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他母亲的保证，“犹太人将会组织起来，身着盛装去为你投票，”皮尔派保守党马斯特曼尽管宣称反对犹太人的解放，但他也在设法保证选举的顺利进行。
从另一方面看，列昂内尔具有两种优势。在伦敦，报纸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大很多，而他与新闻界人士的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可以肯定，当时犹太人出版事业尚在襁褓之中。1841年，他与其他人一起投资了雅各布·富兰克林的《雅各布之声》，之后不久改版为《犹太新闻》（JewishChronicle）。但列昂内尔对《时报》29岁的编辑约翰·萨杜·德兰来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赞助人，而约翰·萨杜·德兰则成功地为他起草了他的竞选演讲。站在德兰的角度，他相信是他保证了列昂内尔的胜利：他发现结果公布后，夏洛特“处于一种欣喜若狂的兴奋及满心感激的状态之中”，而他被纳特和安东尼铺天盖地的感谢所淹没。《经济学人》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对犹太人的解放持反对态度的人，只是通过站在他们立场上的记者进行辩论。历史学家J·A·弗劳德回忆当他们站在匹克迪利148号前时，托马斯·卡莱尔的感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2）
我并不是说我希望约翰王再回来，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用哪种方式对待这些人更接近全能的上帝的意愿的话——是为他们建立像这样的宫殿，还是带给他们钳子——我选择钳子“阁下，现在政府需要你与你的金融机构所聚敛的数百万英镑中的一部分，你不给？很好”——说话的人用他的手腕紧一下旋钮——“现在给了吗？”——再紧一下，一直到拿光这几百万元。
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卡莱尔声称，如果他写一本支持废除限制人身权利的小册子的话，列昂内尔就会给他一笔很慷慨的润笔费。卡莱尔大概是这样回复他的：“这不大可能我也发现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他和他的朋友们应该正在等待着希洛，到来的时候，还要寻求在外邦人的立法机构中的席位。”他在给下院议员蒙克顿·米尔尼斯的信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犹太人很坏，而一个假犹太人、一个骗子犹太人又怎么样？而且，不管他所有的思想、行动和努力的方向如何，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又怎么可能企图成为一名参议员，尤其是作为破落的巴勒斯坦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公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卡莱尔正处于与亚历山大·巴林的妻子哈蕾·阿西布坦夫人的三角恋中。不过，卡莱尔没有把对列昂内尔的抵制公开化，并没有像《先驱晨报》那样称列昂内尔为“外国人”，也没有像一位托利党候选人那样说列昂内尔的最适合的地方是“作为犹太的王子之一，在犹太的王国”。卡莱尔的态度明显地站到了萨凯雷的对立面，萨凯雷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往之后，经历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转变过程。具体来说，他表现出了对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的好感，他为在1848年时对她的攻击做了道歉。他在1850年2月参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宴会（发现这家的女人“都很不错”），在1856～1857年间，与路易莎偶尔有友好的书信来往。她出现在《潘登尼斯》上的表象是“一位犹太女士腿上坐着一个孩子，她面对孩子的脸上闪耀着甜美的天使般的光芒，似乎是一种圣洁的光辉环绕着两人。我承认，我应该会跪倒在她的面前”。
对卡莱尔说法的一种回应，通过列昂内尔所拥有的第二种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优势财力表现出来。根据辉格党战争部部长格雷爵士的说法，他“毫不掩饰他做出的使用金钱来帮助选举的决定”。纳特在随后从巴黎给他写来的信中，说明他的哥哥确实“付出了很大的金额”。最后，这些付出改变了选举的天平。列昂内尔在投票中获得了6792票，位列第三；其他几位分别是罗素7137票，帕蒂森7030票，马斯特曼6772票。他以3票之差击败了另一位自由党候选人拉朋特。他的天主教代理人劳齐相信，是他在那一天拯救了列昂内尔，而他支持列昂内尔的动机则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图。劳齐的信很值得一读，它散发着那段时期特有的政治气息：“坦率地说”——我完全同意大家都在讲的，也就是，您，尊敬的男爵，得到了天主教徒的报答，他们对您正义理想的认同决定了您的胜利对您来讲，这是什么样的远见卓识啊，两个月前，您派人找到我，不顾自己的尊严，谦恭地请求我在即将到来的选战中给予您帮助！我做到了——尽管你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为我的都会组织提供帮助，我还是诚心诚意而且热诚地帮助您——让您看到了我作为天主教牧师的素质从一开始，我的伟大计划就是决定让天主教选民以团体的形式为您投票——您根本无法想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我总是通过不同的机构对他们做工作，几乎不能使用这个影响，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被什么偏见控制。正当我们开始陷入绝望的时候——因为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无法克服或者是绕过——我们成功了而在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面临着因为债务被逮捕或者是眼睁睁看着教会组织的财产执行的危险：同样，我在此函中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是完全的而且神圣的事实现在我对您说的所有这一切只是想强调：您没有欠我什么，我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天主教各教会不想从您那儿要求什么，我自己会承担所有的开销而且以名誉发誓，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任何时候，我什么要求都不会向您提，但是从现在算起，一年以前我向您提出的关照，当时我们俩谁到没想到会有一场选战——我为您尽了我的努力我的心里没有半分钟的怀疑，您会对我尽您的责任。”列昂内尔似乎没有完全满足劳齐的愿望——尽管地安排他与被放逐的梅特涅进行过接触。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3）
对于家族中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期待的政治胜利。纳特写道，“这是家族中一个最大的胜利，同时也是对身处德国以及全世界可怜的犹太人最大的喜讯。”他的妻子称“拥有像你这样最杰出的战士，是犹太民族新纪元的曙光”。“缺口已经打开，”贝蒂欢呼道，“诽谤、偏见与狭隘的障碍显然正在消除。”甚至梅特涅（他似乎没有想到自由党人的一场胜利会在一年之后使他被放逐）都发来了贺信。然而，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祝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如果列昂内尔想要坐到下院议员的位置上，他还必须宣誓“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当然，除非政府能通过那项11年前已经证明不可能被通过的议案，也就是废除这个誓词的法案。罗素早就已经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提案。事实上，列昂内尔的胜利只有当这种提案在国会的两院投票中都获得多数支持时才有可能最终得以实现。
盟友的支持
列昂内尔的选举所引发的问题随着对这个可预见的结果是感兴趣还是敬而远之，把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分成两派。出乎人们预料的情况是，罗素废除国会剥夺人权的提案所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议院里他的盟友，还得到了来自两派分裂了的托利党人的支持。当他在1847年正式提出这份法案的时候，主流皮尔派保守党成员格莱德斯东和保守党领导人乔治·本丁克爵士和迪斯雷利都表示了支持。当然，迪斯雷利是对此最感兴趣的人，尽管他的动机和行动非常复杂——复杂的程度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到那时为止，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相识已经接近10年了。他与这个家族有记录的最早交往是在1838年，此时，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足以保证当他在1842年访问巴黎时可以享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友好接待。到了1844～1845年，他和他妻子玛丽·安娜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吃饭：1844年5月、1845年6月两次，那年夏季的晚些时候在布莱顿还有一次。1846年的时候，列昂内尔帮助迪斯雷利在法国铁路上进行投机，稍晚，又帮助迪斯雷利处理他的债务纠纷（当时的金额超过了5000英镑）。这份友谊超出了迪斯雷利对他们金钱的欣赏，而他们也很欣赏迪斯雷利的智慧。这是迪斯雷利作为小说家最为高产的时期：1844年有《科宁斯比》和《年青一代》，1845年有《女巫》和《两个国家》，1847年有《唐克雷德》与《新十字军》。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大概是由于他曾经受过洗，而退教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父亲依萨克与其犹太教会闹翻，同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乡绅的原因，迪斯雷利一生都对犹太教充满了兴趣。他的政敌试图用他的血统来攻击他，但迪斯雷利勇敢地把别人看成是弱点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中，他把自己的犹太人“种族”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调和，有力地说明他享受着这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毫无疑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往对他的犹太主义特征有很大的影响。列昂内尔和夏洛特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对，列昂内尔富有而又有影响力，夏洛特聪明而又美丽；但他们身上最吸引迪斯雷利的——实际上还包括他的妻子——是他们浑身上下的犹太气息。另外，对没有子嗣的迪斯雷利夫妇更具吸引力的是他们的5个子女。迪斯雷利写道（1845年6月邀请他们到格罗夫纳门观看海德公园里的游行），他们是“美妙的精灵”。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4）
3个月后，这个家庭接待了歇斯底里的玛丽·安娜的一次奇异造访，她让自己倒在了夏洛特的怀里。在发作过后，她和迪斯雷利都进入了精疲力竭的状态（“我一直忙于校清样，出版商是那么讨厌可怜的迪斯一直坐在那儿写了一整夜”），因此他们准备动身前往巴黎，玛丽·安娜做出的举动让夏洛特吓了一跳，玛丽·安娜宣布她希望把夏洛特6岁大的女儿埃维莉娜指定为她遗嘱里的唯一受益人：
迪斯雷利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这是来告别的，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生命是这么无常迪斯和我可能会在火车或者轮船上丧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爱我的人，除了我尊敬的丈夫，这个星球上也再没有我关心的人，但是我喜欢你们这个家庭”
“我使出浑身解数安抚我的客人。”夏洛特写道，“她在对我细数完她的细软和财产后，从她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纸，‘这是我的遗嘱，您一定得看看，把这个事告诉尊敬的男爵，而且您要替我保管好它’。”
当夏洛特轻声告诉玛丽·安娜，她“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责任”时，玛丽·安娜翻开那张纸，大声地读道：“‘万一我心爱的丈夫先我升天，我将我个人的所有财产全部留给并赠予埃维莉娜·德·罗斯柴尔德。’‘我爱犹太人，’她继续道，‘我已经把自己与您的孩子们联系在了一起，她是我的最爱，她应该也必须戴上蝴蝶（玛丽·安娜一件珠宝的名称）。’”
这份遗嘱在迪斯雷利和他妻子之间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件”之后，在第二天早上被退了回来。然而，这对夫妻对家庭生活的兴趣却丝毫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当利奥在1845年出生的时候，迪斯雷利（在写自巴黎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期望：“他将证明自己无愧于自己纯正和神圣的民族，也不逊于他那些漂亮的兄弟姐妹。”“我的天啊，”玛丽·安娜在见到这个孩子时惊呼道，“这个漂亮的孩子可能会是我们正在等待的未来的弥赛亚——天晓得！而你将会是最幸福的女人。”
在迪斯雷利与夏洛特的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失落的仰慕情愫，同时又夹杂着对他妻子玛丽·安娜难以掩藏的嫉妒。对于这种仰慕，迪斯雷利没有否认。“在我一生的奋斗过程中，”他在1867年3月对她坦白，“来自于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的关怀是一种慰藉，我对您的爱无人可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说法并非仅仅是迪斯雷利式的修辞手法。有一次，当夏洛特造访迪斯雷利家时，很显然有某件事情牵涉到了玛丽·安娜，迪斯雷利赶忙道歉：
我认为我对给您造成的麻烦深感内疚，总体说来，昨天您要是没碰上是最好的，因为错过了睡觉的时间以及其他原因，她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因此我现在再也不在晚上见她。
她希望将她对您的爱带给您，我也将把我的爱带给您，而且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把我的爱给您了。
所有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玛丽·安娜对夏洛特有确凿证据的深厚的友情——或许是对她可能感觉到的那些嫉妒的补偿。当迪斯雷利夫人在1860年病倒的时候，“她有气无力地让我写信给您”，迪斯雷利信手在一张便条上写给夏洛特。作为回应，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匹克迪利的餐厅送病号饭。（玛丽·安娜病逝后，轮到夏洛特来嫉妒了，因为迪斯雷利“跪倒在布莱德福德夫人脚下的时间越来越多”。她做出的回应是给他送去了6大筐英国草莓、200把巨型的巴黎圣水刷，以及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最好的斯特拉斯堡肥肝。这只是一个聪明的提醒，让他不要忘记她的资源总是要远胜那些“有钱的老妇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5）
或许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最独特的方面在于信仰模糊。按照夏洛特的回忆，迪斯雷利对待自己犹太人的根总是很矛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在1866年写道，“当我斗胆宣称，蒙蒂菲奥里家族、莫卡塔家族和林多家族的亲缘关系，路易莎·德·罗斯柴尔德夫人非常荣幸地成为他的表亲时，他居然被惊吓得茫然失措；但是连老天都搞不明白的是，不知道迪斯雷利想的是什么，尽管伦敦到处都是他的亲戚，但他对他们的存在根本毫不在意。”但当他们讨论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