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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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解释道：“我七三年底下放到竹林公社一个知青点上，因为我的样板戏唱得好公社宣传队看中了我，调我去宣传革命样板戏。这个宣传队一共才十二个人，每个人都必须一专多能。那些人个个都是好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我除了唱戏好以外，还能搞创作，是宣传队公认的笔杆子。宣传队里有个人叫张济平，原来是‘巴州星火’的宣传部长。他看过很多书，笔杆子也很好，口才更好，我们很谈得来。有一次他跟我谈到要成立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小组，叫我写一个学习章程。我一听觉得这是好事，于是就在纸上随手写了几条给他。其实以后并没有人参加这个小组的学习，我和他也只是各看各的书，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到了七五年长航来我们县招工，因为我在下放时劳动生产搞得最好，大队第一个推荐我参加工作，就这样我来到武汉，而且再也没有和张济平联系，也没有回巴水。我在单位工作搞得很出色，各种专刊都是我一手操办的，我积极靠拢组织，领导也有意培养我，一年后我就被提拔为团支部书记。谁知我走后张济平又跟别的公社宣传队队员王子建商量成立学习小组的事，被别人听见报告给公社，把我也牵连进去了。刚开始抓我回巴水时只是拘留，公安局说我犯了错误，等到转成逮捕时我才知道大事不好，这是要把我当反革命整啊！在看守所预审员就说我是首犯，他们说这个章程就是反动组织纲领。所以我在公判大会上很想听听我到底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居然没人批判我。铁戈，这说明了什么？”
铁戈想了想说：“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尚在想象之中的学习小组，仅仅只有一个学习章程，而这个章程又只是个规章制度并没有反动言论。第二，你们并没有正式成立组织，更没有活动，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总不能批判一个空洞的学习章程吧？”
祝平冷笑道：“正因为这个学习章程没有一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他们无法进行批判，所以把我晾在一边。又因为那个章程是我写的，所以把我当做首犯。还有一件怪事，这个王子建我从来也没见过，一个仅有三个人的反革命集团，首犯倒有一个部下不认识，岂非咄咄怪事？”
铁戈无限惋惜地叹道：“祝平，仔细想想吧，你真以为我们中国人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吗？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如果真的想要拥有这些自由并且把它付诸实践，你就会失去自由，这就是轻信的代价就这么简单。唉，你一个团支部书记，又考取了大学，本来是前程无量的，就让这一张逮捕证给他妈毁了。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怎么还是文革的老一套？左得吓人！”
“到武汉以后，我一个下面县城里来的人在武汉人看来就是乡里人，所以我必须卖力地工作。我的字写得不错，又爱好美术，每年的元旦、三八、五一、五四、七一、国庆单位里办的专刊，都由我组稿、审稿、改稿、编排，字是我写的，画是我画的，平时局长的报告也是我写的，局长很器重我，一年工夫我就由宣传干事提为团支部书记。后来局长要我写入党申请书，要介绍我入党，局长和几个副局长是真心喜欢我，没想到这事把我毁了。”
“你怎么会和‘巴州星火’的人搞到一起？你是不是造反派？”
“不是。我是五六年生的，文革时期我才多大？‘巴州星火’的宣传部长张济平其实就是个回乡务农的高中毕业生，头衔倒是吓人，可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再说我要是造反派，局长还能培养我？我在单位里表面上是宣传干事，实际上是局长的半个秘书。我们局长出差只带两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就是我。那时候真是春风得意呀，宣传科一个蛮漂亮的叫江茜的姑娘跟我谈朋友，她的父母亲都同意。唉，现在我是刑也判了，团籍也开除了，大学也上不成了，朋友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祝平神色黯然。
“你呀，就像哲学里说的螺旋式运动。不过事物的发展是螺旋是上升，你却是螺旋式下降，经历了巴水——武汉、武汉——巴水、巴水——武汉这样一个往复运动，最后从一个团支部书记沦为监狱囚徒。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我们却是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这就是命。”
“此话怎讲？”祝平问。
