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英〕约翰_密尔-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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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并不影响他人利益的事情上只为他人不高兴而受到束缚,这便不能发展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倒只能发展性格中那种不会伸展自己去反抗束缚的力量。 人若妥协于此,就使得全部本性迟钝模棱起来。 要想给每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在任何时代里,只看这一项独立自由运用到怎样程度,就相应地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怎样值得为后代所注视。 就是专制制度也不算产生了它的最坏结果,只要人的个性在它下面还存在一天;反之,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前文已说明个性与发展乃是一回事,已说明只有培养个性才产生出或者才能产生出发展得很好的人类,我在这里就可这样来结束这个论证了:关于人类事务的情况,已说到它把人类自身带到更近于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东西,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多或更好的事可说吗?说到对于好事的妨碍,难道还有比阻碍这事更坏的事可说吗?这些考虑无疑还不足以说服那些最需要说服的人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发展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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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于尚未发展的人还有某些用处,这就是要对那些不要自由也不想受自由之惠的人们指出,如果他们容许他人利用自由而不予阻碍,他们也会在某些不难理解的方式下得到报酬的。第一点,我想提示一下,他们可能从发展了的人们学到些东西。 任何人也不会否认,首创性乃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 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的趣味与感会的例子。 谁只要还不相信这世界在一切办法和做法上已臻尽善尽美,谁就不能很好地反驳这一点。 诚然,这种惠益并非每人都能同样做得出来:在与整个人类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的人其生活试验如经他人采纳,可能会在行之有素的做法上算是一点什么改进。 但是这些少数人好比是地上的盐,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 还不仅是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们。 如果没有新的事物要做,人类智慧岂非就再不必要了吗?一仍旧贯专做陈事的人所以会忘掉为何要做它们,并且做起来又只象牛而不象人,这岂不是一个理由吗?在最好的信条和最好的做法中,向机械性退化的趋势只嫌太大了;除非有一连串的人以其不断产生的首创性阻止那些信条和做法的根据变成仅是传袭的,这样死的东西就不能抵抗任何真正活的东西的最小一点震撼,那就没有理由说文明为什么不会象在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那样消亡下去了。 诚然,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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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们,却必需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 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 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个性的,唯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都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之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压束。 假如他们因怯懦而同意被迫纳入那些模子之一,听任其在压力下不能扩展的一切个人部分不扩展,那么社会也不会因有他们的天才而变好多少了。 如果他们的性格强,打碎了身上的枷锁,他们就变成社会要压为凡庸而未成功的一个标志,社会就要以严正警告的意味指斥为“野人”
、“怪物”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号,很象有人会埋怨尼加拉(Niagara)河,怪它不象荷兰的运河那样束于两岸之间而平静地流去。我这样强调地坚持天才的重要性,坚持让它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得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深知在理论上没有人会否认这个立场,但是我也深知在实际上却是几乎每个人都对它漠不关心的。 人们想,天才若能使人作出一首动人的好诗或者画出一幅好画,那确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一说到它的真义,一说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首创性,虽然没有一个人明说那不是什么可赞美的东西,可是几乎每个人心里都想,没有它,我们也能干得很好。不幸的是,这一点是太自然而无足怪了。首创性这个东西,是无首创性的心灵所不能感到其用处的。 他们不能看到它会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怎能看到呢?假如他们能看到它会为他们做些什么,它也不成其为首创性了。首创性得为他们服务的第一件事,乃是把他们的眼睛打开;这件事一经充分做到之后,他们便有机会使自己成为有首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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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了。 同时,人们都要记住,没有一件事不是有某一个人第一个做出来的;人们还要记住,现有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首创性所结的果实;既然如此,那么就请大家都以足够的谦虚来相信,这里还剩有一些事情要由首创性去完成;还请大家也以足够的谦虚来确告自己,自己愈少意识到缺乏首创性就愈多需要首创性。说句清醒的真话,不论对于实在的或设想的精神优异性怎样宣称崇敬甚至实际予以崇敬,现在遍世界中事物的一般趋势是把平凡性造成人类间占上风的势力。在古代历史里,在中世纪间,以及以逐渐减弱的程度在由封建社会到当前时代的漫长过渡中,个人自身就是一个势力;如果他具有宏大的才智或者据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他就更是一个可观的势力。到现在,个人却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在政治中,若还说什么公众意见现在统治着世界,那几乎是多余的废话了。 唯一实称其名的势力,只是群众的势力,或者是作为表达群众倾向或群众本能的机关的政府的势力。 这一点,在私人生活方面的道德关系及社会关系中和在公众事务中是一样真实的。 有些人,其意见假公众意见之名以行,却并非总是同一类的公众:在美国,他们所谓公众只是全体白人;在英国,主要是中等阶级。 但他们却永是一群,也就是说,永是集体的平凡的人们。 还有更怪的怪事,群众现在并不从教会或国家的贵人那里,也不从公认的领袖那里或者书本当中,取得他们自己的意见。 他们的思考乃是由一些和他们自己很相象的人代他们做的,那些人借一时的刺激,以报纸为工具,向他们发言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发言。 我并非埋怨这一切。 我并不肯定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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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较好的事物,照一般的规律,可以和现在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相容并立。 但是那并不足以阻挡平凡性的统治之成为平凡的统治。 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制或多数贵族制的政府,不论在它的政治行动方面或者在它所培育的意见、品质以及心灵情调方面,曾经升高或者能够升高到平凡性之上,除非最高统治的多数人能让自己接受具有较高天赋并受有较高教养的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指导(在他们最好的时候总曾这样做的)。
