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传 作者:刘文山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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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贝娜齐尔健康问题的传闻在英国报纸上出现后，巴基斯坦驻英使馆新闻公使赶紧给《卫报》去信说：“每当她诉说有病时，都被送到卡拉奇最好的医院治疗。由于她抽烟很厉害，牙龈出了毛病，为此她正在接受她自己选择的著名牙医的治疗。”对于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英国的这场新闻战，贝娜齐尔当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
1983年3月，贝娜齐尔惊讶地接到当局要她为共产主义分子贾姆·萨奇出庭作证的要求。贝娜齐尔所知道的贾姆·萨奇是一直反对她父亲的贾姆·萨奇，至于有关他别的事，她一无所知。但是贝娜齐尔经历了两年的软禁生活，非常渴望有机会谈论军法管制的问题，法庭能给她提供一个两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观点的场所。
3月28日，警察封锁了从克里夫顿70号到克什米尔路之间的所有道路，在人行横道上交叉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贝娜齐尔被警察带去法庭作证。当他们路过街道时，街道上空无一人。为了这个证人，政府大动干戈了。
原定贝娜齐尔作证一天，但贝娜齐尔对贾姆·萨奇提出的问题答复得非常长，因而作证用了两天时间。
“伊斯兰教里提到了军法管制这个问题吗？”贾姆·萨奇问。
贝娜齐尔借机发挥，猛烈抨击军法管制。她说：“要明白伊斯兰教里是否谈及军法管制的问题，我们应首先弄清什么是军法管制和什么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要求我们信奉真主，而军法管制要我们服从军事指挥官。一个穆斯林只能信奉真主。
军法管制，如果我没记错，源自普鲁士帝国和俾斯麦时代。为了兼并所征服的土地，俾斯麦废止了那些土地上原有的法律，用枪杆子强行推行根据他们意志制定的法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法管制也指占领军的统治。占领军指挥官的话就是法律。
在殖民主义时代，本土的人民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剥夺了选择政府的权利，被剥夺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经济利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撤出了大多数殖民地，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一时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推行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民族领袖，如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苏加诺。但是，先前的殖民帝国经过形式上的改变，为了取悦于它们自己的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支持军人——阿訇集团。而这种集团剥夺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破坏了有益于指引人民向前进的指路灯。由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这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很多新独立的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军人统治之下，然而，一个基于武力的政权同强调协调一致的伊斯兰宗旨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次，军事当局往往是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夺取权力的，而伊斯兰教里没有夺权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里根本没提到过军事管制这一问题。”
尽管法庭不允许新闻界人士列席，但贝娜齐尔的慷慨陈词还是被影印，传发到报界、律师协会、甚至政治活动分子的牢房。英国的《卫报》曾对贝娜齐尔大加赞扬说：“布托小姐看上去身体不错，镇定自若。她的雄辩与才智毫不比以前逊色。”
但贝娜齐尔的病却越来越严重，耳朵疼痛难忍，耳内杂音越来越大。4月的一天晚上，当她正走过会客厅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她抓住沙发扶手，等着昏眩消失，然而，她眼前却一片漆黑，接着，昏倒在沙发上。
“快！快！赶紧给小姐请医生！”家仆急忙跑去对看守说。
不到一小时医生来了，检查完耳朵后，医生对贝娜齐尔说：“你的状况很危险，得请个耳科专家看一看。”
“如果你不说明我需要有耳科专家，当局会继续说我的耳朵没毛病”
