲的遭遇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关注。
在英国，贝娜齐尔的一些老朋友和人权活动家发起了一场“救救布托妻女”的运动，并且游说议会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影响。两位下院议员琼·莱斯托和乔纳森·艾特肯立即响应，在下院提出了“早日议案”：“有关布托夫人的治疗—一本院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准许正遭受癌症折磨的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美国政府也发出呼吁。1982年11月8日，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成员约翰·格伦参议员致信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说；“亲爱的大使先生，前总理的遗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在两个月前申请去国外治疗肺部恶性肿瘤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我呼吁贵国政府尽快批准布托夫人的申请。迅速的批准将被视为是富有同情心的举动，并将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11月11日，出访东南亚的齐亚·哈克在吉隆坡说：“布托夫人没什么病。如果她想去国外度假观光，她可以申请出国，我会考虑的。”他还专门成立了联邦医疗委员会，由它来决定是否有必要批准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齐亚将不得不放母亲出国”，贝娜齐尔对此充满信心。贝娜齐尔终于如愿以偿，联邦医疗委员会的委员们勇敢地在让布托夫人出国治疗的声明上签了名。
1982年11月，布托夫人发表了感情深沉的告别声明，她说：“为治病所迫，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暂时离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的思想将永远同大家在一起，同斗争中的群众、同遭受饥饿和压迫的人民、同被剥削的、遭受歧视的和那些向往巴基斯坦进步繁荣的人民在一起”
布托夫人在致人民的信中还说：“我向我的仍然被监禁在监狱里的女儿致敬。”她对人民党的领导班子作了安排，组成由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为首的十二人委员会来领导人民党的日常工作。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在布托夫人出国期间任人民党代理主席。
贝娜齐尔获准来同母亲告别。11月20日夜晚，贝娜齐尔与母亲吻别。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抱头痛哭，母女俩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样。“保重自己。”布托夫人对女儿说。她们一起走出克里夫顿70号。就在这里，13年前贝娜齐尔去哈佛求学时，母亲把一本《古兰经》放在她头上祝福。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贝娜齐尔百感交集。
1982年11月20日，布托夫人努斯拉特获准离开巴基斯坦，出国治病。
由于在联邦德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布托夫人的癌症得到了控制，而贝娜并尔则被软禁在克里夫顿70号。每天有11名狱吏驻守在她家，门外隔墙每隔两英尺就有一名准军事部队士兵站岗，特工人员密切注视着前后门内外的动静。贝娜齐尔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度过了11个月的软禁生活。
在这里，贝娜齐尔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雅各博·蒂默曼的著作《没有名字的囚犯，没有号码的牢房》。书中记述了这位报刊出版人在阿根廷被作为政治犯关押了两年半的经历，引起了贝娜齐尔的强烈共鸣。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心灵的共鸣。当他提到电椅的酷刑时，那些字便跃然出现在我眼前。蒂默曼写道，身体似乎被撕裂，然而奇怪的是身上并没有疤痕。政治犯在被用刑之后抛在一边，稍有恢复，便又被施以酷刑。他是在讲阿根廷，还是在讲巴基斯坦军事当局的拷问室？”
贝娜齐尔并未经历过残酷的刑罚，但她听到的许许多多刑罚令她不寒而栗。据说军事当局给犯人戴重镣铐、压大冰块、灌辣椒水，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人民党总书记的妻子纳希拉·拉纳·绍卡特受到电刑折磨，被连续审讯达23天，甚至不准她睡觉。
1982年12月，齐亚·哈克访问华盛顿。在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谈中，齐亚·哈克受到强烈的批评。“那些与会的人回忆说，在佩尔交给齐亚·哈克一封有关委员会对巴基斯坦一些政治犯表示关注的信前，他看上去沉着而自信。”《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委员会所列的政治犯的名单上，第一个便是贝娜齐尔·布托。”
佩尔参议员追问齐亚·哈克，贝娜齐尔·布托被软禁一案时，齐亚发火了。他怒气冲冲地说贝娜齐尔犯了法，“参议员，我可以告诉你，她现在住的房子比任何参议员的房子还要好。她可以见亲戚朋友，甚至可以随便打电话。”齐亚·哈克不无揶揄地辩解。
“是吗？”彼得·加尔布雷恩颇为怀疑地拿起电话，拨通了克里夫顿70号。彼得要求同贝娜齐尔讲话。
“你不能跟她通话。她被关在监狱里。”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从美国参议院打的电话，你们总统刚才还在这儿，他告诉我们布托小姐可以打电话。”
“你不能和她通话，这是不允许的。”对方断然放下了电话。
彼得·加尔布雷恩和佩尔参议员知道自己被愚弄了。
贝娜齐尔在孤独中迎来了1983年。晚上贝娜齐尔开始磨起牙来，早晨醒来后发现关节疼肿，指头紧紧地并在一起打不开。她的耳朵也又一次开始疼痛。
“你的耳朵没什么毛病。”当局海军医院的耳科医生说。
医院的牙医竟然问贝娜齐尔哪颗牙要拍X光照片。贝娜齐尔没好气地说：“你是牙医；不是我。我这一片都疼。”但牙医回答说：“我们不能浪费X光片子。”
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