凡一切聪明事物或高贵事物的发端总是也必是出自一些个人,并且最初总是也必是出自某一个个人,一般人的令誉和光荣就在他能跟随那个发端;就在他能够从内心对那些聪明和高贵的事物有所反应,并且睁着眼睛被引向它们。 我绝非在鼓吹那种“英雄崇拜”
,奖励有天才的强者以强力抓住世界的统治,使世界不顾自身而唯他之命是听。 他所能要求的一切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至于强迫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权力,那不仅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而且对这个强者自己说来也足以使他腐化。 看来,在仅仅是一般群众的意见到处都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支配势力的今天,对于这种倾向的一个平衡力量和矫正办法,正要那些在思想方面立于较高境地的人们愈来愈多地发挥其断然的个性。 在这种环境中,那种突出的个人特别不应当受到吓唬不去做,而应当受到鼓励要去做出与群众不同的行动。 在别的时候,他们这样做时,必须不但与群众不同而且比群众较好,才算有些益处。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只要仅仅是不屑苟同的一个例子,只要仅仅是拒绝向习俗屈膝,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 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僻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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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暴虐,人们的怪僻才更为可取。 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和地方,怪僻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 今天敢于独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前文讲到要尽可能给予不合习俗的事物以最自由的发展余地,以便随时可以看到其中有哪些事物宜于转成习俗,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行动的独立性以及对于习俗的蔑视之所以值得鼓励,还不是只因为它们对于较好的行动方式以及更加值得一般采纳的习俗能够提供颖脱而出的机会;也不是说只有具有确定的精神优异性的人们才可以正当要求按照自己的道路过他们的生活。 说一切人类存在都应当在某一种或少数几种模型上构造出来,那是没有理由的。 一个人只要保有一些说得过去的数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人不象羊一样;就是羊,也不是只只一样而无从辨别的。 一个人不能得到一件合身的外衣或一双可脚的靴子,除非量了他的尺寸来定做,或者除非有满满一堆栈的货色来供他挑选:难道说要给他一个合适的生活比要给他一件合适的外衣还容易些,或者说人们彼此之间在整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构造上的相同比在脚形上的相同会多些吗?只须仅仅说到人们具有多种岐异的嗜好,这一点就足够成为所以不要试图用一个模子来范铸他们的理由了。 而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发展其精神的条件;不同的人不能健康地生存于同一道德的空气和气候之中,正不亚于各种各样的植物不能健康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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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于同一物质的空气和气候之中。 同一些事物,对于这个人在培养其较高本性方面是助益,对于另一个人则成为障碍。同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这个人是一个健康的刺激,足以使其行动和享受的一切官能得到最适当的应用,对于另一个人则成为徒乱人意的负担,足以停歇或捣碎一切内心生活。 人类中在快乐的来源上,在痛苦的感受性上,以及在不同物质的和道德的动作对于他们的作用上有如此多般的不同,所以人类除非在其生活方式方面也相应地有如此多般的歧异,他们就既不能获得其公平的一份愉快,也不能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本性能够达到的体量。这样看来,专就公众情操来说,为什么宽容还应当仅仅施及那些由其为数众多的依附者强要他人勉从的生活嗜好和生活方式呢?
当然,没有哪里(除非在某些僧院组织中)会完全不承认嗜好的分歧:譬如一个人对于或是划船,或是抽烟,或是音乐,或是体操,或是下棋,或是打纸牌,或是研究什么东西等等都可以或爱好或不爱好而不受什么责难,这是因为爱好和不爱好这些事物的人都为数太多以致无法压倒的原故。 但是有些能被指控为为“尽人之所不为”或是不为“尽人之所为”的男人或女人——在女人则尤甚——仍然是众所贬议的话题,其程度正象他或她犯了某种严重的道德过失一样。 人们需要拥有一个尊号,或者拥有品位(或他人对于品位的看法)上的某种标志,才能稍稍肆意于为所欲为而不致损及对自己的评价。 对于稍稍肆意,我重复一句,因为不论何人若多有一点那种肆意,就要蒙受到比贬词还厉害的危险——他们竟处于可能被判定有精神错乱的行为而被夺去财产并交付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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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的危险境地呢。①
当前公众意见的方向中有一个特点,特别适于使它对个性的任何显著表现不能宽容。 人类中的一般中材不仅在智力上是平庸的,就是在意向方面也很平庸;他们没有足够强烈的嗜好或愿望能使他们响往于做些什么不平常的事,因而他们也不能理解有那种嗜好或愿望的人,迳把那种人划归野性难驯和不知节制的一类,而那又是他们素所鄙视的。现在,在这个普遍的事实上面,我们只须再设想有一个旨在改进道德的强烈运动插进来,这显然是我们所必须期待的。 在这些日子里,这样一个运动果然插进来了,已经实际在加重行为规
①近年来,任何人都可被法庭裁断为不配处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在他死后抹煞他对自己财产的处分,只要其中付得出课于财产本身的诉讼费用就行。 在这种案件上作证的情况是既可鄙又可惊的。 对他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微末细节都要加以探查,通过低中最低的感觉官能和描述官能,只要找到任何一点与绝对陈套不尽相象的现象,就提到陪审官面前作为精神错乱的证据,而且往往有效,因为陪审员庸俗无知的程度既比见证人差得有限,如果还差一点的话,而裁判官又因异常缺乏人性和人生的知识(这种无知至今在英国法律人士中仍继续使我们惊异)而往往帮助着误引他们。 这些审判连篇累牍说明着俗人关于人类自由的意见和情感状态。 裁判官和陪审员们远不知道个性有何价值,远不尊重个人在无所谓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判断和意向行动的权利,竟至不能意想到一个人在精神健全的状态下会想望这种自由。 在往日,当人们主张烧死无神论者的时候,慈悲的人士常常提议不如把他们放进疯人院中;想到这里,那么在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