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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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狼’，照你这样说真的不能上诉了？”
“那要等到了劳改队再上诉，你就边劳改边等结果。不管怎么说人都要现实一点，劳改队比看守所强，出了看守所再说。”
老段也劝慰他说：“现在中国除了宪法就没有别的法律，只有政策。可是政策毕竟不是法律，它可以随方就圆，怎么顺手就怎么干。你千万不要做那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事，反正进来的人都是在劫难逃。你想想，我现在都四十多了，将来刑满释放，出去有什么用？你才刚刚二十二三岁，判了十年，等刑满释放也就三十多一点，还是会有所作为的。”
“对对，老段到底是老牌大学生，说得有道理，我碰到很多滚过水（湖北监狱黑话：坐牢）出来的人都说在劳改队上诉也是一样的。”“豺狼”说。
有分教：
鼎沸而今鱼肉烂，巢倾岂有卵安然？
墨菲一法非虚妄，华盖当头罩破船。
正是：入黑牢不知就里要上诉，说因由众人齐声劝铁戈。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7。…第六十七回 预审室斗法戏弄呼延
第六十七回
预审室斗法戏弄呼延
判决书玩巧笑煞铁戈
下午两点多铁戈被提到预审室，这是他第一次走进预审室。他打量了一下这个一直想来却又来不成的地方：房子很小，大约八九个平方。进门靠右手墙角有一个圆形的大石墩，上面还雕着花纹，估计是原红州府官衙的物件。靠窗户的地方放着一张极普通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上午宣读判决书的那个人，在他身后站着一个身高和铁戈不相上下的枪兵，如同保镖一般。
那人把手朝石墩一指，示意铁戈坐下。
“铁戈，上午的判决听清楚了吗？”一副例行公事的口吻。
“没有。”他冷冷的答道。
那人十分惊讶，大概从未见过已决犯人这样回答。
他说：“我是刑庭庭长呼延嵩，今天提你出来是送达判决书的。既然你没有听清楚上午的判决，你现在可以看一下。”
铁戈接过判决书仔细地看着，看完后他很平静的问道：“呼延庭长，有些问题我不太清楚想请你解释一下。我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号被你们‘请’到这里来的，到现在为止前后一共才十五天时间，你们法院从未对我提过审，凭什么判我十年徒刑？”
呼延嵩意味深长的笑了笑，好像这个问题问得太幼稚：“有你在学习班的交代材料不就足够了吗？”
“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呼延庭长，我们厂是公安局还是法院的下属机构？他们通过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如果具有合法性，我们厂是不是不用生产水轮发电机而应该改为共产党的专政机关？如果不具有合法性，你们又岂能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刚才我看了判决书，我的所谓罪行没有一条是我在学习班交代的材料，你们又以什么作为定案的依据呢？我写的《訄言》只是一个申诉材料，提了十几个问题请文处长解释，申诉反倒成了威胁公安机关，难道申诉也是犯罪？哪有只准你们诬陷不许我辩诬的道理？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才有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成语，这大概算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特色。我们不过是看了一下《孙子兵法》就成了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那么全国有多少人在研究《孙子兵法》，他们不也是准备暴乱吗？退一万步讲即便我犯了死罪，你们法院最起码也应该走个提审的过场吧？过去小说戏剧里还有问成死罪一说，你们如今连问都不问，这个判决合法吗？”
呼延嵩没有想到铁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语塞。
“还有，判决书认定我一九七四年就参加了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那么请问究竟具体是七四年几月几号？判决书的用语不是讲故事而是法律用语，你们法院总不能说我在七四年一月一号至十二月三十一号的任何一天里参加了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法院不是在判决而是在讲故事，讲一个天下人都不相信的故事。另外，判决书上为什么没有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称？是叫中国马列主义劳动党？还是叫湖北反共挺进救国军？这样的组织我倒是在布告上看见过。一个人如果没有名字，公安局怎么给他上户口？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连名称都没有，你们凭什么定案？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在上海成立的，我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成立了这个组织？作为一个党员你一定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履行了什么手续加入共产党的。请问呼延庭长，我是何年何月、由何人介绍、在什么地方、履行过何种手续加入这个反革命集团？它的组织形式、纲领、目的、行动计划、联系方法到底是怎样规定的？我注意到判决书上说我们不是恶毒攻击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试问一个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还需要打什么红旗？这在逻辑上都讲不通！呼延庭长怎么解释这些问题？”
