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许春樵-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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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给宣中阳点上一支烟，说：“我这个人一般说来，从来不将公事私办的，但这一次是迫不得已的。你知道陈凤山已经五十三岁了，在下面干了快二十年了，一直没提，他原来跟我在实验区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身体也不好，跟我讲过多少次了，我都没理他，我走了，也就提出来请你帮忙。你看能不能将他平调到经委当主任，让他休养生息。如果有困难的话，随便安排一个岗位也行。”
宣中阳说：“这么点小事，还不好办，正好经委主任老高退下来了，我马上就办。”
郑天良说：“那就太谢谢你了，如果临水那边有什么事，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一定照办。”
两人说得很轻松愉快。郑天良没有提到沈一飞和于江海的事，至于为什么，也许只有郑天良内心里清楚。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郑天良参加了赵全福在红磨坊举行的送别宴会，这样安排等于是给了赵全福最大的面子，因为压轴的都是重头戏，就像歌舞晚会上，最后出场的都是大腕明星一样。赵全福邀请了全县各界人士一百多人在红磨坊欢送郑天良赴临水县就任，宴会上大家都说着最美丽动听的语言赞美郑天良的丰功伟绩和优秀品质，郑天良听起来怎么都有点像致悼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的笑只能是僵硬地堆在脸上，而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
就在送行宴会刚刚进行到中间部分的时候，大厅外面进来了几个不速之客。郑天良首先看到了脸色阴沉的吴成业，这个县纪委副书记还是一副落难才子的打扮，身上的衣服又旧又暗，郑天良刚想上去跟他打招呼。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他打开公文夹问道：“你是郑天良吗？”
郑天良正在接受着一群人的敬酒，他端着酒杯不知所措地说：“是的，我是郑天良。”那一刻，他的心里乱极了，所有敬酒的人都愣住了，他们端着酒杯无所适从。
戴眼镜的人声音稳重而扎实地说：“郑天良，我代表省纪委向你宣布，从现在起对你实行‘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将你的问题交待清楚。跟我们走吧！”
大厅里的客人们全都张着嘴，热闹的场面刹那间一片寂静，能听得见蚂蚁在油腻的地面上爬动的声音。所有的人神情恐怖地看着郑天良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
郑天良此刻反而镇静了起来，他脚踏实地跟着几个人走了。在跨出红磨坊的玻璃大门的时候郑天良问了吴成业一句：“他们是不知道我在哪儿吃饭的，是你把人带来的？”
吴成业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地说了一句：“不，是你把人带来的！”
郑天良有点丧失理智地说：“我终于被你逮到手里了。”
吴成业说：“不，你终于被正义逮到手里了。你说过，你的问题不归我管。”
郑天良走出红磨坊大门后，他抬头看了一眼漆黑如锅底的天空，天空什么也没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凉的风。上车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灯红酒绿的红磨坊，他知道这可能是他留在红磨坊的最后一眼了，合安一切的人和事都从这个晚上消失了。省纪委的人很宽容地让郑天良站在那里多看几眼跳跃着物质光辉的霓虹灯，而吴成业打开车门说：“外面太冷，老郑，上车吧！”
郑天良说：“我可以跟家里人打一个招呼吗？”
吴成业说：“我估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不是让你去参加十佳颁奖会。”
纪委的一个同志说：“你家里会有人去打招呼的，但不是你。”
郑天良问吴成业：“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
吴成业在车里说：“我不知道，因为你不归我管，你要是归我管的话，也许你注定不会吃上这顿饭，更不会坐上这辆车了。”
这天晚上，天气预报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一股寒流在越过黄河淮河以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请各有关部门做好防寒防冻的准备。
一夜风声不止，第二天早上，合安县第一位上街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地上全都结冰了，地上的污秽杂物很不好打扫。天确实很冷。
