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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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丘吉尔轰炸行动”的阿瑟·哈里斯爵士后来写道：
告诉我哪次战争是道德的？用刺刀捅进人的肚子，那是道德的吗？他们会说战略的轰炸会涉及无辜的平民，平民总会卷入到大战之中。
以前的战争是以包围主要城市终结的，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什么？切断供需，使城市里的人挨饿，直到他们吃完最后一条狗、一只猫、一只臭水沟里的老鼠，再饿死，同时包围的军队会把所有能弄到手中的炸弹尽可能扔进去，不管落在哪里，促使人们投降。
包括吉米·杜立特尔在内的一些美国人反对美军不加区别地轰炸德国平民。一位空军上将写道，“我们决不允许战争史将我们宣判为战略上轰炸过平民百姓。这样的行为绝对会使德国相信，我们就是他们所说的野蛮人。因为那会相当明显地向他们表明，这是针对平民的一场大规模空袭，正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另一位上将则抗议“屠婴计划”。
但罗斯福对陆军部长斯蒂姆森说应该教训教训敌人。他写到，“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德国是一个战败国，他们已失败了，不论对集体还是对个人，这种事实必须让他们有切肤之痛，让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
美联社的一篇文章绕过审查，向国内透露“盟军空军将领早已下决心采取对德国人口稠密区进行有意识的恐怖性轰炸，加速希特勒的覆灭。”这一举动令空军将领紧张了好一阵子。一位空军人士曾提醒人们注意“全国上下对空军所具有的严肃认真性考虑所产生的后果，因为我们一直宣扬只精确轰炸军事和工业目标”。但罗斯福对这种“野蛮”之战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他在这些大屠杀中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美国人在对日战争中可能成就的战果的精彩预演。”正像一位曾经获奖的历史学家理查得·富兰克林所写的那样：“在轰炸欧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所有的道德障碍踏在脚下为使用大规模的空中轰炸扫清道路，即使摧毁目标已包括了大规模无辜平民的死亡。”
1945年2月3日，美国轰炸机在柏林炸死了至少3。5万人。2月14日，在德莱斯登英美又烧死了4万人。科特·冯尼格特在他的小说《第五号屠场》中记录了这个时刻：“德莱斯登现在像月球，除了矿石，一无所有。烫人的石头周围布满了尸体。”冯尼格特描写“一根根木头躺在人行道上”，那是在轰炸中丧生的人。
今天有后见之明的人们谈到1945年3月时，会说那时已“接近战争尾声”，德国马上就要战败。但太平洋战场上却不一样。伤亡增加，战斗更激烈。厄尼·派尔说道：“太平洋战争渐入白热化，一天更比一天惨烈，越靠近日本本土，局势就越困难，对我来说如炼狱般的日子还要再过上几年。”厄尼没说是几个月而是说几年。
比利·米切尔早在20年前就告诉美国怎样收拾日本。“日本城市密集，到处是‘纸张木头和其他易燃烧的建筑物’，这是我们见到的最容易攻击的大片目标。投射燃烧弹将把整个城市化为灰烬。”1940年初，美国空军将领克莱尔·陈纳德写信给亨利·阿诺德将军，“500架美军飞机在本州和九州葱郁的竹林中投掷燃烧弹，可烧毁日本帝国工业的心脏。”亨利回信说：“美国只关心准确命中军事目标，使用汽油燃烧弹轰炸城市和我国打击军事目标的政策宗旨相违背。”
但总司令感觉不同。“虽然阿诺德和飞行员们反对这种建议，罗斯福却对这个建议感到高兴，命令最高内阁官员在这个项目上下点功夫”。这个计划不久就流产了，因为陆军部长斯蒂姆森“从道德上反对空袭城市和平民。”而乔治·马歇尔将军更集中于希特勒对美国兵构成的威胁。但是随着和日本的战事越来越近，马歇尔1941年11月15日邀请华盛顿七名新闻记者举行秘密发布会。在这秘密的场合，马歇尔对这些影响民众观念的记者说如果和日本开战的话，美国会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美国将“派飞机焚烧日本城市，也会毫不犹豫地轰炸平民——将一切烧个净光”。
由于珍珠港事件，美国不能近距离地去轰炸日本岛国的飞机场，因此直到1943年轰炸日本城市的第一个详细计划才制定出来。该计划表明“数量小到10吨的M—69凝固汽油弹都有可能把日本任何一个城市的大片城区摧毁殆尽”。现在日本已经变成魔鬼一样的国家，很少有美国人在意那些轰炸是否野蛮了。但是美国空军十分关心自己的形象，1943年的一份关于轰炸日本的备忘录中含有这样耐人寻味的句子：“人们期待选中的理想轰炸区域应该包括合法的军事目标或者是离军事目标最近的地方。”
