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女儿-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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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得万分惊讶，几乎惊呆了。他没有回答。

我问他：“这符合逻辑吗？”

他想了好大一会儿，才答道：“他是成问题，可是……”

“安跟你说起他什么？”

“嗯……说他不分昼夜随时都给她打电话，说他给她写信，说他经常突然闯到她家里或她的办公室。”

我问他：“她被杀的那天夜里，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电话时，她有没有说他在跟踪她，或是他给她打了电话？”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事实上，她确实告诉我她晚上不准备按原来的计划用自己的巴伐利亚车，她让我为她另找一辆吉普。她说比尔·肯特又在骚扰她，说她用吉普车就不会太引人注目，还说她要让他看见她的车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车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她的车上有部电话，我有一只移动电话，我们原来准备在她驾车去射击场途中保持联系的。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所以她还是开着吉普出去了。我们按时见了面。”

辛西娅问他：“你们见面时她提起了肯特没有？”

“没有……”

“她提到有人跟踪她吗？”

“没有……不过，她说她看到后面有辆车，那车朝乔丹机场方向去了。”他又说：“她觉得一切正常。于是，我用移动电话给她父亲挂了电话。”

辛西娅说：“随后你们就去了步枪射击场？”

“是的。”

“做完这些，你就在公共厕所旁边等着，看事情是否在按计划进行。”

“是的。”

“你有没有想到，”辛西娅问，“肯特上校有可能到过现场？”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承认这种想法曾一闪而过。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骚扰她。”

“你从没想到他真的在跟踪她，并且可能杀了她吗？”

“这……现在细起起来——”

“你可是个头脑很敏锐的侦探，上校。”我打断了他的话。

听了这话，他显得很不安。他说：“我原以为是将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一听说她被杀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父亲杀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亲只是把她扔在那儿不管了，还应有另一个人……一个疯子……正好路过……我恰恰从没把这想法跟肯特联系起来……”

“为什么？”我问。

“他……他是宪兵……是有妇之夫……他爱她……不过，是的，经你们一提，这确实合乎逻辑。我的意思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个怪物。”

“是的。”

“她知道这一点吗？”

“有点知道。她不习惯于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亲，也许还有韦斯·亚德利。现在回想起来，她是没有对比尔·肯特给予足够的注意，她判断错了。”

“她对101型变态心理没研究好。”

他没说话。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办公室，把这些写下来。”

“写什么？”

“你所了解的一切。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详细情况。葬礼之后在教堂交给我，给你两个小时，抓紧时间打出来。这件事，对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尔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几天前碰到的那个穆尔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娅说：“这案子很棘手。我们干得那么辛苦，可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正因为就在眼皮底下，才难以看到它。”

辛西娅一个人闲扯了几分钟，我一直一言没发。她不断地打量着我。

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话筒，给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挂了电话。他立即接了电话。我对他说：“上校，我建议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枪射击场去时穿的鞋子拿去毁掉；第二，跟坎贝尔将军统一口径，咬定你没有去射击场；第三，葬礼过后立即让福勒太太乘汽车或飞机离开这儿。”

他回答：“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我觉得，我必须把我跟这事的牵连说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这么做。将军的希望就是命令。”

“这命令是不合法的。”

“请你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为你自己、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庭、为军队、为我，也为坎贝尔一家——忘了你与这事的牵连。请你慎重考虑。”

“我会考虑的。”

“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拿她的那枚西点军校的戒指？”

“没有。”

“你到那儿时，地上是不是插着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yīn道里。”

“是这样。”

“我把它拿出来，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从奇克索河大桥上扔进了河里。”他又说：“我猜你原本会很高兴去检查上面的指纹的。”

“是的，我本来是会的。”但事实上，肯特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我挂上了电话。

一个大个子走进了这间小办公室。我和辛西娅都站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们握手。此时，辛西娅的职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让给了大个子卡尔也。他坐了下来，辛西娅则另找了张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们一样，卡尔也穿着绿色礼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尔和我一样，当过步兵。我们俩一同在越南服役。我俩的军服上缀着基本相同的勋章和奖章，包括那枚铜星勇敢奖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战斗勋章。由于经历过同样的考验，又都已到中年，我俩之间通常是不拘礼节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没有卡尔那样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坚持对他以礼相待。我问他：“要咖啡吗，长官？”

“不要，谢谢。”

我们寒暄了三秒钟，然后，卡尔说：“现在，让我听听，你这儿有什么最新进展？”然后他又转向辛西娅：“也许你可以跟我谈谈。”