我舅舅郑天良的一生到这里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至于如何案发以及如何审判，很显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能做的就是将我舅舅郑天良从一个乡村兽医如何走向一个十恶不赦腐败分子的全部历程展示出来，至于如何评价我舅舅官场奋斗挣扎的几十年，那是读者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腐败分子的堕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我们平常所总结的那样草率，作为郑天良经历的叙述者，我必须直面他的灵魂以及他灵魂蜕变的轨迹，这不仅因为他是我舅舅，而是我对历史对真实的一种尊重和起码诚实的态度。而今天我们越来越缺少诚实，我们满足于肤浅的宣泄和情绪化的愤怒，在义愤填膺的发泄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离真实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像消费一次性筷子一样消费着腐败分子们的人生，这使我们忘记了官场和商场具有同样的性质，任何人也逃脱不了长年累月挣扎中的技术性生存所不可抗拒的游戏规则。官场也像足球场一样，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防守是最高质量的进攻，进攻有时导致了疏于防守，防守有时又让进攻成为虚构，这是是非非进进退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是郑天良的一生。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郑天良，我的任务就是让我和读者都尽可能地逼近真实。
我舅舅郑天良是在二000 年九月二十九日被枪毙的，枪毙郑天良迎国庆，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这一年胡长青、成克杰在我舅舅之前就枪毙了，所以枪毙我舅舅的时候并没有在全省引起多大反响，而出租屋里的穷人们却对枪毙了小官很不高兴，酒也喝得索然寡味，他们都说枪毙一个副县长就像枪毙一个蚂蚁，我说那枪毙乡长村长又算什么呢，他们不说话了。
我舅舅被认定的的受贿索贿款折合人民币是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孔令根和万源都证实的那几笔钱，另有二百三十万块钱不能说明收入来源，这就是说赵全福贿赂的钱还有其他企业送的钱以及逢年过节收的钱都没有全部招供出来，我舅舅死活不愿交待，检察机关说：“你不招也罢，反正四百万也够极刑了。”于是我舅舅就哭着跪在检察官面前说将钱全退了只求放他一条生路，检察官说你不退也是不可能的一切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话说得很原则，我舅舅就哭得更伤心。所有的腐败分子们最后都是要哭的，也都是要悔过的，包括胡长青成克杰都哭了，我舅舅郑天良没有理由不哭，只是哭得毫无必要，因为法律审判的时候从来都不以哭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刑，也不以忏悔书是否写得深刻而减刑。
腐败分子们一生写得最好的文章就是忏悔书，情真意切，语言流畅，认识到位，思想深刻，诸如我舅舅在忏悔书中除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外，还写到了这样一些很有哲理的话：“家有万贯，也不过一日三餐；房有千幢，仅只睡一宿一床”。但说这些话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不想看到我舅舅的忏悔书，我知道那是真实的，但对他来说却是真实的废话。
虽然忏悔书写得很真实也很煽情，但他对另外二百三十万块钱就是不愿说明其来源，这是在保护赵全福呢，还是想通过拒不招供企图减轻自己的罪恶呢？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有不能说明其来源的财产，但所有的忏悔书都写得情真意切，因此这种情真意切同样是虚伪不诚实的，胡长青成克杰是这样，我舅舅郑天良也是这样，他们是从一个山上下来的，行为方式极其相似，所以这也是我不愿写这个案子如何案发如何审查的原因所在，大报小报、网络、内参上每天都在刊登这样的案例，所有的案件都是大同小异的，就像克隆出来的一样，很无聊。我写的都是他们不写的或根本写不出来的那部分。
我在河远的时候采访了一位不愿暴露身份的人士，他（她）对我说千万不要将他（她）的真实姓名暴露出来，不然他（她）就没命了，如果我不守信用，他（她）会在临死前将我也杀掉，所以我信守诺言，绝不说出这个人的姓名。他（她）对我说，郑天良案子是从罗马假日花园突破的，为什么检察机关最后只确认了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说是沈汇丽和万源将郑天良出卖了，因为沈汇丽一直是黄以恒的情人，而且沈汇丽当年南下是因为黄以恒插足导致家庭破裂的，沈汇丽南下做生意的钱都是黄以恒提供的，他们的关系已经有十几年了，而郑天良却蒙在鼓里，上了沈汇丽的床。沈汇丽是县剧团的优秀演员，她和郑天良之间肤浅的爱情表演只是她演技的一个零头而已，被黄以恒牢牢控制着的沈汇丽实际上是黄以恒安插在郑天良身边的一个特务。她先是缠着郑天良为自己搞钱，当知道了是从中飞集团受贿后，沈汇丽为了日后能开脱自己，就坚持打了一张借条给郑天良，还留下了底根，这样案发后沈汇丽变成了借钱人，借的是郑天良的钱，而不是中飞啤酒公司的，郑天良与中飞公司之间没有任何这三百万的手续，他向孔令根借钱没有任何手续，因此受贿证据确凿。
