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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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世界上的一般常识，只有有教养有学问的人，才能达到那种圆通的境地。即读书万卷间接学习别人的经验进行理论上有体系的思考，才能在人生观上成熟起来。
按上述条件观察阿崎婆，她是哪一个条件也不符合。她没上过学，是文盲，片假名、数字等一概不识，从未读过书。然而她说出来的话是那么成熟、老练。只能解释为她通过生活阅历的积累，才能达到那么高境界的。
卖身生活——与多数不特定的外国男性以肉体进行金钱交易，根本无爱情可言，往往容易使妇女身体、精神都受到摧残。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以一夫一委制为原则，卖淫是违反道德的，不得已从事卖淫的女性被世人瞧不起，她们想过平凡的婚姻生活却得不到实现。她们被社会排斥，并患上可厌的性病，总也逃离不开贫穷。她们在精神上绝望，自甘堕落，沿着反人类、反社会的方向狂奔，也是自然的，谁也不能责怪她们。
可是在这许多人当中也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换句话说，有些人越是接触社会丑恶面，越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变得老练，变得对他人宽容。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戏剧《底层》中的老巡查卢卡就是这种人。
一九○二年高尔基写的这出戏，是以十九世纪俄罗斯的肮脏的旅店为背景的。人物有利欲熏心的旅店老板，浮荡粗暴的老板娘，寄生虫般的小偷儿，酒精中毒的演员，锁匠，妓女，挑夫，醉汉鞋匠，骗子，自称贵族的落魄人。总之，登场人物全是对人生绝望者。在这些人中间，老巡查卢卡无论对谁都十分宽容，他对无可救药的人也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在锁匠的老婆安娜濒临死亡的时刻，他安慰她说：“只要到天国就会幸福的，再忍耐一下吧。”他鼓励酒精中毒的演员和小偷倍倍尔说：“改变我们的心情，迎接新生活吧！”他的历史谁也不清楚，但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的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肯听他的话。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话里有什么学问和教养，而是他有历尽千辛万苦后总结出来的智慧和宽容。
如果不怕引起误解来比喻一下的话，阿崎婆除了性别与卢卡老人不同外，她就是日本的卢卡式的老人之一。她流落到遥远的北婆罗洲，度过几十年的海外妓女生活，在生活的底层有时每晚接客三十人次。岁数大了回到祖国，每月的生活费仅有四千日元。她被人瞧不起，既没变成性格乖戾的人，也没有反社会的行为，相反却健全了自己的人格。卢卡老人的同情心是以人为对象的，是欧洲人道主义立场的产物，而阿崎婆不仅对人如此，对猫也这样，她把自己的食物节约下来分给九只猫，其理由是它们也有生命啊。
多数对海外妓女和普通妓女的研究报告，只偏重妓女们悲惨的境遇，只强调研究者的同情，没有涉及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当然，妓女问题的研究目的是要杜绝社会的卖淫现象，而不评介妓女们的人格。在报告当中必然要展示卖身生活的悲惨，报告者也势必要同情这些妓女。可是以海外妓女为先例的多种多样的日本妓女当中，在被迫卖身的同一条件下，既有绝望而自甘堕落的人，也有见识了底层社会种种丑恶之后人格越发高洁、老练，在思想上人生哲学上到达一定深度的人。而这，是以往的妓女研究所忽视的。正是如此，我要给在底层被迫卖身的妇女正名，把她们的历史记录下来。
想到这里，我猛地回过神儿来，原来公共汽车已经通过了大矢野岛上了天门桥。天门桥连接大矢野岛和宇土半岛，如从熊本那边过来的话，它就是天草五桥的第一座桥，从天草归去的时候就成了最后一座桥了。
眼前仍是碧蓝秀丽的大海，过了这座桥就要离开天草了。遥望南面的天空向下岛方面凝视，怀着无限的思念的我，在心中默念——海外妓女的岛天草再见！阿崎婆再见！还有她终生朋友富美的墓、阿霜的墓、阿邦母亲的墓再见！为了采访她们的生平，许多天草人对我进行了无私的帮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小小的公共汽车终于驶过了天门桥，径自进入九州本土……
尾声——海外日本妓女与近代日本
我的天草之旅距今已经四年了。对于以摆脱城市喧嚣、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旅行来说，总会在心头留几枚风景，即便事过一年也令人怀念。但我的天草下岛之旅却与之不同，三个多星期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留给我的是愈加强烈愈加沉重的心理负担。我知道，我关于海外日本妓女的报告是非写不可的。然而，四年来我却什么也没写下。
