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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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4）
当迪斯雷利最终获得了可贵的首相职位的时候，玛丽·安娜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而且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写信表达他们对这位“非凡人物”的胜利感到高兴。尽管面临少数派政权存活机会不大的现实，列昂内尔对德棱给予了严厉批评，因为后者在《时报》上攻击新当选的首相。迪斯雷利很坦诚地告诉列昂内尔他有关于内阁组成计划的打算，尽管他的立法计划仍然使他颇费思量。对于爱尔兰教会问题，列昂内尔在1868年3月的时候这样说道：“我怀疑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而且改革法案将会因势利导。”“还没有人知道，”他在两天后又补充道，“迪斯雷利将要怎么来保证获得胜利。”列昂内尔非常积极地通过“泄露”反对党的打算的消息来尽力协助迪斯雷利。“昨天，迪斯雷利是我们唯一的访客。”他在3月9日告诉他的妻子，“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想要知道所有的报告。当我告诉他，他们（他的自由党资源）说他的很多支持者可能会在爱尔兰问题上反对他时，他说他提出的任何提案都会得到每个人的支持。我建议他组织一些有趣的晚会。”当迪斯雷利在1868年的选举中被击败的时候，列昂内尔仍然给予了支持。“在那个伟大的议会斗争中，您干得非常漂亮。”他在次年的3月写道，“如果潮向稍有更改，就会为您提供更多展示您的雄辩和才能的机会，而我们将会永远分享您的成功，感受您珍贵的个人友谊，这种感情无论在什么场合下您都向我们展示。”作为一种标志性的举动，他以迪斯雷利的小说《罗泰尔》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一匹赛马，这部小说是在他的选举失败之后匆匆收的尾，而安东尼则提供了“大量的野鸡，还有一些兔子”。
在迪斯雷利成为反对党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仍然维持着原来的状况。迪斯雷利在1870年的时候，至少三次被邀请到匹克迪利148号，而且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接触。他为康斯坦丝的一本书提供了关键的构思，而当他自己的房子无法居住的时候，艾尔弗雷德为他在伦敦提供了住房。“请您同意在这间屋子里待些时间。”夏洛特于1873年9月在加奈斯贝里写道，“希望您尽早到来，尽量留下来多待一些时间，起码要待到10月1日之后，因为这是我们盛大的斋戒日以及赎罪日，这样我们所有人才会更加高兴，而且也备感荣幸。”除了热情好客，列昂内尔总是能提供来自其他政治渠道的有价值的新闻。比如，内部关于《自由法案》内容的信息，或者德棱计划在《时报》上发表的社论。“罗斯柴尔德男爵是自由党人，”迪斯雷利在一次内部通气会上对布莱德福德爵士说道，“而且知道所有的事情。”迪斯雷利在1874年重新掌权之后，自由党人担心迪斯雷利会抢在他们之前授予列昂内尔贵族爵位就不足为奇了。
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在那些年间的亲密友情怎么评价都不会夸张。有种说法（尽管不是十分准确）认为他被看做是家族里的一员，特别是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在1872年去世之后。当汉娜在1878年嫁给罗斯伯里的时候，是迪斯雷利送走了她；而当首相在12月份立遗嘱的时候，他指明纳蒂与他的律师菲利浦·罗斯爵士一道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在列昂内尔去世后一年的6月，他的儿子们在回复迪斯雷利的吊唁的时候告诉他，他们的父亲“把你看成是‘他最亲爱的朋友’”。很难想象出在晚年的日子里，还有谁会比他走得更近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5）
列昂内尔的儿子们继续了他们的父亲的“贝肯斯菲尔德主义”的倾向，尽管也像他一样继续坐在下院的自由党一边。在迪斯雷利对东方问题的“沙文主义”政策1878年放到下院来表决的时候，自由党领导层多多少少对纳蒂有些不放心。格莱德斯通的皇室副官威廉姆·哈科特认为，与很多其他“商业人士”一样，“他们发现他们的金钱利益被目前这种局面极大地损害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投入了托利党日的怀抱”。与威廉姆·哈科特所设想的非常类似，纳蒂在政府2月份寻求紧急信贷支持的时候，挑战了自由党制定的以弃权作为底线的官方态度，而且两个月之后，当威尔弗雷德·罗森爵士在4月份提出修正案来反对使用储备的时候，他在两次投票中均投了政府的支持票。他还反对哈亭顿爵士关于印度军队调动的两次决议案（5月23日）以及《柏林协定》（8月2日）。这些就像有时候人们所争论的那样，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富有的犹太人来说，就是他们政治的十字路口，他们在争取犹太人权力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对自由主义的忠诚，最终屈从于迪斯雷利式的帝国主义诉求。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把这看成是19世纪40年代前后，大量的贵族或以乡村为基础的辉格集团脱离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公开迈出的第一步。
