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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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81年12月，面值为500法郎的股票站上了3000法郎，但是银行的预计利润只是预估数，一点也不真实，而且尽管本图克斯自己不承认，大量的大众联合银行的股份（超过10000，价值约1700万法郎）由银行自己掌握。到1881年年底，由于法兰西银行开始推高利率，因此，其投机泡沫接近破灭。在1月4日后的两周之内，股价从3005下跌到了1300；而到了1月31日，大众联合银行不得不暂停支付。在他被判犯有金融行为不当罪，并且逃到西班牙后，本图克斯反复声称他是一个“犹太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事实上，就是靠一笔来自主要的巴黎大银行的贷款——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贡献了1000万法郎，才使巴黎的金融市场能够幸免于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倒闭风潮。（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形式的集体救援在8年后的巴林银行倒闭中再次在伦敦采用。）
大众联合银行倒闭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其倒闭的时机选择上。因为在1881年11月，倒闭发生的前夜，莱昂·甘必大成为了法国总理，他施行（表面上看起来）对外冒险、对内激进的政策。尽管导致他在位仅两个月就下台的直接原因是选举改革的议案在国民大会遭到惨败，但是也有可能是1月份的金融危机真正地击垮了他，使他的大规模债务转换和铁路国有化的尝试遭遇失败。这些证据仍然是推断性的，但是毫无疑问，甘必大的倒台（以及莱昂·塞回归财政部）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国际观点的角度的欢迎。1月25日，阿尔方索写信给纳蒂，警告他甘必大不愿意与英国在埃及问题上按由英国大使莱翁斯爵士提出的方案进行合作，而且对正在讨论中的《英国—法国商务协定》也产生了怀疑。纳蒂将信转给了迪尔克（时任外务部的次长），同时附上了他含糊的评论：“无法令人满意。”紧接着第二天，甘必大被迫辞职。过了不到14天，阿尔方索在法国外交部遇到了莱翁斯并问他：“关于埃及问题，希望我对德·弗雷辛内特先生说什么？在认真想了好一会儿后，他回答，‘告诉他让商务协定生效。’”看起来纳蒂和阿尔方索似乎正在扮演他们的先辈们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新上台的法国政府非官方的交流渠道，纳蒂“按照迪尔克指出的意思”写信给巴黎，阿尔方索很确定地回复“整个法国内阁没有人对英国商务协定的重要性认识得比莱昂·塞更清楚”。尽管他们都习惯性地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机，格兰威尔和格莱德斯通也认为这个消息很“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来自阿尔方索的强烈暗示，法国政府不大可能反对英国摆脱阿拉比·帕萨的行动。按照阿尔方索的说法，对于参与全面的“武装干预”，法国政府可能会在议会遭到太多的反对，他和莱昂·塞都明确希望英国能自行行动。这个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格莱德斯通还正在期待着能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国际大会上达成一个多边的决议，尽管面临着来自他的内阁成员（特别是哈亭顿）要求单边军事行动的压力。当英国舰队在7月炮击亚利桑德利亚的时候——城里发生骚乱似乎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多的借口——阿尔方索很高兴，他注意到“英国在法律和秩序重新在整个国家建立起来之前不再会撤出；这对于那些在埃及有法律利益的所有人来说，是最好的保障”。之后还不到两个月，沃尔斯雷将军在特尔·艾尔·克彼尔取得了大胜，消息传来，他感觉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很难绕过这样的结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怂恿英国政府跨越了格莱德斯通很负责任的谨慎，并且（根据内阁7月31日的会议记录所示）强制性地去“推翻阿拉比”。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正好是甘必大的继任者弗雷辛内特提出英国—法国联合占领运河区的建议被国会否决的日子。到9月7日，格兰威尔或多或少接受了纳蒂的观点，认为在埃及“不言而喻，英国将在以后保持领先优势”。如果没有法国很明显的默许迹象，这次的立场改变是否会有可能出现很令人怀疑，而法国方面的这些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乐意提供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阿尔方索和纳蒂会认为对埃及的占领存在困难：对于前者，是因为打算把这作为向俾斯麦发出英国—法国团结的信号，而对于后者，是想按与德国财政部长一致的步调行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给格莱德斯通设一个陷阱，可能找不出比引诱他占领埃及更好的办法了。格莱德斯通自己很准确地预言了这样一个行动可能产生的复杂情况；现在，他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些问题给困住了。第一，怎样重组总督的政府根本就是一堆乱麻。第二，存在着那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金融问题，而债权人应该在这方面得到优先的考虑。第三，还存在国内政治困境，因为格莱德斯通通过如此勉强地采用帝国主义手段的方式为反对党谋得了很多的方便。第四，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给另一个欧洲大国送去了一根大棒，而这根大棒是用来打英国的。
法国居然默许英国占领一片法国在很久以前获得了很大经济利益的领土，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沃尔斯雷取胜后不足一个月，按照古斯塔夫给纳蒂的报告，以及纳蒂给格兰威尔的报告，巴黎流言满天飞，说英国政府已经在尝试从公开市场上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份，目的是绝对控股这个公司。这似乎是纳蒂希望政府做的，但是格莱德斯通仍然对当初迪斯雷利在1875年购买原始股份的有关任何事情都存在着深深的戒备——他一直觉得当时交易的情况都在故意瞒他，而且在很多条件下都证明与勒塞普斯和在运河公司内的法国股东们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运河只是埃及问题的一部分。或许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下面将要讨论原因，格莱德斯通把埃及的金融看成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决定通过“欧洲的一致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俾斯麦式的现实主义政治时代，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布雷希罗德不久转达了来自柏林的信号，似乎暗示德国对英国的埃及政策忽然转变了立场，而且伦敦大会上格莱德斯通提出了他希望在1884年夏天打破僵局的想法。由于受到孤立，格莱德斯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埃及的金融重组委托给金融城里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的经典组合。8月4日，海军大臣诺斯布鲁克爵士——巴林家族的成员，尽管从未做过银行的合伙人——被派往埃及去调查这个国家的金融情况。正如伦道尔夫·丘吉尔在下院里愤慨地指出的，他的堂兄弟伊维莱恩·巴林（后来的克罗梅尔勋爵）已经以总领事的身份出现在开罗。“因此，”丘吉尔大发雷霆，
伟大的巴林银行的两名成员都得到了委托，按照我所能够理解的，他们获得了几乎是无限的独自处置英国在埃及的政治和金融利益的权利我希望指出，在这个关系中，实际上派两名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成员还是派两名巴林银行的成员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两家在规模和他们在东方的经济利益的程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成员，根据他自身的条件以及他的公共地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派遣这样一位成员，那么从下院和整个国家可能就会发出很大的嘘声。但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和巴林之间似乎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考虑诺斯布鲁克过往的政治记录（他是前印度总督），丘吉尔的得分并不高，而且他声明说“这个国家的公共服务从此不再与伦敦城里的商业和金融私人企业有任何的联系”，这当然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有意思的是，他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埃及的政策制定中，会比巴林的参与引起更多公众的反对。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丘吉尔不知道的是，在诺斯布鲁克被派往埃及后的第二天，纳蒂给格兰威尔做了一个保证，他的公司会为弥补埃及当前的赤字提供100万英镑的短期贷款，尽管他明确地要求知道“政府会为他的贷款提供什么样的担保”。对更新这笔贷款的需要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对丘吉尔错误地依靠巴林家族的政策进行调整的杠杆：在很沮丧地讨论随时可能出现的埃及破产问题的时候，纳蒂在12月26日告诉格兰威尔，他能够同意的延长这笔贷款期限的时间只限于两周，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与其他大国进行的谈判。当纳蒂“上紧螺丝”的时候，他似乎很高兴用争论以及来自柏林和巴黎的那些矛盾的消息来折磨政府。“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同意俾斯麦的条件。”他在8月的时候的告诉汉密尔顿。9月1日，他警告格兰威尔说：“俾斯麦非常生气，而且说他要维护德国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因此他将反对对于埃及事务的任何非法行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绝对的比率原文如此。，把欧洲的管辖权让给法国，在他看来，我们不会愿意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是当他在3个月后与格莱德斯通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又“嘲笑法国对埃及土地税收的计算方法”，并且非常支持诺斯布鲁克在上一个月报告里的测算，这份报告提出由英国独家控制埃及财政。