在这期间我曾发表过其它文章，只是对天草之旅一直保持沉默。这除了担心文章发表会给阿崎婆等人带来麻烦，还有我自身的问题。我反省自己：这颗心真的被海外日本妓女的无声控诉给紧紧地抓住了吗？除了经济的和家庭条件的限制以外，它主要看我所持有的人性问题，看我是否全力以赴了。
因此，四年后的今天，我决心动手写天草之行的长篇报告文学。最后所剩下的问题是探讨为什么这么多的海外日本妓女都簇生在九州的天草地区？我将海外日本妓女作为日本底层女性的典型，认为追寻它出现与存在的来龙去脉，可以进一步明了日本底层女性产生的社会根源。
一言以蔽之，所谓海外日本妓女簇生的最大原因是贫困，是像阿崎婆这样的天草农民的赤贫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它因。在阿崎婆的幼女时代，她和一家人“每天从早晨只喝水，一直熬到晚上吃点红薯”艰难度日。她的母亲再婚后兄妹三人的日子就过得更难了。寒冬腊月，装红薯的桶里空无一物，仅靠一点点麦皮芋汁维持生命。住房从大到小，小的房子里边蹋蹋咪也没有，只好拾点枯枝败叶来烧火取暖，兄妹三人空腹席地而坐，满脑子想的只是食物。
民以食为天。食，是人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第一需求。显然，不但阿崎兄妹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所有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都如此艰难，甚至连村冈伊平治、由中太郎造也出身贫穷。那么，海外日本妓女的家庭和人贩子的家庭所共有的贫困只是由于天草自然条件的恶劣吗？还有什么重要原由吗？
众所周知，作为岛的天草，从总面积来看是足以独立经营的巨岛。但岛内山连山，虽然并非高峰，却都是山地，缺乏平地大河，只能开垦梯田，故有“在天边耕种”的说法。天草的土壤受对岸岛原的云仙岳火山爆发后降灰的影响，自古贫瘠，因而生产力极低。
既然土地条件不好，那就应该利用四周的海洋资源。可是，天草自古少良港，加上由于潮汐的关系，鱼群极少南下，渔业难以发展。
确实，谁也无法否认，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天草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无视天草的社会条件。除了自古存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各种条件实际起相当大的作用。
我对天草古时候的情况不了解，加上它和近代天草没有直接关系，在此略去不讲。不得不说明的是，据记载，德川时代的天草曾经因收成好而税率极高。
据松田唯雄著《天草近代年谱》、山口修著《天草》等书记载，庆长八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时，曾将天草两岛作为关原合战战功奖，赏给肥前唐津德城主寺泽志摩广高。当时全岛农业收成高达三万七千石，因海上收成计有五千石，实际农业耕地有四万二千石。众所周知，德川时代的租税是以米麦等现物为纳贡品。税率以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计算，天草的普通农民每年要交年贡一万八千万石。
如果土地的生产率高，耕种面积广的话，这样的纳税尚能接受，但天草自古自然条件极差，农民纳完税后维持再生产和一家人生命的食粮极少。据传教士说，天草的农民现实得不到幸福便向彼岸求希望。宽永十四年因贫困，岛原、天草的群雄暴乱迭起。
岛原、天草之乱后的代官铃木三郎重城就任时最大的业绩就是力图修正税率，向幕府要求将一万二千石的征粮数减半。重城最后的手段是递交请求书的同时切腹（即剖腹），以示忠诚。因为天领代官是幕府意志的直接体现者，重城的提诉和切腹是由于他作为代官认为，不适当的高租税是天草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
除了租税过重，天草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激增。
据当时传教士的记载和幕府内部文书的记录，征伐岛原、天草之乱虐杀者无数，以致使当时的人口减半，特别是岛原半岛村村人烟稀少，处处可见飞鸟行走。于是，征伐的第二年，天领及九州话藩施行强制性移民政策，持续五十年之久。
除此之外，德川时代中期以后，外国人岛者增多，江户、京都的罪犯多被指定流放到此地，加上离岛相当困难，于是天草人口剧增，据统计，文久三年到明治三年以平均年间增加一千三百九十三人的速度激增。
当然，如果是普通的土地，人口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生产力上升，反之则人口增加只能导致岛民的贫苦。明治维新使社会产生大变革，天草岛的农民期望着幸福生活的到来，但最终落空了。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明治新政府，只是将租税形式由纳贡的现物改为纳金而已，税率并不曾减低。
当然，天草的农民们已经改变了在德川封建制下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状况。但如果说明治改变了什么，只有一点，就是解除了天主教的禁压，出岛与归岛自由了。
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德川时代相比，随意出岛与归岛确实获得了一大自由。但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贫困，自然争取出岛，以求自家的脱贫。
天草农民的男性到九州出卖劳动力，女性干什么呢？有给人家当保姆带小孩的，有从事非技术劳动的。但多数天草女性因家庭极贫，需要多额金钱，只好出卖肉体。
适逢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为对长期锁国的政策之反动，出现向海外打工的现象。实际情况确实是到海外赚钱胜于内地。加上天草四周是海，离中国大陆、东南亚距离近，不像本州人那样对海外抱有隔绝感，所以卖身的天草女性拥向中国大陆、西班牙及东南亚。所谓海外日本妓女即天草岛出身的海外卖春妇诞生了。
这些海外卖春妇的产生原因，除了天草的自然条件外，更多的是由于德川封建时代及近代日本社会的问题。这不但是天草的问题也是农村的女性问题。进一步而言，是近代日本全体女性、近代日本社会中女性存在的问题。
举例来看，如东北地区产生的制造业纺织业女工。东北地区一年中有半年是冰雪覆盖期，生产力低下，租税高，自古蔓延弃儿的恶习。现在的童子河原之地名便是当时残留下的痕迹。进入明治时代，制造业纺织业兴盛，需要大量女工，随之出现女工劝诱人。工场和女子学校、茶道、花道场所的条件相反，“工场像地狱，主人像鬼，周围汽车乱转”，在那里生活“比笼中鸟比下监狱还要苦”。
又如北陆地区农民的贫困原因，除了积雪等恶劣的自然条件，还加上在大地主间隙扩张起来的布教，即净土真宗的信仰。于是，这一带的过剩人口的出路大致为：男性到富士卖药，以越后的杜氏、汤屋奉公等有名。女性因肌肤雪白出美女，成为有名的越后艺妓。
天草的海外卖春妇的出现及制造业纺织业女工、越后艺妓等近代日本底层女性的出现，不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更出自社会原因，国家未能以有效手段防患于未然。社会、国家本来是因为人类经济性精神性的生产行为方式的需要，个体需要生活保障才产生的。救济受苦人本是它的职责。
德川幕府及推翻德川幕府的近代日本国家都没有解决底层女性及农民穷困的根本问题。相反，近代日本国家为了自己的强大，甚至侵略诸国，彻底利用女性。
德川博府靠锁国政策维持了二百五十年的太平，但产业革命终结后，资本主义体制确立了，成立日本近代国家是为了对抗西欧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的压迫。始终在野的明治政府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于明治十八年写的《脱亚论》中指出，日本应脱出亚洲的一员，早日进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为此，主张像西洋人那样对待支那、朝鲜，道出了近代日本国家的根本思想。即使福泽委婉地说“西洋人对待亚洲如何”，此话直接加以表现就是西欧列强对亚洲非洲采取高压的殖民政策，日本也应以西洋人同样的态度去支配亚洲各国。
因此，明治中期日本针对资本的积累不足，国家经济力不强，在国际上发言无力，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为推行殖民地政策，近代日本国家彻底地利用了底层的女性。
序章中提及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村冈伊平治自传》中写道，经自己手诱拐的妓女“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国家不知是为谁的国家。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作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这是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合理化说明，是对福泽谕吉日本国家殖民政策的具体说明。也就是说，近代日本国家向中国大陆、东南亚岛屿推行政治军事政策。经济进出是其首要手段，而大量的海外妓女成为他们赚取外币富国强兵的工具。人江寅次著《海外邦人发展史》写道，明治三十三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钱金额约百万元，其中，六十三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又，《福冈日日新闻》于大正五十年九月九日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来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一万二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则突破三十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