“是，长官。”辛西娅先跟他谈了法医证据、格雷斯·狄克森的电脑发现、那两个姓亚德利的家伙，以及鲍尔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参谋不幸与此案有牵连的情况等等。

卡尔专心地听着。

辛西娅接着向他有选择地汇报了我们与坎贝尔将军、坎贝尔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尔上校的谈话，我没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没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没有提起安·坎贝尔的地下室，也只字没提比尔·肯特这个人。这正是我的处理方法。她在短短的两天之内竟然学会了这么多东西，这不能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娅对卡尔说：“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跟复仇和报应分不开，是心理战中一个反常的实例，与10年前发生在西点军校的事情有关。”

卡尔点了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辛西娅谈到安·坎贝尔的人生哲学时，确实讲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好像对此很感兴趣，我知道辛西娅是有意说给上校听的。

卡尔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就像一个伟大的哲人准备解答人生之谜。辛西娅最后说：“保罗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浅。”

瞎扯。

卡尔像尊石雕，一动不动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钟。我突然想起，跟前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雾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娅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终于，赫尔曼上校说话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爱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残酷。”

我问：“长官，这是尼采的话，还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话说得不讨人喜欢。他对辛西娅说：“很好。你解释了作案动机，揭露了这儿普遍的堕落现象和重要的秘密。”

“谢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们是否该去教堂了。”

“是的，长官。”

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站起来。我们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们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车，卡尔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驾着车往基地教堂驶去。这时，卡尔终于忍不住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讲出来让我听听吗？”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们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证人证词和一些法医医据。这些证据都说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卡尔的眼睛瞪圆了。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阵兴奋。不过，他那岩石般的下巴还没有掉下来。“就是那个宪兵司令。”我赶紧加了一句。

卡尔恢复了常态，问我：“你们准备正式指控他吗？”

问得好，卡尔，谢谢你。我回答：“不。我准备把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告诉我你掌握了哪些情况。”

我把车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停车场停满了车，我们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卡尔，说：“这是从安·坎贝尔的私人电脑中找到的，是写给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尔读完信，点点头，然后还给辛西娅，说：“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这么一封信，一定羞愤交加。但是，这能让他去杀人吗？”这时，威廉·肯特上校正巧从旁边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辛西娅告诉卡尔：“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尔看着他走向教堂，说：“他看上去没有作贼心虚的样子。”

“他情绪不安，”辛西娅回答，“我想他几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对，然后又把这想法暗示给我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人也是会坦白承认的。一个人将自己所爱的人杀了，这个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别人分担这种压力。与职业罪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犯罪同伙，没有知心朋友。他们十分孤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

卡尔说：“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罗处理这件案子，你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吗？不，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希望别人能把他看破。”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门厅，有十几个人在那儿轻声交谈着。在来宾簿上签名后，我就径直走进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见得比外面凉快多少。我发现长椅上人快坐满了。将军女儿的葬礼虽然不要求人人参加，但只有白痴才不来，至少也要在之后的仪式上露上一面。

风琴在我们头顶的唱诗班楼座里轻轻地弹奏着。我们在中间的走道上站了一会儿。也许，我们都在犹豫是否该向安的灵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坛台阶下的灵柜台上。终于，我开始沿着长长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娅和卡尔紧跟在我后边。

走近覆盖着旗帜，向左边半开的棺木，我停住脚步，低头注视着死者。

正像肯特说的那样，安·坎贝尔神态安详。她的头枕在粉红色绸缎枕头上，长发铺展在头和脸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妆艳抹过。

说真的，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棺材中粉红色的绸缎内衬，衬托着美丽的脸庞、金黄的头发、金色的穗带、闪亮的军剑和雪白的制服。

当然，我是在不到5秒钟时间内把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绕棺一圈，顺着中间走道离开了。

我看到坎贝尔家的人坐在右边的前两排座位上，有将军、坎贝尔夫人，还有一位年轻人。我在安·坎贝尔的影集上见过他，知道他是将军夫妇的儿子。其余的显然是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老老少少，都按照军队的习惯，穿着黑色外套，臂上戴着黑纱。

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同时等着我的两位同伴赶上来。

我们在鲍尔斯少校坐的那张长条椅上找到了相连的三个空位。

随军牧师埃姆斯少校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他没有穿牧师法衣，只穿着绿色军礼服。埃姆斯少校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们的姊妹安·坎贝尔告别！”

许多人呜咽起来。

我悄声对卡尔说：“这位牧师也玩过她。”

这一次，卡尔的下巴终于掉了下来。看来，今天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