“傻瓜，这也搞不清楚？本来我们是社会上自由自在的公民，就因为我们有些观点和当官的不同所以失去了自由，必然要走进牢房，这就叫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祝平，江茜跟你断了吗？”
“不知道。我被捕以后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写信只能写给直系亲属，没法跟她联系。”
“你直接给她写封信，我托外劳的带出去，想说什么只管写，保证一点麻烦也没有。”铁戈大包大揽。
“真的呀？你还有这样过硬的关系？那太好了，我明天就交给你。”祝平大喜过望。
“祝平，你判了二十年是大刑期，不要指望她为你等二十年，这不现实。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她判了二十年你该怎么办？”
“我等她二十年。”祝平斩钉截铁地说。
“哈哈，‘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真看不出你还是个情种！这事说说容易，让一个人等另一个人二十年未免太残忍了。等人的人尽管心甘情愿，被等的人真的能够那样心安理得？你如果真心爱她，就应该完全彻底的为她着想，祝福她能找到另一个心上人。”
“你谈过朋友吗？”
“谈了怎样？没谈又怎样？”铁戈反问道。
“没有谈过朋友跟你说这些就没意思了，因为你没有尝过谈恋爱的滋味，更不知道什么是失恋，说了你也不懂。”祝平这话说得有些负气，但这话字字都像尖刀扎在铁戈心上。
铁戈默默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从里面拿出一张还带着体温的照片递给祝平：“比你那位如何？”
祝平仔细看了看说：“比江茜还漂亮。怎么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http：//。”
“她奶奶是苏联人，她是我们厂的厂花，第一美人，我的朋友都叫她白菂之花。她是六六年三月插班到我们学校来的，我们是同一届但不同班的同学。我不认识她，但她认识我，因为我在学校调皮出了名。六六年我们一起到北京大串连，六八年在一次武斗中我还救过她。七零年我进厂当了工人，七一年她也到我们厂，因为我们以前认识，所以她一进厂就往我那里跑。当时厂里规定青工三年不准谈恋爱，但我们实际上是从七一年开始交往的，只是双方都不说破这层朦朦胧胧的关系，直到七四年她三年出师我们才公开了关系。在厂里她是女子篮球队的队员，我是她的教练。我们又都是厂宣传队的，她这人能歌善舞，真可以说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自从我判刑以后我就跟家里人嘱咐坚决不让她知道我坐牢的地址，为的就是让她断了这个念想，彻底忘了我。其实我何曾忘了她？每时每刻都没忘记她，从内心讲我真的巴不得她来看我。相思太残酷了，但我不能让她等我。我已判了十年，如果让她等我十年我相信她会等，但我又于心何忍？人生最美好的光阴莫过于青春，她等我十年岂不耽误了她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何况这十年是她最美好的十年，我实在是不能让她为我辜负这十年光阴。因为爱她爱得太深太真，所以我处处为她着想，我衷心祝愿她能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相伴终生。爱，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拥有而是奉献，有时甚至是彻底的放弃。真的，有时候放弃更是一种爱，一种无法忘怀的升华了的博大的真爱。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苦难，那就让我来承担，只愿她不为我所累。”
这是铁戈在狱中第一次和别人谈起自己的初恋情人，说得那样动情，他实实在在为自己连累了何田田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两个人都不说话，铁戈又摸出烟来抽。
良久，祝平问：“你以后怎么办？”
“以后？你也是红州地区人，应该知道红州的一句老话，吃萝卜吃一截剥一截。这种事只能看缘分，唉，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还有八年多年刑期，八年以后的事谁也说不清楚，不想也罢。”
第二天铁戈把祝平的信托外劳的犯人发了出去，半个月以后江茜和她母亲一起来接见，恰巧铁戈的父母也来接见，这样铁戈正好看见了江茜。在铁戈眼中这个武汉姑娘的确长得很不错，一米六五的身高和祝平非常般配，身材苗条，文文静静的模样，只是满脸愁云，悲悲戚戚。江茜按祝平信中的要求送来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还送来一个精美的碧绿色的瓷杯。
接见回来祝平满脸喜气，他告诉铁戈：“我只叫她送书，没有让她送茶杯，她想得真周到。”
铁戈问道：“你以前喝酒吗？”
“从来不喝。”
“喝不喝茶？”
“坐办公室的有几个不喝茶？”
“你的初恋结束了。”铁戈长叹一声。
“何以见得？”祝平大惑不解。
“书是你让她送来的，她照办了。她来接见她妈妈大可不必同来，既然来了唯一的目的就是监视她，而且她送这个绿瓷杯其中大有深意。”
“什么深意？”
“这说明她要和你分道扬镳，这个绿瓷杯就是她和你诀别的见证，也是她留给你最后的念想。绿者，青春之谓也。瓷杯瓷杯，辞别之悲也。”铁戈分析道。
“不会吧？”祝平将信将疑：“如果她要跟我分手，何必来接见呢？”