铁戈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一是因为他常年不在红州，对红州的事完全不知道内情。另一方面他故意这样说，也知道呼延嵩不会做任何解释，只不过是明显带有挑衅的意思。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打打嘴巴官司，你又其奈我何？
果然，呼延嵩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吼道：“铁戈，反革命就是反革命，问什么问？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这样嚣张……”
铁戈打断他的话：“哎哎哎，庭长大人请不要偷换概念。我问的是为什么你们不经提审就强行判决的问题，而不是嚣张不嚣张的问题。嚣张是指态度而言，判决才是实质性的问题。我不过是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而已，你就指责我嚣张。你打死一只昆虫，那虫子还要抽搐几下，我难道连抽搐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当然我并没有指望你改判，你既不会那样做也没有这个权力。既然你们铁了心要致我们于死地，我根本就不想求你们恩典！判决书上说我们民愤极大是假的，实际上我们是官愤极大，这种官愤比阶级仇民族恨不知要大多少倍，这一点你我心里都清楚得很。你们堵住我们的嘴不许我们讲话，挖空心思编造一条条罪状，你敢拿掉堵住我们嘴巴的毛巾让我们说出真相吗？你们枉法裁判，不经审讯即行判决，连最起码的法律程序都不要，连最后的遮羞布都不要，作为庭长请问贵法院是如何执法的？你们也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你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没有人民你们一钱不值！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犯罪不过是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是污染水源。’如果连执法者都可以肆意践踏法律，草菅人命，老百姓怎么能相信这个国家？怎么能相信这个社会……”
呼延嵩暴怒地打断铁戈的话：“不准你放毒！你这是重新犯罪！”
铁戈一改激愤的口吻十分平静的说道：“我原来就没有犯罪，怎么叫重新犯罪？要说犯罪应该是你们犯罪！如果你们无端指控某人强奸母狗日死耕牛，是不是也要判刑？我在公判大会上听到你一连指控我们五个恶毒攻击，别的暂且都不说，只说说我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这个罪名。第一，批林批孔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这是起码的常识，你们却硬要把它分成两个运动，多给我们加了一次恶毒攻击。第二，我们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怎么还要攻击批林批孔？这是什么逻辑？第三，你说说我们到底说了什么话攻击了批林批孔？实际上你们在灵魂深处才是极端痛恨文化大革命，现在却反过来以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来判决我们，这真是荒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老百姓造反，我们这些草民怎敢‘犯上作乱’造那些老爷们的反？老百姓从来都只有逆来顺受当孙子的份儿。就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触犯了官老爷们的利益，你们才如此痛下杀手，恨不能把天下所有冒犯过你们的人统统斩尽杀绝！苍天有眼，中国还没有那样的法律。当然你们可以变通，无中生有，诬良为盗，肆意妄为，枉法裁判，这难道不是犯罪么？再说下去没有什么意义，我还有最后两个问题请庭长大人解释一下，上诉期只有十天会不会多一天？”
“笑话！到第十一天就算天上下刀子也要把你们押走。”呼延嵩认为这个问题问得太无知。
“我是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号被捕的，刑期十年，应该到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号刑满，二十八号就应该恢复自由。贵法院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加我一天刑，非要我坐到二十八号？既然你很会计算上诉期，为什么不会计算刑期？如果按照你们定的刑期我只能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号出狱，对不对？可判决书是一种法律文书呀，一丝一毫都出不得差错。如果是死刑判决书，你们的打字员少打了立即执行这四个字，那么这个犯人是不是因此就能捡回一条命呢？判决书就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统治者没说要杀这人，谁敢执行死刑？”