日本是一个小国，领土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大部分是山区，无“内地”可言。大城市集中在沿海。“制造业的75％集中在六个大城市里，这是非常罕见的。”“一条连接日本工业中心的线形成S状，上端是新湟，其弯曲部分环抱着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下端穿过广岛—吴和八幡，这些城市间相隔都不超过150英里。德国只有12％的工人住在15个大城市里，而34％的日本工人都挤在六个大城市。德国只有6％的工人住在柏林，而日本却有14％的工人住在东京，汉堡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着6000人，而大阪每平方英里土地上却居住着4。5万人，东京的雷门工人区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3万多人。
1944年2月，罗斯福收到空袭日本的战略计划，到1945年1月，提到“日本城市易受大火的破坏”的轰炸研究，都开始坚持这样的意见即城市“最终会成为重要有效的轰炸目标”。因为工业聚集在城市，特别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许多家庭就像个车间，为附近的工厂生产组装零件。每个工厂就如同根系成网状的一棵大树，延伸到周围生活区，既吸纳工人又搜集零件。”
埃尔默·戴维斯是战时情报办公室负责人，1945年2月，他告诉参谋部美国民众的看法，“关于轰炸日本，民众似乎没有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提出强烈反对，但有些人对持续轰炸柏林持反对态度。”辛迪加军事分析家埃略特称，“坚决摧毁日本工业，不要给它的工厂留一块瓦片，直至在日本再也看不到一台电动机、蒸汽机或柴油机，看不到化工厂，连一本讲这些东西怎么生产的书也毁掉。”1945年罗斯福的儿子和顾问艾略特·罗斯福称“要炸得日本只剩一半人口”，B—29轰炸机使此变为可能。
二次大战中，罗斯福对轰炸机投入巨额费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战争中使用的最昂贵的武器：原子弹花了20亿美元，但很多华盛顿人士指出B—29轰炸机是美国“30亿美元的豪赌”。
空中堡垒“B—29”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技术上的成功。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亨利·阿诺德就认为需要生产一种长距离飞行的大型轰炸机保卫美国免遭纳粹的威胁。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亨利匆匆赶制B—29。他要求改进飞机的性能，亨利要求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年才完成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完成。然而制造出来的飞机被机械问题所困扰。发动机过热导致起火，颇负盛名的试飞员在试飞中机毁人亡。
没有人愿意驾驶B—29轰炸机，这一点自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亨利请求杜立特尔·吉米派最好的飞行员保罗·蒂贝茨驾驶。他曾首次驾驶美国战略轰炸机轰炸德国。他虽然刚29岁，但飞行技术娴熟，而且安静、沉稳，是一个善于鼓舞士气的领导者，蒂贝茨迅速实现这项计划，被称为“B—29先生”。
B—29轰炸机与其他飞机的区别就像步枪之于弹弓。在飞机发展史上，它的机体最大、最长、最宽、最重、最快，飞行距离最长，四个螺旋桨每个长16英尺。能携带10吨炸弹，同时还能每小时飞357英里。能为11位机组人员提供像客厅一样舒适的环境，它能在空中连续飞行16小时。其他机型在3万英尺高空时温度降至零下50度，人就要穿厚衣服，戴笨重的氧气罩，但这种“空中的卡迪拉克”备有机组人员密封箱，飞行员能穿日常衣服舒服地待在里面。一旦掌握了它的操作，它就会变成二次大战时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位飞行员说：“舒适的气氛，整齐的铆钉，强有力的发动机，新型的轰炸瞄准器，这一切都让我们喜欢。它是一架非常漂亮的飞机。”
1944年6月15日，从中国起飞的B—29轰炸机执行对日本的第一次轰炸，目标为九州的钢铁厂。60架飞机在3万英尺高空锁定目标，却只有一枚炸弹击中钢厂，有7架轰炸机未归。这些在白天高空执行的轰炸任务并不奏效，大部分炸弹掉进了稻田，而不是钢铁熔炉上，而且还损失了过多的飞机。
为解决问题并证明B—29轰炸机有打胜仗的能力，亨利·阿诺德把他的爱将从欧洲调出来。他就是柯蒂斯·勒梅将军，只有38岁，是空军最年轻的将领。他很勇敢，曾在欧洲多次执行危险的轰炸任务。他身材高大健壮，话语轻柔，几英尺外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圆圆的脸庞永远凝结着愁容，这是轻微的贝尔式面瘫症造成的。他因沉稳和镇静自若的风格而闻名。他的一位下属说“他好像没有太拼命工作，但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善于思考”。而另一位下属则这样说：