这是一个郑天良至死都没有看出破绽来的巨大圈套。
这个人告诉我，郑天良案发后，沈汇丽很快就还了钱，而且付了利息钱，还款的钱当然是黄以恒提供的，所以沈汇丽一点事也没有，现在仍在河远的公寓里跟黄以恒喝着英国的威士忌，不愿暴露身份的人对我说，他（她）亲眼看到郑天良枪毙的当天晚上，在夜深人静的凌晨一点半钟，从“梦巴黎”出来的沈汇丽钻进了黄以恒的车子，当时他（她）正在“梦巴黎”三楼的一扇玻璃门后面为一件烦恼的事情彻夜不眠苦苦思索。
这件事是真是假我很怀疑，所以我只能把它当作一件传说来看待。不过，有两个细节似乎能印证一些这传说的合理性，一是郑天良那天在沈汇丽房间里看到的那个烟缸以及烟缸里男人留下的烟头，二是一直对卖啤酒厂耿耿于怀的黄以恒在沈汇丽已经拿到了中飞的三百万后出人意料地公开支持黄以恒以七百万美元的低价将啤酒厂卖给了中飞，卖厂的心情异乎寻常地迫切。这难道纯属巧合？
如果这些传说以及我的胡思乱想是真的话，那么我舅舅郑天良在和黄以恒二十多年的较量中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不仅输掉了政治前途，还输掉了性命。
据说，枪毙我舅舅的那一天，天空万里无云，田里的水稻丰收在望，温暖的秋风吹在脸上像女人的手抚摸过一样，只是郑天良的感觉已经非常麻木了。五花大绑的我舅舅郑天良是跟抢劫犯杀人犯强奸犯一起，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到郊外刑场，先是一字排站开，后来有一个人将验明证身的牌子插到他的背后，他的头就不得不低下去，接着又在他后面腿弯处跺了一脚，我舅舅郑天良就情不自禁地跪下了，这时，他很困难地抬头看了一眼湛蓝的天空，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像盛开的棉花一样洁白，郑天良没有恐惧只有迷惘，他发现天空的颜色几亿年如一日，秋天总是那么和风日丽。临枪毙前他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他一生中许多令他刻骨铭心的画面，但最后一个画面却是女儿在深圳机场送别时的情景，他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周玉英，我对不起你！”这句话还没喊完的时候，枪响了，他感觉自己的后脑勺里像被钻进了一根奶油冰棍一样，凉嗖嗖的，接下来就没感觉了，他一头向前栽过去，栽在一丛茂密的蒿草中。这时天空有一只无所事事的老鹰在盘旋，它自由而准确地看到了地面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举起了枪。我舅舅肝脑涂地，死后眼睛还睁着，有点死不瞑目的样子。我在火葬场确认了这样一件事，舅舅的尸体送到火葬场后，一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年轻女子交了三百块钱为我舅舅买了一个骨灰盒，我问这个年轻女子有多大年龄，开票的人对我说：“反正比较年轻，我只顾收钱，没在意年龄。”这就是说我舅妈周玉英收到我舅舅骨灰盒的时候，没有付一分钱，她以为是公家出的，人都枪毙了，送一个盒子还不行吗。这个神秘的年轻女人是谁呢？是沈汇丽，还是那个上了大学的王月玲？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现在我要回到我的现实中来，我带着这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回到了省城，书商姚遥对我大发恼火，他站在冬天稀薄的光线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调查的材料根本不能用，郑天良只有两个女人，太少了，而且还没有赤裸裸的淫荡，简直是想让我赔本！”
我说：“郑天良只有两个女人，而且时间还很短，郑天良的意义不在于女人，而在于他的蜕变的历史背景与独特的政治经历。”
姚遥说：“我要那些有屁用呀，我告诉过你，我对腐败分子的背景不感兴趣，我只要他们像牲口一样地淫乱。”
我反击说：“姚经理，你不能不讲理，人家没有那么多女人，你非要我去编，我编不出来，捏造事实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姚遥说：“人都被枪毙了，负什么责任？你现在必须要在一个星期内按照贪官与女人的选题策划，加大书中淫乱的成份和内容，他跟那么多企业打交道，不搞三五十个女人，鬼才相信！”
我说：“姚经理，我告诉你吧，这个人是我舅舅，是我的亲戚，我不能血口喷我舅舅。”
姚遥笑了：“是你舅舅就更好办了，如果要是追查起来，给一点钱不就得了，自家人话总要好说一些。”
我说：“不行，我不干！”
姚遥说：“不干你就给我滚蛋。”
我终于将憋了一个冬天的怒火全都发泄了出来：“去你妈的，老子早就不想干这婊子的勾当了。”
说着我扬长而去，我听到了身后面的咆哮声像一头毙命前的猪。
走到大街上，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这个城市不属于我，投机书商的四万块钱稿费也不属于我，我该怎么对我妻子交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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