格莱德斯通心无旁骛地朝一个事实上的英国保护国方向进行推进的努力，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无处不在，因此他指责他们向法国政府泄露了关键的信息——在哈亭顿为纳蒂提供诺斯布鲁克报告以转给俾斯麦的那个时候。或许这里面有些问题：在10月份，法国总理朱利斯·费瑞告诉俾斯麦的儿子赫尔伯特“英国正在煽动那些大的金融企业，特别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而且让他们知道如果英国政府被迫走极端的话，埃及的贷款可能会变成一张废纸，债券持有人会一无所获金融家们现在真的非常担心，而且都在试图影响法国政府的态度，朝英国的方向转变”。罗斯伯里对在这个关键时刻加入内阁非常犹豫：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丘吉尔关于金融家族这个话题的另一次措辞激烈的讲话。就在这时，丘吉尔发表了口无遮拦的讲话，说“一伙伦敦和巴黎的犹太高利贷者诱使伊斯迈尔·帕萨落入了他们的网中”，而且声称“格莱德斯通把埃及人送回到了他们的犹太主人的罗网中”。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英国新的管辖权应该怎么划定。埃及南部在迈赫迪的领导下，宗教叛乱在整个苏丹肆虐。罗斯柴尔德家族再一次鼓励英国进行干预，格莱德斯通再一次发现自己无法抵御这种国际国内交织在一起的帝国主义情绪与“骑虎难下”的过度的个人野心的混合势力。所有相关的人都过分地高估了英国的实力。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一个交易所的故事，说“戈登·帕萨带着1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的纸币，这是平息暴乱最好的英国武器”。从苏丹撤军的后勤保障远不是报告中说的那样，由于接到了相关的命令，戈登试图进攻马赫迪。传到伦敦的消息说他可能战死于1885年2月5日。正是这个危机最终说服罗斯伯里加入了政府，这个决定得到了纳蒂的欢迎，他公开说：“您无与伦比的判断力和爱国热忱将会给政府以极大帮助，并拯救这个国家。我希望您关注已经派到尼罗河的援军。索丹的战役将会是一个辉煌的成功，而且肯定不会有错。”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直接受益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这样的说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正如古斯塔夫说过的，英国的控制对于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埃及债券的持有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果英国与埃及共同为埃及的对外义务负责，埃及的信用明显将会从中受益”。不仅如此，它还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发行新形式债券的机会：1884年之后，所有的埃及债券发行都将由英国认购。在1885～1893年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银行联合负责了四次大型的价值将近5000万英镑的埃及债券发行。这些发行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布雷希罗德合作，其中一次与贴现公司合作，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在1885年3月，大家一致同意这些贷款中的第一批应由所有有关的大国共同担保，但是俾斯麦批准这个协议的前提条件是德国的银行——意指布雷希罗德——要获得一定比例的份额。这就排除了通过英格兰银行发行债券的可能性（为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债券发行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使得罗斯柴尔德的操作成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萨利斯伯利第一批在1885年夏天组建临时管理机构的任务之一，就是向英格兰银行发布消息，说他被“授权筹措贷款中的英国部分，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作为代理，因为它在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拥有银行，而且与柏林的布雷希罗德银行关系很好”。
在所有担保中更为重要的，是伊维莱恩·巴林稳定埃及经济的努力取得的成功。1890年和1893年的贷款是转换贷款，发行的目的是调低埃及债券的利息。这也不应该按埃及民族主义者的说法说成是外国投资人为自己在埃及的利益上所取得的胜利：在巴林的管理下，出现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铁路以及最著名的在1898年到1904年间修建的阿斯旺大坝）；然而，绝对债务负担却从1891年最高峰时的106亿英镑下降到了1913年时的9400万英镑，而且按人头征税。换个角度说，在这个时期一开始，债务负担是当时收入的10倍；到这个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是5倍。英国的金融控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抱怨说他们在埃及业务上的佣金被压榨了。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