随着迪斯雷利的政府招架不住格莱德斯通对“贝肯斯菲尔德主义”（历史书上记录为米德罗锡安运动，这是在格莱德斯通被说服去竞选苏格兰国家席位之后所发动的）的猛烈攻击，而在1879～1880年间下台。纳蒂越来越像是穿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托利党人。就像他显然觉得很尴尬地告诉门提·克瑞的那样，有一次，他“正好在准备投票的环节走进议会，而且因为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提示，我发现我跟多数派的人投了同样的票，而这个议案是谴责政府的。我写信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尽管你知道，以后就算把我的双手砍掉我也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他在1879年3月做了些补偿，当时他警告迪斯雷利说，查尔斯·迪尔克打算推动一次谴责政府南非政策的自由党人投票，这个政策是在伊桑德尔瓦纳取得祖鲁胜利之后做出的，而且“很多保守党人将被禁止投票”。这类信息，用纳蒂的话说，是“通过在西区的俱乐部里以及在金融城里的各种谈话”收集得出的，用现在的眼光看显得有些琐碎，但他确实是这位维多利亚式的首相“倾听大家（指政治精英）心声”的唯一途径。到1879年12月，纳蒂拐弯抹角地通过把自由党领袖说成是“那个魔头格莱德斯通”来表达自己新的政治立场，这句话出现在他给迪斯雷利的新年祝词的结尾处，而且他还提出希望“他（格莱德斯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给您提供帮助”。费迪南德也附和了这种情绪，他这样告诉罗斯伯里：“我希望您的格莱德斯通大人深陷海底。”
在自由党人获得了1880年的选举胜利之后，艾尔弗雷德在他自己位于希莫尔区1号的宅子里给迪斯雷利提供了一套住房，而纳蒂仍然继续给他提供自由党内部纷争的最新消息——尽管有人怀疑他现在的目的更多的应该是让一位老人感到高兴，而不只是想煽动他进行有效的反击。当另一部以纽萨泰尔的形式来表现戏剧化的罗斯柴尔德的小说《恩底弥翁》发行的时候，纳蒂的赞誉显得很虚假（或许从中可以看出希东尼亚与阿德廉·纽萨泰尔的一个不同点正好是他自己与他父亲之间的差异）：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6）
在那些“圣乔治的大旗飘扬在拉瑟拉斯平原上”，而塞浦路斯是一片富饶的殖民地的日子里，“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上遭遇惨败的人”不会再像一位诗人或者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那样谈论您的作品，但是他们将像我一样一如既往地把您看成是一位伟大的英国政治家。
他宣称，这是“对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贡献”。这位风烛残年的作者继续与艾尔弗雷德——“这位世界上最好、最有爱心的东主”——住在一起，一直到1881年1月，当时他搬进了他用《恩底弥翁》的稿费购买的位于科赞大街19号的房子里；而且当他首次以及最后一次于1881年3月10日在那里宴客的时候，艾尔弗雷德都是到场的客人之一。当迪斯雷利4月19日凌晨去世时，轮到纳蒂去履行他的最后愿望，把他送到哈根登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而且他的葬礼“与她的一样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他们委婉地拒绝了格莱德斯通提出的公共葬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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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阿尔方索的话说，迪斯雷利曾经是“我们家族最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但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自由党那边争取过来，并不只是靠这份友谊。同等重要的是在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当中有的人非常激进——与具有非常明显保守倾向的辉格党人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在选举过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首次以一股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在白金汉郡的时候，在艾勒斯贝利及其周边已经建立起来的辉格党人的领导地位所形成的大环境非常不友好。