在他为某事做出决定之前，他会倾听别人的意见，而自己一言不发。一旦决心一定，他会长久的仔细沉默思考如何用最简短的语言宣布他的决定。他认为人们讲话一两句就够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语句简捷，才使他周围聚了许多人。他有一种方法，让人听起来，像是考虑过所有的选择，然后才选择了惟一的可能。他言简意赅，说话简洁，似乎能使任何人相信，虽然他的决定出其不意，但可能是正确的。
由乔治·巴顿将军、文斯·隆巴迪和柯蒂斯三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只许胜，不许败。他命令他的下属：“如果一个飞行员能锁定一个目标，即使不能返回，也不能中途而废。”正像有位飞行员对他的评价那样，“我们就是要击中目标。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似乎都无足轻重了。”柯蒂斯名声在外，他是一名严厉的将领，为取得结果，随时准备牺牲。一位飞行员说过，“勒梅将军接管空军后，他要将我们全部送死。”
柯蒂斯后来回忆起他下达的命令：“你们要驾驶着B—29轰炸机往前冲，击中目标；如果没有击中，你们就要被解雇。”他写到他知道自己身上的压力，“因为全美国就像一群狼一样吼着要轰炸日本。”
攻陷塞班岛后，柯蒂斯将B—29轰炸机群移师马里亚纳群岛。现在飞行员们离日本帝国近在咫尺。
柯蒂斯最初坚持空军行动原则——高空精确轰炸。但是当他的飞行员盘旋在日本上空3000英尺时，飞机被一阵阵从来没有人遭遇过的神秘风暴所袭击，好像众神发威，保护这个“日出之国”。这种不知名的妖风后来被命名为气流风，这种平流层疾风呼啸着从西伯利亚袭来，穿过日本海时，风速250英里／小时。如果B—29轰炸机与风向垂直飞行，飞机会向两边“滑动”，如果逆风而飞，飞机就成了不会移动的靶子，非常容易被防空炮火击中；如果顺风而飞，速度会达到450英里／小时，在如此快的速度下根本无法使用诺顿瞄准器瞄准。这种疾风还和在它下面六英里的爆炸目标之间形成一层层糟糕的气流。有一次111架飞机只有24架能看清靶子把炸弹投到它的附近。
亨利·阿诺德把这种每架价值60万美元的B—29轰炸机看成是结束战争的银色魔弹。如果柯蒂斯无法从国家的巨额投资中取得什么战果，那么战略轰炸方案将被彻底摒弃，海军也许会统帅B—29，比尔·米切尔想建立独立空军的梦想将化成泡影。“我们必须行动”，柯蒂斯说，“我必须尽快行动。”
柯蒂斯仔细审查了过去美国空军作战原则——日间高空精确轰炸，他决定将其彻底推翻。他要晚上采取行动。他要低空飞行，在疾风下面穿行。在夜幕中无法精确锁定目标，只好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
“向低处飞”读者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是明智的，但是B—29轰炸机的飞行员听起来则像自杀。高空飞行的全部道理就是避免被地面炮火击中。飞行员在3万英尺的高度可以俯视地面，看清高射炮阵地向他们射击的情景。现在他们必须要直接进入黑色炮火圈内，就像让散兵坑的士兵突然离开保护掩体，朝着子弹飞来的方向猛冲。
但是柯蒂斯觉得他找到了日本防御的漏洞。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大胆的猜想。他认为在3000英尺～10000英尺的高空，日本没有足够的防空火力。他要让他的飞机穿越这个空隙。但他的高射炮专家告诉他，如果这样做，他会失去70％的B—29轰炸机。但是他的直觉却告诉他结果不会像高射炮专家所说的那样，他希望使日军防空炮火感到惊讶而迷惑不解，然后在黑夜中仓促作出调整，他也考虑到日本战斗机不会在夜晚同美机对抗。在另一次大胆的举动中，他决定把B—29轰炸机上所有的机枪和弹药都卸下，使每架飞机多带2700磅凝固汽油弹。
为检验他的理论，柯蒂斯选择最大的目标东京，并且没有通知上司。他写道：
我要干，但我不会对阿诺德将军提前报告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一心只想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如果我提出这项计划，他又预先认可，那么他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不告诉他，计划彻底失败，劳而无功，他就会将我免职。指派他人接替我。他仍然有机会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该计划很全面，很实用，我就这样办，一个字都不透露给阿诺德将军。
1945年3月9日，柯蒂斯向飞行员阐述了任务。首先是目标、路线和海陆营救安排。然后，他手夹香烟，稳稳地踩着大地，面向飞行员们宣布：“我把你们送到5000英尺的高空，不带枪、炮和弹药。”
飞行员们惊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