呼延嵩把桌上的判决书拿起来仔细一看，说：“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向院长汇报，也许是疏忽了。”
铁戈冷笑道：“疏忽？算了吧，十年牢都坐了，我也不在乎多一天少一天。但这于法不合的事在你们这些老法官手上恐怕不会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得了的吧？还有，我被关押在学习班的一年半时间能不能抵算刑期？”
“你倒是想得美，国家没有这种规定。”呼延嵩冷笑道。
铁戈任然不依不饶地追问：“国家法律规定判刑要经过审讯，你们怎么不照办？学习班禁锢我的自由，它对我的迫害比坐牢还厉害，难倒说我在学习班那些日子算是白呆了吗？既然这样你们何不把我早点抓进来？要是那样的话，我这十年刑期起码就少了一年半。唉，说也无益，那我就没有多余的话要说，是不是可以回号子了？”
呼延嵩却说：“你的话说完了，我的法律手续还没完。我问你，上不上诉？”
铁戈冷冷地反问道：“你还有法律手续？哈哈，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开始你们就置法律程序于不顾，不经审讯即行判决，怎么现在又来履行什么法律手续？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当然我也知道，履不履行这个所谓的法律手续你们的判决都要生效或者说已经生效了。我明白的告诉你，现在不上诉，到劳改队肯定要上诉。”
呼延嵩记下了“不上诉”三个字，并让铁戈签字。
铁戈抖动着手上的判决书，突然问呼延嵩：“你知道天日昭昭这个词吗？”
这一突然发问，使呼延嵩顿觉莫名其妙。
铁戈大笑道：“既然有‘莫须有’的罪名，就一定有‘天日昭昭’的那一天！哈哈哈哈，老铁回牢房去也，哈哈哈哈……”
有分教：
刑罚在身未过堂，布衣何罪费思量。
糊涂官判糊涂案，谨向老爷问律章。
正是：枉法裁判何谈法律手续？有冤难诉只待冤沉大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8。…第六十八回 巡回批斗可以吃肉
第六十八回
巡回批斗可以吃肉
身处大狱偷藏香烟
话说元月十三号也就是判刑两天之后，铁戈等人又被提出来，依次戴上手铐，登上停在看守所院子里的大客车。
铁戈又糊涂了，轻声问旁边的柳六一：“今天又要做什么？”
“这还不知道？要出去‘消毒’。”
当铁戈关进厂里的学习班时，柳六一已被红州县公安局拉出去游斗了几次，因此显得很在行。
所谓“消毒”实际上是指押到某个地方进行批斗。除了辛建和左子海以及并不在红州的李炳林以外，在押的七个人都上了车，分散坐在车上。同时上车的还有七个枪兵，其中两个人坐在车尾，其余五个人都在车头。另外还有在公判大会上念批判稿的那个男人和一个喊口号的女播音员也在车上。这女播音员姓赵，她爸爸是在围困长春时起义的国民党新七军的连长，以后恰恰又是辛建的父亲辛开明的下属，也在老山包上住过，是铁戈一个同学的妹妹，从小就和铁戈等人一起上学放学，此时正面相遇她却装着不认识铁戈、柳六一和章子野。选中她当播音员是因为他父母都是北方人，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小赵从小家学渊源，普通话说得呱呱叫，所以上面挑中了她。如果她胆敢拒绝这个工作，等着她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批斗会。此时不知她该作何感想？其实铁戈心里并不怪罪她，她不过是奉命而为。
大客车出了红州城关沿着滨江公路向北驶去，大家明白这是要到郎超雄任教的白湖公社中学去‘消毒’。”
“我操他妈！判也判了，当官的还要把老子们当猴耍！”铁戈不满地骂道。
“这是我们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现在最后的、最光荣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作为批判的靶子，以此来教育广大的革命群众。”柳六一嘻嘻一笑道。
到了白湖中学，操场上早已挤满了学生和当地农村的社员群众，大约有三千多人。会场的上面贴着排笔写的“批斗大会”四个硕大的黑体字，会场前面坐满了中小学生，他们是主要的受教育者，农民们则全都站在后面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乱成一片。当地所有的民兵们都被调来扛着步枪、冲锋枪充当独立连士兵和公安干警的角色，借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
批斗大会依旧是老套路：宣布大会开始、把反革命分子押上台、念批判稿、呼喊口号、散会。所不同的是在台上的枪兵只有两个，其余五个则站在台下，也没有人强迫被批斗者低头认罪，因此批斗会没有公判大会那种紧张的恐怖气氛，倒是让铁戈等人感觉这是一种例行公事。
铁戈不知道这些学生和农民们听懂了没有，这些人与其说是来开会的，倒不如说是来应付差事的，反正只要来开会生产队就给记工分，这在当时绝对是件好事，既不用出工又有工分还能看看热闹，何乐不为？
列位看官，这种批斗会与其说是批斗，勿宁说是示众：老百姓们，你们谁敢乱说乱动，台上的人就是你们的榜样！示众是中国�
