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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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抱怨说他们在埃及业务上的佣金被压榨了。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于1907年离开埃及后，将越来越多的领域放手给厄内斯特·卡塞尔的原因，尽管更为可靠的解释是纳蒂担心英国的控制力在面对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暴动时出现下滑。
这种向正式的英国控制转换的代价最惨重的部分不是由债券持有人或者纳税人来承担，而是由英国的外交政策来承担。1882～1922年，英国觉得有必要对其他大国承诺它将结束对埃及的占领，这样的承诺总计不少于66次，但是所有想从埃及脱身的努力均在面对其他大国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无功而返。在1885年9月，纳蒂被要求在柏林就关于杜鲁蒙德·沃尔夫提出的由土耳其军队在埃及替换英国军队的建议发表意见。俾斯麦的儿子赫尔伯特代表俾斯麦所做的回应是反对。由外交部在1887年提出的“在英国保护下埃及中立”的意见也同样注定不可行，法国坚持要苏丹反对。在实际的操作中，“一个垂帘听政的政体”（米尔纳的说法）建立起来了，而且开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先例——正好契合了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时候格莱德斯通警告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最让人无法理喻的是这次行动中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不是别人，而正是格莱德斯通自己。1875年末——可能正是他竭力反对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之前——他购买了面值为45000英镑的1871年土耳其埃及贡赋贷款券，价格只有38英镑。按照他的日记所证实的，到1878年（柏林大会召开的那一年），他又增购了5000英镑（面值）；而且在1879又购买了另外15000英镑的1854年土耳其贷款券，同样也是以埃及的赋税作担保。到1882年，这些债券占了他整个资产组合（面值51500英镑）的37％。甚至在武装占领埃及之前——这是他自己下达的命令——这些投资看起来都非常不错：1871年债券的价格从38涨到了1882年夏天的57，事实上在上一年还涨到过62。英国的占领让首相获益更多：到1882年12月，1871年债券的价格涨到了82。到1891年，它们甚至摸高到97——仅资本收益率比他1875年购买的时候就多达130％。因此，当某一次听他把土耳其的政府破产描述为“所有###罪之最”的时候，也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每当我们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常常让我们想起格莱德斯通对性所持的压抑态度；而他对待帝国经济的态度才是真正的虚伪。在他反对迪斯雷利代表政府购买苏伊士运河的同时，却在他所反对的行动的支持下做出了他个人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个人投机，让我们不得不说他真是一个虚伪到极点的人。东方问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格莱德斯通之间在这个时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格莱德斯通的双重标准——这与迪斯雷利充满浪漫色彩的夸张对比起来是如此强烈——是不和的根源。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
迪斯雷利在这里我们的朋友精神状态非常好，根本就没有对在议会遭到的暴力袭击有任何抱怨。你能对我在写东西时与亲爱的妈妈在一起的来访者说什么呢——这个情况我刚听说，赫赫有名的格莱德斯通先生正在跟她一起喝茶、吃面包和黄油，我怀疑他是否会来看我。
——列昂内尔给里奥和莉奥诺拉的信，1876年3月
可以肯定的是，19世纪70年代关于埃及和土耳其的争论并没有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格莱德斯通造成太大的隔阂。然而，如果据此认为他们与自由党的关系完全破裂或者对保守党无条件接受，都是错误。对这个事实最好的证明就是迪斯雷利在1876年的某一天拜访列昂内尔，而就在同一天，格莱德斯通与夏洛特在一起喝茶。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4年之后，费迪南德给他的朋友以及罗斯伯里伯爵家的姻亲写信，描述了一个类似的场景：“贝肯斯菲尔德爵士正与艾尔弗雷德在一起——而另一天，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到纳蒂那里去吃饭，因为格莱德斯通要来吃饭，并与剑桥公爵会面（私事）。”一直到1905年，罗斯柴尔德的政治立场总是有点像“旋转门的性质”：尽管家族的成员（具体来说就是纳蒂）越来越认同保守主义——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党的联合主义——但是与格莱德斯通党人的联系渠道却从未关闭过。与迪斯雷利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的关系也并不完全和谐。1900年之后，犹太移民问题的政治化为这个家族为什么变成了自由党人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说法。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相比，对政治的看法变得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最明显的是在对待爱尔兰的问题上，但是与此同时也针对欧洲城市人满为患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是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让他们与格莱德斯通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一直到世纪之交，纳蒂才完全放弃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与他父亲和祖父之前所做的一样，他仍然相信，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保证无论哪个政党掌权都应该受到重视。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他与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政治家，比如罗斯伯里、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以及阿瑟·贝尔福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在维多利亚晚期私下的政治生活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碰到这一类人，在金融城里（在纽科特的午宴上讨论金融问题）以及在西区（在俱乐部或者匹克迪利大街家里的晚宴上讨论政治问题），这些访客与其他数不胜数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是罗斯柴尔德乡间庄园（特别是特灵、瓦德斯顿和霍尔顿）的常客。很多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而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无法对他们政治界的朋友亲口说的时候，他们就写信——这对于历史学界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然而纳蒂决定在他死后把他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因此在罗斯柴尔德自己的档案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尽管来自巴黎的信件仍然可以使我们推断出很多发生在纽科特里的事情，但是我们依据的主要还是政治家们自己的文件，因此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很多让人无法解释的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作用的悬念。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2）
自由主义追求
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部分成员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自由主义追求。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梅耶和安东尼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坚定的纯粹的自由党人。梅耶击退了托利党人乡绅的进攻，保卫自己的海斯席位，争取到了来自福克斯通地区渔民的支持，而安东尼继续依靠党内的科博德耐特派的支持。人们听到安东尼在1866年9月宣布“我们摆脱殖民地越快，对英国的好处也就越大”——这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鼓动，对于这一时期的罗斯柴尔德来说，这句话可能会被理解成一句对毫不妥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表述。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仍然通过她们的生活活动与自由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梅耶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将继格莱德斯通之后出任首相的自由党人。
甚至列昂内尔的儿子们也是以公开的自由党人身份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的。当他们的堂兄里奥在1865年首次参与议员竞选时，他明确问投票人：“你们到底喜欢谁来领导，是帕尔梅斯顿、罗素和格莱德斯通，还是德比和迪斯雷利？”明显前一组得到了他的支持。在同一年代表艾勒斯贝利以自由党人身份参选的时候，纳蒂“一直驶到密森顿，而且受到很多人的迎接，他们一直伴着我穿过城市，来到一片丘陵地区，像驯服的熊一样走了很长的路”。有非国教投票人问他是否支持废除教会规费，他很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支持。”这个立场让人们回想起当初他还在剑桥上学时所表现出来的教条式的自由主义。
还应该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到格莱德斯通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之前，一直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与他继续保持着联系。他在1868年12月首次获得首相职位后并没有改变他们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交往模式。格兰威尔爵士在他于次年住在门特摩尔期间向格莱德斯通转述了罗斯柴尔德对1868年选举的看法，而格莱德斯通也于1869年和1870年在匹克迪利148号与列昂内尔和夏洛特一起吃饭；也经常与列昂内尔举行“业务”会谈。比如在1869年4月，两人碰面讨论预算，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格莱德斯通在1870年和1871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期间，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会谈。他也在1874年7月到纽科特拜访过列昂内尔，而且一年之后又再次来访（尽管他的日记并没有透露拜访的原因）。只是在苏伊士运河股份矛盾爆发之后，这些会面表面上看起来才停止了——尽管列昂内尔仍然通过格兰威尔偶尔传过一些不很重要的话。
甚至在苏伊士问题之后，格莱德斯通仍与列昂内尔的妻子夏洛特保持了一种超越熟人的关系。在1874年，他把自己的肖像画送给了她，一年之后，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与她“关于信仰状况”的一段对话。这引发了双方不断的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8月份，夏洛特送给他一套由犹太作家写的《圣经》评述，显然是为了帮助他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夏洛特在丈夫死后对此表现得兴致不高，但是格莱德斯通继续到加奈斯贝里去拜访她——这些拜访被她的儿子描述成是“我最敬爱的母亲在病倒之前最后的乐趣”。夏洛特在1884年辞世。尽管他们的政治信念各异，他和纳蒂在1884年和1885年还是经常一起吃饭，并且在他的第三次任期内，也经常在其他的很多场合碰面（主要是讨论埃及问题）。走出办公室之后，他在晚宴上依然很受欢迎，并且在1891年2月访问了特灵。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3）
格莱德斯通在与纳蒂的妻子艾玛恢复了他早先与她的婆母所进行的学术性通信上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便。比如在1888年8月，他写信给她，要求她帮助探讨“关于《摩西法典》与其他同时代或古代体系就其道德和社会层面领域进行比较这样一个很流行而且也能有很多理由进行说明的话题——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果很显然对《摩西法典》非常有利。”艾玛对神学没有兴趣（她喜欢讨论英国和德国文学），但是她显然很高兴能被这样一位大人物所青睐，并且尽她的所能帮助他找到共同的立场。为了感谢他送给她的一本有他签名的他的《圣经》研究的专著，她评论说：“尽管我们的需求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但基督徒和犹太人对那些神圣的《圣经》教义的忠诚都是一样的，对此，正如您说的，‘它们用中立的方式武装我们，把那些争斗带来的相互伤害从我们的身上清除！’”两人对歌德的热情也为通信提供了新的话题。格莱德斯通同时也与费迪南德和他的妹妹艾丽斯，以及康斯坦丝和她的丈夫塞瑞尔·弗劳尔保持着社交联系，他还在他的第四个以及最后一个任期内为塞瑞尔·弗劳尔争取了贵族身份和新南威尔士总督的位置。在1893年，安妮也高兴看到这位大人物。在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她很高兴地描述了“当他说到那些可耻的土耳其人的时候，他的那张老脸被愤怒和火光点亮”。让那些激进的报纸错愕的是，格莱德斯通尽管这一时期与纳蒂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还是在同一年接受了访问特灵的邀请。而纳蒂和艾玛在1896年对哈沃登的回访表明，政治问题在当时被回避了。这次访问之后，艾玛和格莱德斯通的通信中讨论的话题是一棵白桦树最大的树围。似乎格莱德斯通先生和她的丈夫最后终于找到了两人共同的热情所在——树木。
然而，这些持续不断的个人接触也无法掩盖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格莱德斯通的政治信念的不同。简单地说，这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迪斯雷利之间独特的亲密关系不无联系。在他早年的日子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浪漫关系，而且经过长期的培养，让列昂内尔获得了对法国铁路进行投机的一次良机。这些并不成功，而且迪斯雷利的财务状况——一大堆混乱的债务以及高利贷利息的支付——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达到了最糟糕的状况。应该强调的是，与当时的传言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给他任何救助。1862～1863年间，一位名叫安德鲁·蒙塔古的有钱的地主给他提供了帮助，而且还安排购买了迪斯雷利所有的债务，获得了57万英镑，以哈根登的3％做抵押，这就很显著地减少了迪斯雷利每年的支出。在此后不久，他从布莱基斯·威廉斯夫人处继承了3万英镑，这是一位虔诚的年迈女士，他赢得了她的信任和青睐；另外，他还从他的小说中获得了大约2万英镑。有人声称在迪斯雷利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的侄子科宁斯比继承之前付清了哈根登的按揭款，但是我们找不出他们这样做的明显的原因。
在早前的日子里，与迪斯雷利过分的熟悉曾经导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蔑视——不只是因为他对他的父辈信仰的特异态度。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的政治立场高尚到足够使不敬让位给钦佩。夏洛特在改革法案期间的信函反复对他的政治能力进行称颂。“迪斯雷利先生让人觉得非常和蔼可亲。”她在1866年很有特点地这样写道：“我们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敬爱的爸爸和我听他讲话真的是一种享受，甚至迪斯雷利太太的出现也不会破坏这种愉悦。”列昂内尔也明显地对迪斯雷利热情了起来，因为他已经距离顶峰不远了。在1867年进行的改革辩论的过程中，两个人明显地走得很近，议会结束后也经常一起吃饭，并交换相互的政治信念。这些信件中的语气表明了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