贝娜齐尔赢得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同情，他用明确的文字在给当局的病历上写明了必须找一位耳科专家给贝娜齐尔看一看。
专科医生来了，“你的耳膜穿孔”，这位三年前曾为贝娜齐尔动过手术的耳科专家告诉贝娜齐尔，“穿孔引起了中耳和乳突骨发炎。你必须到国外去做显微手术，我们这里没这个条件。我们将不得不把你的颅骨锯开，那样极其危险。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到国外去治疗要好得多，好得多。”
这位医生坦诚相告：“我能在这里给你做手术，但我担心他们会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在你麻醉后作手脚。即便是我拒绝，他们也会找别人来干这种事的。无论如何，你去国外治疗要好得多。”贝娜齐尔感谢他为自己健康和安全所做的努力。贝娜齐尔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写到：“可以说（他）挽救了我的生命。”
贝娜齐尔申请出国治疗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左半脸开始失去知觉，耳内杂音使她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医生每星期来克里夫顿70号一次，为她清理感染的耳朵，但医生日益受到刁难。
“你经常开车到海得拉巴去，是不是？”一个警长问医生，“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死亡的希望》？”第二天，有人匿名给他家送去了那部电影的录像带。此后，有人在电话里威胁他。但医生一如既往，这令贝娜齐尔深受感动。
尽管母亲已经出国，但贝娜齐尔并没有被人遗忘，她的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和佩尔参议员仍时刻在关注着她。
1983年6月21日是贝娜齐尔的生日，亲戚朋友获准来为她祝贺生日。
“感谢真主，蛋糕没遭殃。他们对什么都不放过，我们一直担心你还没切蛋糕，就让他们先切开了。”萨米碰、萨娜姆和佩而带着佩丽花了好几小时做成的巧克力蛋糕一起来了。
在英国的朋友维多利亚·斯科菲尔德等人也没忘记她。贝娜齐尔后来得知，6月21日牛津辩论社宣布为在监禁中过生日的贝娜齐尔体会静默一分钟，这通常是在前主席去世时才享有的殊荣。
那天晚上，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阿巴希将军突然光临克里夫顿70号，这令贝娜齐尔大吃一惊。因为当天上午，看守要贝娜齐尔去见阿巴希将军，但贝娜齐尔严辞拒绝了。她没想到阿巴希将军房然屈尊自己来到克里夫顿70号。
“我知道你病了”，阿巴希将军说，“我是名军人，但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不关心。别忘了，我们两家相识已经有好几代了。你要能去国外治病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可不能给我们在政治上制造麻烦。”
贝娜齐尔当时并不知道齐亚·哈克政府正面临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她把阿巴希将军的来访看作是将军想观察一下她的精神面貌，估计一下如果她获准出国，将会干些什么事。因而，贝娜齐尔装着急于去国外治疗，然后立即回国。由于对外面的形势一无所知，贝娜齐尔卷进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中，因此差点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
随着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日日期的临近，“恢复民主运动”发起了为恢复民主进行的第二次群众运动。贝娜齐尔在克里夫顿70号内积极响应，她认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阅读报纸，了解运动的发展状况。她还冒着巨大风险，同人民党领导人在附近的中东医院和拉卡纳秘密设立的办公室保持联系。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局没有在运动刚开始时即加干涉。贝娜齐尔秘密写信给人民党的干部，告诉他们对外国外交官及报界说些什么，要他们坚持住这一势头，不要让当局有时间对运动进行镇压。贝娜齐尔深知一旦信被发现，她出国就医将毫无希望，而且可能会被送回监狱。为了消除看守们的怀疑，她装做十分虚弱，有意识地将眼睛盯着地毯，使看守们认为她病入膏肓，顾不上考虑别的问题了。
“告诉贝娜齐尔，让她用我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布托夫人请人转告贝娜齐尔。贝娜齐尔立即坐到电子打字机前，打下了铿锵有力的一行行字：
“我爱国的、英雄的同胞，我尊敬的兄弟姐妹们，我勇敢的儿女们我们这场运动的宗旨是非暴力反抗。六年来，我们遭受了迫害和压迫，我们要求恢复民主的呼声不被理睬，我们的人民被监禁、被处死。这些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呼吁所有的公共汽车司机停止开车，所有的铁路工人不去上班。我们呼吁警察以你们达都的兄弟们为榜样，不要向无辜的人民开枪，他们是你们的兄弟。不要害怕这场运动。它为的是人民、穷人和孩子，为的是不让他们继续遭受贫穷、饥饿和疾病的煎熬。为你们的议会，为你们的政府，为你们的宪法奋斗！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府，才能废除只属于一小撮人及其走狗的政府”