卡林顿爵士提到他们的时候，很刻薄地说他们是“红海”，而艾克顿·丁达尔则大谈拒“割礼”于党门之外。在1865年，纳蒂以无可争议的选举结果回到他的席位，但是他与丁达尔的政见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对于教会费的废止问题）。然而，三年之后，似乎忽然之间变成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党内站对了路线。激进派联盟秘书长乔治·豪威尔有点死缠烂打地在艾勒斯贝利硬缠着他们，结束了那种简单的局面，并由此让一名罗斯柴尔德人和一名托利党人没有悬念地退回到了这个有两名成员的选区。在金融城里，列昂内尔发现他自己很尴尬地与一名自由党候选人在哈姆莱兹大厦竞争，这名候选人是一位名叫约塞弗·德阿吉拉·萨姆达的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这很可能是他失去他的这个席位的原因之一——在总体上自由党人票数领先的选举中出现这样的失败显得很不寻常。6年之后，列昂内尔又再次遭遇失败。然而，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他和格莱德斯通之间对于财政政策的分歧被公布了出来。按照《时报》后来所回忆的，列昂内尔（“在或许是他参加过的唯一一场重要的选举会议上”）指出：
格莱德斯通先生提出的废止所得税提议将会让国家每年失去900万英镑，而且盈余可能达不到那个数额的一半。对于另外的一半，必须征收更多的新税种。当他的听众大喊“反对”和“经济”的时候，他回答说经济并没有走得这么远，可以每年节约400万。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意见是，新税种必须开征，而且必须针对财产来征。他提出了执照税，比如在奥地利由商人支付的那种情况。
提倡高税会对选举产生负面影响的发现并不是现代的事情。列昂内尔的说法被诺斯科特尔1874年的预算所验证，他们仍然征收所得税，尽管对于年收入在400镑以下的提高了起征点，并采用了较低的费率。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7）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格莱德斯通之间的党内政治紧张局面在1876年终于彻底地爆发了，当时迪斯雷利升到了上院后，需要在他的白金汉郡选区进行一次补选，而此时恰逢格莱德斯通的“残酷”运动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格莱德斯通非常急需一场自由党的胜利，而且他显然看到了保加利亚问题可以作为实现那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他送给了自由党候选人鲁波特·卡林顿“250份小本”（他写的小册子的副本），而且以热切的兴趣追踪着这场运动。当格兰威尔的一个朋友在投票前5天试探列昂内尔的口风的时候，他发现：
他很狂热地支持迪斯雷利和德比——但说起话来似乎他在支持卡林顿原文如此。——译者注。但是在当下的投票体系中又没有可能去了解选票的流向。举个例子说，对于他的三个佃户，他也不可能说出他们是跟随着他的方向投票，还是跟随着教区长的方向投票。他的看法是，弗雷门特尔（托利党候选人）可能会以5票胜出，总得票数为600票。
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个预测相当准确。
两年之后，当艾勒斯贝利的第二个席位被自由党候选人乔治·W·E·罗素——约翰爵士的侄子——赢得的时候，他们的分歧更加严重。在反犹太人运动的暗流中，在打倒“贝肯斯菲尔德主义”的一个完美的例子中，罗素就像格兰威尔对格莱德斯通所承认的那样，“攻击迪斯雷利是犹太人、沙文主义者和阴谋家”。当这在当地的保守派报纸《白金汉郡信使报》上进行报道（尽管罗素努力取消了“犹太人”这个字眼）的时候，纳蒂顿时火冒三丈，马上在他再次见到格莱德斯通的时候，抓住“一切机会给罗素扣尿盆子”。那些带头的自由派人士愿意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事实，使得人们很难再只把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向迪斯雷利偏移的理由仅仅说成是与格莱德斯通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合。
外交因素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当自由党人赢得1880年大选的时候，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是一件有些“遗憾”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派政府似乎会有更多的“古老英格兰的威望和影响”。而“格莱德斯通先生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