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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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对手进行偷袭，但是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消息”。詹姆斯能看到的就是除了“跟着大家做”之外别无他法，这使他大受打击，因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电报是他的奇耻大辱”。这意味着甚至在假期人已经上船了的时候，也无法停止工作：“在洗澡的时候你都还有很多的事情去考虑，这不是件好事情。”类似的抱怨一直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詹姆斯儿子的时代都还能够听到：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得不采用这项新的技术，但他们一直都不喜欢这种对金融消息几乎是广而告之的方式，而仍然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熟悉的方式相互间采用信件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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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种不太适应情况的影响也不应该被过分强调。现实的情况是，尽管在欧洲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自己以真正的全球业务为特征的联盟组织。事实上，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抢在电报影响到达各个大陆之前就取得了他们最大的成绩。在1866年之前，欧洲和北美之间还没有电报服务相连，欧洲与拉丁美洲的联系则出现在1869年之后，与澳洲的联系出现在1873年之后。在这些地区，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那种经常保持通信，但不是每天都保持接触的半自动管理体系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罗斯柴尔德欧洲的机构当然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威斯威莱和鲍尔在马德里；塞缪尔·兰伯特继承了他岳父里奇腾伯格的位置驻在布鲁塞尔；新录用的霍拉兹·兰道先是供职于君士坦丁堡，然后又转到了意大利。但他们此时所承担的情报收集工作的作用与以前相比已经大不如前，当然那些机密的政治信息仍然非常珍贵，只有在与某个机构保持足够多的交情的前提下才可能获得。在这期间，越是冷僻的代理人，其战略重要性也就越大。
1848年的危机暴露了跨越大西洋进行交易所面临的困难程度，特别是当一个单独的代理人处于在纽约拥有独立决断权的情况下。出于以一个完全的罗斯柴尔德合伙人替换贝尔蒙特的想法，詹姆斯在那一年的10月把阿尔方索派到了那儿。贝蒂在给儿子的信中透露了这个考虑当时有多么严肃。她建议阿尔方索应该很有耐心：
只有等到具备了处理美国事务的足够经验，才可以用大人物的语气讲话。首先要很尊敬对方，但是如果礼貌不起作用，你就用符合你地位和权力的精力和人格，把这个人摆回到他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如果这样做了，这位先生还是想指手画脚，让你这样那样，那么，你完全可以戴上你的手套，告诉这位先生门在哪儿
问题终于在1849年公开爆发了。“与贝尔蒙特的这种局面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她在3月24日写道：
他对别人留给他的信任一点都不感恩，甚至是在别人为了顾全他的利益和他的面子而不去撕破脸皮的时候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这对我们家族以后在纽约设立以我们名字命名的银行是不是有很大帮助美国的未来对于那些选择参与到这个大潮中的人来说，看上去是如此的恢宏，一想到这样的愿景，我就禁不住自豪，我承认，你我的儿子，将会是那家给我们这个名字增光添彩的银行的奠基人你的事业会飞黄腾达你离最伟大银行的巅峰仅一步之遥。
她在5月时告诉阿尔方索，她的计划是“看到你在美国的所有方面都能立起来从代理人的贪婪和愚蠢中释放出这个伟大的未来所以，我重复说：留在新世界——如果今后我们的境遇雪上加霜，如果旧世界注定要衰落，虽然上帝不可能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它就会成为我们的新家园”。
这个想法在1849年她儿子回到欧洲后（一般认为只是临时的）一直都还在讨论之中。“阿尔方索已经决意要回去”。列昂内尔在外德柏德见过他的侄子后这样记录道，“我们说到了有关美国业务的总体原则，但也就是到此为止。詹姆斯叔叔和阿尔方索两人都认为在美国我们能赚到大钱，因此希望继续那边的业务，而他无论如何都应该回到那边去。”阿尔方索自己说当他回到美国后，要“将那边的事务放到一个更便利的立足点上”，而卡斯特兰毫不迟疑地认为，他不久将再次离开巴黎“到纽约去找处房子。”而在纽约，也是“到处都在传说阿尔方索男爵正动身往美国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4）
然而，这件事情却根本没有发生，这很有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犯下的单个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一种由贝蒂的信所透露出的很大的可能性是阿尔方索不能说服自己放弃舒适的巴黎生活，而去过纽约那种还略显粗陋的生活方式。做母亲的不得不说服她的儿子，她试图把这个想法说得对他更有吸引力，她建议说，在两年的开始期之后，已经安排好计划的新银行的日常运营可以委托给“一个临时的代理负责打理，一直到家族中有人，或者之后你的兄弟可能会想要过去待几个月一旦银行建立起来，你就可以很快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亲爱的儿子，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考察那位准备远赴他乡去替换你的人”。伦敦的合伙人不是很热情，尽管他们也一直怀疑贝尔蒙特“在用我们的钱进行投机”。按照贝蒂的说法，列昂内尔和他的兄弟都“看淡这个计划的前景”。他“担心巴黎会被摆脱掉，因此更倾向在那里使用一个代理。但这个代理只能是戴维森，他很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或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贝尔蒙特最终成功说服了詹姆斯，让后者相信他不可以被替换。一直到这个时候，他都是在美国被公认的一个人物，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几乎与他的财富增长得同样快。在1849年，他终于能够与美国海军司令马修·加尔布雷斯·佩里的女儿卡罗琳·佩里订婚，而新娘正像贝尔蒙特所强调的是“我们最有名望的家族”的成员。4年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角色转变——贝尔蒙特驾临欧洲——以美国驻海牙大使的身份。这些世界性的成功标志（对于一位年轻的、接受法国教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够与其比肩）可能最终说服詹姆斯放了贝尔蒙特一马。甚至贝蒂都认识到贝尔蒙特已经“为他自己创建了强大而独立的位置，他了解这个国家里里外外的资源，他手里握着破解商业世界中所有尔虞我诈的秘密的钥匙”。“我倾向于这种看法，”她的丈夫在1858年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应该将美国业务的管理完全放到贝尔蒙特的手里，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对那里的业务也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也就不会再一直忍受那些无休止的抱怨和疑问，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家或者那家银行的票据。
仅7年前，他还在强烈地抱怨贝尔蒙特不让他“看账簿”了解美国代理处的情况。
当然，贝尔蒙特只负责东海岸的业务，也就是主要由建立起来的东北部那些州，比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州，以及主要的铁路像伊利诺伊中部铁路，所发行的债券业务。19世纪50年代期间吸引力越来越大的地方是西海岸，本杰明·戴维森怀揣着4万英镑的银行存票，紧随着加利福尼亚已经发现了黄金的新闻被派遣从墨西哥进入。再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又错误地在一个如此偏僻的市场上将自己的利益托付给了一个单独的个人。“那里的文明程度还很低，所有事务的处理都伴随着个人风险”，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从法兰克福银行派一位叫梅的职员到旧金山去加入戴维森的工作。詹姆斯对梅很满意：这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很聪明，而且是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我总是对这类人拥有极大的信心。但他不久开始醒悟过来。仅仅一年以后，梅和戴维森就为一所新房子是支付26万还是5万的情况爆发了一场争吵。戴维森的兄弟马上跳出来辩解，指出加利福尼亚分行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获得盈利37762英镑；考虑到旧金山较高的生活成本，它的运营成本是合理的；而且，在购买这所新房子之前，他一直住在“保险库上面的棚屋里，活像是一头生活在猪圈里的猪——他很害怕离开这里，连吃饭都处于惊恐之中，害怕有人喊起火了就得马上跑出去，而一旦起火，他就只能葬身火海”。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5）
在众多类似的与代理人之间的争吵中，这次似乎已经烟消云散，戴维森和梅两人仍然留在了那里。10年之后，他们仍然待在那里，但到这个时候，梅要求能够被批准回家——在一封信里，他透露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美国代理的关系：
每天我都变得更苍老。现在我36岁了，是时候让我下定决心，决定是继续过这种孤独的生活，在远离家乡的这个地方了此余生，还是回家去定居了。这个国家不是让一个人，特别是欧洲人可以待很多年的地方。尽管对文明和社交做了最起码的安排，当你还年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还不错，但越来越大的年纪会带来其他的想法。你不需要推测我已经在这个国家积累了很多财富，这使得我决定从这个圈子里退出我承认您如此慷慨地提供给我这样的位置——您的恩情我永远无法忘怀，我整个一生都对您心怀感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您的利益从来没有受到过丝毫的伤害，而且您的生意总是被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给予了无与伦比的关注。
19世纪5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决定派另一位戴维森——内森奈尔·戴维森去墨西哥替换本杰明，因为这个地方政治局势不稳，因此还有很多重要的业务机会：不仅可以贷款给长期以来处于破产边缘的州政府，还可以投资水银矿、煤矿和铸铁厂。在墨西哥保持自己存在的重要性在1860～1861年间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时的墨西哥成为了法兰西帝国的野心所关注的目标。萨芬伯格在此期间留在古巴，这个行动马上显示出了其政治价值，当时美国政府试图从西班牙手里买下它——这个计划有贝尔蒙特的参与，但由于在美国国内遭到反对而未能实现。
最后，还应该提到罗斯柴尔德在美洲的另一个一直觊觎的地区：巴西。这里曾经是19世纪20年代时内森很注意的一个地方，但20多年来，伦敦与里约之间的业务一直都是不死不活，部分原因是继任的政府没有继续借助于伦敦的资本市场。但是当1851年与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的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战争的开销迫使巴西在第二年通过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发行了104万英镑的债券。国家铁路网的快速增长也出现了新的金融需求。1851年借款后马上又有了为巴西亚和旧金山铁路公司所发行的180万英镑，另外还有一笔150万英镑给政府的贷款也是用于铁路建设（两笔都发生在1858年），一笔200万英镑给圣保罗铁路公司（1859年），以及一笔不超过140万英镑的政府贷款。1860年的货币危机以及巴西债券价格的下滑使得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成为了必要，因此巴西政府在1863年新发了一笔380万的债券，主要是为了转换发行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早期债券。然而，1865年爆发的与巴拉圭的战争使巴西的金融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与巴西部长莫瑞拉进行了多次冗长的谈判后，列昂内尔同意提供一笔不超过700万英镑的新贷款。在战争于1869～1870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开始谈到了另一笔贷款。这还只是一系列很特别的在巴西政府与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之间如婚姻般的金融关系的开始；在1952～1914年间，这种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债券发行不少于142亿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6）
巴西和美国数十年来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活动的主要区域，相对来说，亚洲或多或少尚处于“有待认识地区”。但在这个地区，19世纪50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扩张的时代。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挑起这场战争的借口是中国禁止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进口鸦片）之后，中国香港被英国吞并，而且还有另外5个“通商口岸”对欧洲商人开放。这加速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与西方的白银和印度鸦片的交易，并为英国商业开创了新的有吸引力的机会（同时，开始侵蚀中国商人的势力，比如像吴平清，曾经有历史学家称此人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到1853年，伦敦银行已经开始与位于上海的商业公司，比如科兰普敦、汉布瑞公司等，开始了常规的通信联系，并从墨西哥和欧洲定期向那里发运白银。白银很显然是最受关注的业务，当然银行同时也对印度的鸦片感兴趣，他们发运了一些到西边的君士坦丁堡。到19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与一家名叫雄内基尔本公司的加尔各答公司建立了定期联系。周边的危机，比如印度1857年发生的兵变，在纽科特也引起了反响，而这种情况在之前亚洲出现巨变时并没有发生。罗斯柴尔德银行首次卷入到了大英帝国的商务活动中，而这个领域以前一直是留给其他人的。因此，一个有鼻子有眼的夸张说法是“整个寰宇都在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纳贡，其办公室设在了中国，设在了印度，甚至设在了最不开化的国家”。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一直以欧洲为中心的佩雷尔家族最大的不同。
大量的白银流向东方这种19世纪中叶世界经济所具备的特点，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4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些发现所产生的影响力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1846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是140万盎司，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俄罗斯。到1855年，总产量提高到了640盎司，增加部分大约有一半来自北美，另一半来自澳大利亚。我们已经看到罗斯柴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