反抗运动如火如荼，成百上千的人在运动中失去了生命，齐亚本人也差点被杀死。政府终于被激怒了。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军队开始了武力镇压。据估计，有800多人被杀，不少妇女遭到军队的侮辱。
这期间贝娜齐尔的病情也在日益恶化，头脑里嗡嗡乱响，眼前一片漆黑，并且发生晕眩，完全失去了平衡感，整天想呕吐、听力下降了40分贝。
“如果病人仍在监禁中接受治疗，我不能对她的健康负责。”医生11月告诉内务部秘书说。鉴于此，当局批准了贝娜齐尔去医院治疗。
12月底当局终于将贝娜齐尔和萨娜姆的护照、签证表格和外汇表格拿了去，并对贝娜齐尔和妹妹说：“订机票吧。”
1984年1月10日晚11点30分，当局派人来到克里夫顿70号对贝娜齐尔说：“你今晚走，还有几小时可收拾一下。”
贝娜齐尔迅速用打字机给人民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英勇的党员和亲爱的同胞们，由于健康原因，我就要离开祖国了。我渴望得到你们的许可，希望你们为我祈祷，为我祝福。”她在声明中说，她去欧洲之后，将与她的母亲、人民党终身主席布托夫人商量国家大事，商讨巴基斯坦的政局。她高度赞扬了那些为在巴基斯坦恢复民主、进行英勇斗争而牺牲的烈士们。贝娜齐尔表示，她将努力把“争取宪法管理，省的自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斗争继续下去。”
就要离开克里夫顿70号了，多少往事历历在目，7年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恶梦。
深夜2点30分，萨娜姆和贝娜齐尔飞往瑞士。贝娜齐尔不知道齐亚·哈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放自己，后来彼得·加尔布雷思告诉了她其中的原因。原来彼得到南亚来时，带来了一封由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佩尔参议员签名的信，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允许他去见贝娜齐尔。巴基斯坦政府对彼得的请求没有答复。第二天早晨，美国领事馆告诉彼得，贝娜齐尔在半夜过后不久便被送走了。
1984年1月11日来临时，贝娜齐尔终于自由了。
贝布托传第八章 在国外的斗争
第八章 在国外的斗争
“萍姬！你自由了。我是多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啊！”布托夫人热泪盈眶地迎接女儿。贝娜齐尔也几乎不相信自己自由了。昨天，不，就是今天凌晨2点钟以前，她还是阶下囚，而现在，她却自由了。
“是的，是的，她真的在这儿。”布托夫人在电话里对米尔和沙说，“你们从英国广播公司听到释放她的消息是真的。”
米尔、沙和贝娜齐尔都非常激动。贝娜齐尔把听筒压在那只好的耳朵上，对他们喊道：“你们好吗？”
“感谢真主，你还活着。我明天去看你。”米尔迫不及待地说。小弟弟沙也说：“呆上一星期，我也就能来看你了。”贝娜齐尔不无遗憾地说：“沙，我得到伦敦看病去。”姐弟俩承诺尽快见面。
自贝娜齐尔回到母亲的公寓，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打来电话祝贺。“我们都还活着”。布托夫人、萨娜姆和贝娜齐尔几乎难以置信这是真的。
第二天，贝娜齐尔终于见到分别了7年的大弟弟米尔。
“认认你的侄女”，米尔抱起他才18个月的女儿，送过来让贝娜齐尔亲吻。“你等着看沙吧”，米尔笑着说。
贝娜齐尔上次见到沙时，他不过18岁，还是孩子，可现在他已是蓄胡子的25岁小伙子了。
贝娜齐尔获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流散于欧洲各地的巴基斯坦人流亡团体和集中居住着37．8万名巴基斯坦人的英国。当贝娜齐尔一行飞抵伦敦时，一大群巴基斯坦人聚集在希思罗机场迎接她们。听到空中回荡着激动人心的口号，贝娜齐尔仿佛回到了卡拉奇。
“你是不是打算过流亡生活？”有记者问。
“流亡？我为什么要流亡？我是来英国治病的。我生在巴基斯坦，也要死在巴基斯坦。我的祖父埋在那里。我的父亲也理在那里。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祖国。”
贝娜齐尔还对巴基斯坦人民说：“我不会抛弃你们。我将和你们并肩战斗直至最后一息。布托一家人不违背诺言。”
贝娜齐尔住在位于伦敦奈特桥地区的贝赫贾特姨妈家。新闻记者、牛津大学的老朋友、人民党的领导干部和支持者都打来电话要求见她。
“我只占你10分钟。”他们一个个都这样央求着。进出公寓的人连续不断。
但贝娜齐尔却惧怕见人。多年孤独的监狱生活，使她对伦敦马路上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害怕，对那儿的人、声音，还有嘈杂声都不习惯。在别人面前，她总是藏起忧虑，显得十分自信。因为在巴基斯坦人民的心目中，贝娜齐尔非同常人，在英国她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一个曾对军法管制政府挑战的人突然在海德公园一角被忧虑所困扰，贝娜齐尔不愿扫他们的兴。她暗暗告诫自己；“无论走到哪儿，都必须坚定、有信心。”
几天之后，贝娜齐尔同她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见了面。这是两人从牛津分别后七年来第一次相见，而且各自的经历迥然不同。
彼得作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