“祝平哪，你真是书呆子。我参加工作时三年不准谈恋爱，因为我们是工人。你参加工作一到单位身份就是国家干部，可以恋爱。你和她谈了两年的恋爱，人家怎么能不顾及感情呢？她来看你念的就是这份旧情。如果你的刑期只有十年说不定她真的会等你，但是二十年实在是太长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时间概念。再说如果要接见她完全可以一个人来，为什么她妈妈也一起来了？这说明她还不太成熟，什么事都要听大人的，自己没有主见。祝平，从今以后你见到这个茶杯就如同见到你的江茜。世人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唉，祝平哪，不要再自作多情了。普希金说过这样一句话：‘怀念已经逝去的幸福是愚蠢而又无益的。’你还年轻，早看破早解脱。你刚投入劳改很多事都不懂，告诉你吧，监狱里讲的是现实，不是黑甜梦乡。一个人做春梦还可以，后面还有夏和秋。可我们在这里做的都是秋梦，紧接着就进入严冬。不要奢望了，祝福她吧！”铁戈不无同情的劝慰道。
从那以后，江茜真的没有再来。
有分教：
可恨天涯咫尺身，隔墙便是意中人。
遣愁不去深院里，细柳依依又几春？
正是：好梦未成真先接逮捕证，恋人苦相思后事终难济。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04。…第一百零四回 佛光普照小妹有幸上大学
第一百零四回
佛光普照小妹有幸上大学
紫气东来大哥提笔写申诉
果不其然，就在这次闲聊后的两个月，七八年七月铁戈的小妹铁瑛参加了高考。八月，铁夫通过文教系统内部的人得知铁瑛过了录取分数线，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又抽烟又喝茶，嘴里一个劲地念叨：“苍天有眼，咱老铁家的祖坟冒了青烟，总算出了个女秀才。”
汪寿龄则在一旁泼冷水：“别高兴的太早了，还有政审这一关，谁知能不能过去？”
“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诛连？这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时侯了，他们还想咋地！”铁夫不以为然。
“怎么不会搞诛连？上半年铁剑和铁瑛考湖艺，就是过不了政审关。中国什么事都还好说，就是不能沾政治的边。沾了政治的边就跟碰了鬼一样，躲都躲不掉。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铁瑛的事不见得很顺利。”汪寿龄倒是很有见地。
果然铁瑛在政审时遇到了麻烦，铁夫只好去找程云才。
程云才原是红州地区文教局的一把手，铁夫的老领导，为人非常正直，铁夫一直都很尊重他。文革初期即被打倒，被勒令在地区文教局养猪。六八年文革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地区文教局革委会派铁夫和地区文教局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副主任宁志国到程云才的老家河北衡水地区外调了一个多月，翻阅了大量敌伪档案。（与此同时电影公司革委会也派人到辽宁、北京等地调查铁夫的假党员问题，当然结果令他们很不愉快，这一切铁夫都不知道。）铁夫在向地区革委会汇报时说：“通过我们查阅敌伪档案和走访当年搞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程云才被捕后与他有联系的同志没有一个被捕的，也没有查到他有出卖同志的记录。他仅仅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员，就是说他有自首情况，但没有变节行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对任何同志的历史问题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对待，所以我个人认为程云才的叛徒问题应予以否认。”
此后程云才才得以恢复原职，当程云才得知自己的“叛徒”问题得以解决是因为铁夫仗义执言，所以一直心存感激。
当铁夫对程云才说明来意以后，程云才马上找到搞政审的人说了这么一段话：“你们是代表组织上来搞政审的，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问题，所以要慎重。所谓慎重一是要把好关，二是不要轻易否定一个人。政审主要是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铁瑛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她父亲出身贫苦，是南下干部，工作积极，党性很强。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是铁瑛的父亲对她的影响大，还是他哥哥对她的影响大？如果一个老革命父亲对她的影响还不如一个反革命哥哥的影响大，那我们这么多年的革命教育是不是太失败了？文革已成历史，而文革那些大搞诛连的陋习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市场，这样搞政审不是毁人前途吗？我们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坐在一旁的副局长武凤岭也说：“如果铁瑛有什么政治问题，我愿以党籍担保！”有了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